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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33年的流亡生活

陈独秀和彭述之(右)在上海

《彭述之回忆录》问世

今年,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彭述之回忆录》,上卷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下卷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和托派运动》。两大卷书近一千页。

一九八五年我与王沪宁从中国到法国访问,在巴黎见到一位叫程映湘的人,知道程映湘是彭述之的女儿,而彭述之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回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告诉我,彭述之是一个托派分子。

“六四大屠杀”后,我与妻子高皋流亡法国。前年从美国重访巴黎,又见到程映湘和她丈夫Clande Cadart(高达乐)。与三十年前相比、巴黎的街道、巴黎的咖啡店、程映湘的家、通往她家的电梯,几乎没有变化,而程映湘、高达乐两人已是年近九十的老人了。他们家中到处是为写作用的成堆成堆的各种旧报刊,两人还在不停地写作,这部《彭述之回忆录》是彭述之口述,由程映湘编撰了中文本、高达乐和程映湘翻译成法文出版的,今年香港出版的是中文版。

读《彭述之回忆录》,我首先关心的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是怎样流亡的,而程映湘是怎样随同她父亲到巴黎的。

始终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念

彭述之比毛泽东小一岁。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四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是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留苏三领袖”。一九二五年,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彭述之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二把手”。这时,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由于彭述之与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一九二九年彭述之与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接着,陈独秀、彭述之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三年后,陈独秀与彭述之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出狱后,彭述之始终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念,重整托派组织,在上海“解放”前夕,为了“挣脱毛泽东特务的魔手”,彭述之将托派“中央机构”撤到香港。在香港,彭述之仍感到不安全,“为了挣脱英国皇家警察的魔手”,一九五〇年一月彭述之一家五口,从香港动身,到越南西贡的华人区定居下来。由于参加托派的一次会议,与他们同时从香港到西贡的“中国托派同志”刘家良被越南特务拘捕,在监狱中受到酷刑,不久死在狱中。彭述之一家在西贡还是感到不安全,不得不离开越南。当时的巴黎,是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的中心,彭述之决定到巴黎。除了当时十七岁的大儿子因没有足够的钱买船票外,彭述之一家四口乘了二十多天船,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到了法国马赛,六月底到了巴黎。

到巴黎那一年,彭述之的女儿程映湘二十四岁,小儿子九岁。程映湘说,当时他们一家生活很困难,没有钱,靠“廉价的家庭手工收入”糊口。一九六八年,他们在巴黎近郊获得了一间小公寓,在这之后的四年中,彭述之与他的女儿、女婿多次交谈,成了编写《回忆录》上卷《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的基本资料。

彭述之比毛泽东多活了七年

在六十年代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托派中许多人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幻觉”,但彭述之没有幻觉、从不抱有回到中国的希望。《回忆录》说,“一九五〇年一月末,当彭述之离开中国的那一刻,他预感到这将是永别。”许多托派分子认为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是相反的。程映湘说,彭述之一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不断地提醒他的托派同志:“毛泽东主义,在实践上,本质上与斯大林主义同出一辙。”

彭述之的最后十一年是在美国洛杉矶渡过的。一九七二年彭述之夫妇两人到美国定居,受到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同情者不断的资助和友好对待。一九八三年彭述之在洛杉矶医院逝世,比毛泽东多活了七年。

对于彭述之的一生,托派中央委员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作了评价:“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另一位托派分子郑超麟说彭述之“夸示他对革命的十大贡献”、“丑表功”。看一看共产党内和托派内部无穷无尽的争吵和斗争,斯大林死了,托洛茨基死了,毛泽东死了,彭述之死了,这种争吵究竟为了什么?值得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认真反思。

《动向》2016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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