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投票选举人大代表的经历。那时还是一名学生，没有人告诉我们在反抗强权的同时，怎样正确对待弱者。于是，一位曾因精神分裂症休学的同学，获得了过半的票数。这对那位同学极不公平，他惶恐不安，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用人大代表来取笑他。
相比之下，现在的年轻人更加人道，也更加机智和幽默——据报道，在五年一届的人大代表选举中，希拉里·克林顿、唐纳德·特朗普及江泽民等上海市民“喜闻乐见的人”，获得了很多选票。在高校集中的上海松江区，克林顿据称获得最高票数。该市多个选区不得不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重新选举。北京一些高校也出现类似情况。
在如何看待民主方面，这两代人受过很不一样的教育。年轻的我们被告知，西方民主固然先进，但是中国还需要时间追赶。现在的教育是，西方民主尔虞我诈，中国模式也许会为世界带来新的希望。但是，两代人至少在亲历基层选举时，有着相似的感同身受。他们都选择了以破坏的方式表达抗议。
破坏选举的直接结果，就是官方指定人选在程序上无法正式当选。在更大的意义上，人们以嘲笑和自嘲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绝望：这不是我们要玩的游戏。如果没有替代性的行动，这种绝望可能变成政治上的犬儒主义。
独立候选人的遭遇让人更加失望
独立候选人是替代行动之一。按照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法，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选举法还规定，候选人提名还要经过选举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然后才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五年前的上一届选举中，独立候选人在各地纷纷出现，成为一个热点新闻。官方发言人称，由于存在这个“讨论、协商”的制度，中国只有“正式代表候选人”，没有所谓的“独立候选人”。这种“民主集中制”的确是一个陷阱，但是至少在“讨论、协商”之前，人们自由地参选和投票，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事实上，独立候选人的活动，也更多地发生在这个阶段。
官方甚至不必劳驾法律上设置的陷阱，而是要把任何可能违背官方意志的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早在1998年，姚立法以“自荐参选人”的身份成功当选当届湖北省潜江市的人大代表，成为一时“美谈”。随即出现了另外一些成功案例。这些案例可能改进人大代表体制，也有可能粉饰官方的实质控制。当异议人士试图利用这样的机会来表达观点时，官方则进行了坚决的打压。
很多“独立候选人”遭到警察、便衣维稳人员以及受官方雇佣的地痞流氓的骚扰、跟踪和威胁，有些人甚至以“破坏选举”的名义被警方拘押。官方不仅威胁他们退出选举活动，而且禁止国内媒体对他们的参选进行报道。BBC驻京记者沙磊近日发布的一则视频，显示了中国官方如何阻止外国媒体的报道。沙磊前往采访独立参选人刘慧珍女士，在她的门口遭遇一堵近乎无声的人墙。随着他的坚持，人墙越来越长，也越来越厚，直到将他和同事“挤”走。
独立候选人的遭遇，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对体制进行建设性的修补。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人对改变体制感到更加绝望。因此，它也未能成为一种替代性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