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民众以及许多国外的政要、“中国通”、学者、记者和普通外国人没有认清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他们错误地认为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为中国；甚至是为全人类寻找一种新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模式。在这个长达十年多的“伟大”试验过程中，虽然给中国社会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试验的动机和出发点是高尚的、是充满诗人的浪漫和理想主义色彩的。
国内的许多民众（包括许多专家学者在内）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中国的民众，长期生活在因毛和中共对他们进行的马恩列斯毛（邓）共产极权教条的强制灌输、洗脑，和对真相的隐瞒、歪曲、欺骗而造成的认知黑暗之中。
他们在茫茫黑暗之中，唯一能见到的就是被捧上神坛的“伟光正”的毛，在神坛上所发出的刺眼的光芒，这一束强大的光芒，通过毛和中共所掌控的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这面哈哈镜，所反映出来的种种被扭曲了的虚幻假像，就成了这些人头脑中的“真实”现象。
还有许多国内民众，因同样的原因丧失了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盲目认为毛和中共就是正义、真理、正确的化身。毛和中共所说、所做的一切，他们都认为是真实的正确的，他们真心认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是为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为了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是为了斗私批修。
许多外国的政要、“中国通”、学者、记者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毛和中共长期以来对外实行封锁、保密和那些歪曲真相的对外宣传所致。这些人了解中国的方式，或是从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上搜集、整理、分析所得资料；或是通过偶尔几次被中共精心安排的对中国大陆和对毛的采访而得到的虚假印像，然后依据那些早已被中共的新闻媒体歪曲了的、甚至无中生有编造的“新闻、事实、资料、统计数据”，再按照西方民主社会惯有的逻辑思维方式，加以推导得出对毛、对中共、对中国大陆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对中国大陆社会真实情况的知识和结论，这些结论与真实情况相距十万八千里是必然的。
这些人从毛对他们的那些不着边际、语无伦次的空话、废话、大话中，得出毛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正在带领中国大陆民众，进行一场伟大的理想社会试验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这些国内民众和外国人把“解放”以来毛在中国大陆的所有胡作非为诸如：士改、清匪反霸、镇反、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反胡风分子运动、农业合作化、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运动”都当成“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毛，为建设伟大的新社会而进行的理想主义试验。
这些国内外人士之所以持这种看法，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毛的卑劣本性、毛的思想和毛从事共产革命的动机与目的缺乏最起码的了解所致。
实际上，毛是一个满脑子充满封建奴隶主义思想意识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投机参加共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利用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具有难以抵御的巨大诱惑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远景，蒙骗、鼓动民众跟随他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以实现他自己打天下、坐江山，当封建帝王的梦想。回顾毛一生的所思、所想、所言、所作、所为哪里有一点点理想主义的踪影。这些国内外人士把毛的一切随心所欲、一切违背常理的胡作非为、倒行逆施都错误地当作是毛的理想主义的表现。
有许多对毛和中共的历史和本性有所了解，但了解得并不深刻的人，也仅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自它建立以来就不曾中断过的、你死我活的、狗咬狗式的内斗的延续，“文化大革命”只不过在内斗的规模上比以往中共历次的内斗更大一些、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对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更大一些罢了。
还有极少数头脑敏锐、又有机会接触中共内部的绝密历史档案资料的人，这些人有着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些资料、档案使他们对毛、对中共的本质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些为数不多的人，已认识到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中共内部一贯的你死我活的内斗的延续，而且毛是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永续不绝的封建毛氏王朝，在中国大陆实现由“党天下”向“毛家天下”的转化。
后面两种人，特别是最后这一类人，已基本上看透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然而他们都未能弄清楚，毛为何要花如此巨大的代价：不惜工人停工、学生停学、干部停止正常工作、许多农民也停止种地；不惜瘫痪交通运输，造成生活日用物资极度匮乏，致使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不惜大量宝贵的文化历史文物、历史遗迹被毁坏、大量的珍贵的图书、典籍、字画被付之一炬而灰飞烟灭、或被当成废纸送往造纸厂作造纸的原科；不惜把大批知识精英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对他们进行无情批斗、殴打、凌辱，他们或被批斗、殴打致死、致伤、致残，或不堪凌辱而含寃自杀身亡，或被判刑送往监狱改造，或被处以劳教遣送工厂、农场、农村从事非人的沉重劳动；不惜把大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当作妄图翻天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敌对阶级”，使他们惨遭“阶级灭绝”（堪比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其中以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广西全州、宾阳、上林等县对“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实施的“阶级灭绝”最惨绝人寰、最触目惊心。
毛不惜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挑拨“保皇派”与“造反派”之间为争当毛的正宗奴才而大打出手，在全国各地掀起大规模的武斗，以打击支持老干们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毛为何不惜以造成两千万人死伤、上亿人遭批斗打击这样惨重的代价，发动数以亿计的干部、工人、学生和农民在全国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声势空前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本来毛要打倒他认为的明显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只需利用他惯用的手腕，利用他的对手们都想（至少是表面上想）争当毛的忠实奴才的心理，先拉拢几个人打倒另外几个人；然后又拉拢另外几个新人把原来被拉拢的人打倒，如此做既可达到毛依次分别打倒对手的目的，又不必让国家和民族付出上述这些惨重的代价。
据叶剑英在上1978年12月13且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透露：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笔者估计此数字应包括伤、残人员在内），整了一亿人，耗费八千亿人民币。另据李先念在1977年12月20且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损失国民收入五千亿元。这样耗费的和失收的损失加在一起共达一万三千亿元人民币。这在平均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农民每个工日收入只有二、三角钱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
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毛，不惜让国家和民族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打下的江山——毛氏王朝在他死后先传给江青，再传给他的亲侄儿毛远新，然后，由毛家的子孙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永续不绝。
毛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基于毛头脑中固有的封建帝王思想，他要让他建立的毛氏王朝由毛氏子孙世代相传，永续不绝。另一方面，毛自知自己在中国大陆作恶多端、罪孽深重。他死后只有在自己的亲人掌控的政权里，自己对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才不会被追究、自己造成的四千五百多万人在和平时期的正常年景被饿死和全国各地发生的人吃人的惨状才不会“上书”、自己被吹捧起来的虚假的“光辉形象”才可以“永远”保持下去（就象现在北朝鲜的金氏王朝一样）。
毛十分清楚，他要这样做最大的阻力就是那些提着脑袋追随他一起打天下、劳苦功高的党政军各级老干们。江青、毛远新无论是在资历上；还是在对“革命”的贡献上都远不能与这些老干们相比。毛死后要把江山传到江青、毛远新手里肯定要招致老干们的抵制、反对。即使毛死前把江山交到了江青、毛远新手里，老帅、老干们慑于毛的淫威不敢公然反对。但只要毛一死，以江青、毛远新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无论是在资历、威望方面；还是在党内权力斗争的阴险狡诈和经验方面，都远不是这些在党内外斗争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老干们的对手。只要毛一旦命归黄泉，老干们便会随便找个借口，轻易将江青、毛远新以及文革新贵们赶下台。
精明老道的毛深知这一点，所以为确保江青、毛运新能顺利继承他打下的江山，并在他死后不被老干们推翻。毛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死前，把所有的老干们全部打倒并剥夺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将他们整得服服贴贴死心踏地甘当毛家王朝的忠实臣仆。
鉴于打倒彭罗杨陆的经验教训，毛深知靠老一套的拉一派打一派，并经“正常”的“法律”和“党纪”程序要在自己死之前将所有阻碍他实现毛家天下世代相传的所有老帅、老将和老干们都打倒，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贯善于愚弄、鼓动无知民众和青年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达到毛和中共的政治目的的毛，终于想出以他被捧上神坛的巨大声望发动民众、青年学生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打倒党内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揪叛徒的名义，对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老干们同时进行全面打击的办法，鼓动、唆使民众、青年学生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各级走修正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各级老干们）的反。
毛用这一祸国殃民的群众运动的方式终于如愿以偿从1966年5月中到1968年底这短短的两年半的时间内，已把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老于们几乎全部打倒，并剥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或是已把他们整得服服贴贴甘当毛氏王朝的忠实臣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