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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不太好

中国的文人每喜做“国师”,中了“屈原毒”,又自觉有诸葛之才,认为上可为“治理国家”而“出谋献策”,下可做“意见领袖”,启迪民智,实为虚妄。

以戊戌政变为例,康有为是领袖,最爱风头,权力欲最大。谭嗣同则浪漫而冲劲。梁启超学识通博,也是最冷静而具观察力的一个,但组织力逊于康有为。这三个人,本各有所长,却犯了判断的通病:靠近了光绪皇帝,误以为光绪年轻,有改革之志,又难得地欣赏而信任这几位有现代西方文明思想的知识份子,而且一定活得比慈禧太后长久,所以毫不迟疑,全部将赌注下在光绪这边。

书读得再多,读不通融,戊戌维新的一伙“顾问”,有许多书本的学识,但不了解中国宫廷是一个江湖,不但慈禧是一名龙头,周围的袁世凯、荣禄,不必读书,都是一群捞家。

中国文人的缺点是天真,误将天真为理想,而又误将对理想的坚持,当作“风骨”。一百年来,研究戊戌政变的论著甚丰,今日看来,这场风波发展迅速,也可以感应当年康梁一伙人,皆以为手中有“直线”可以通光绪的那股空前的亢奋。

有直线通光绪皇帝,是没有用的,首先光绪无权,其次光绪不是明治天皇,意志软弱,身体多病。谭嗣同尤为天真,以为靠袁世凯,可以抵住军队,但袁世凯假意应承,却又引起荣禄的眼红。

光绪虽然想改革,下诏边疆的地方大员,地方官都是慈禧委任,对光绪的诏书不予理会。光绪只有几个书生为心腹,袁世凯却是曹操式的奸雄性格。光绪皇帝全无领袖之才,康有为也不是领袖,其他全是幕僚顾问之类。独有袁世凯可以是奴才,时机成熟,这个奴才却罕有地可以成为领袖。

其中以梁启超最有学问,也研究过崇祯皇帝和袁崇焕的关系,写过一篇论说。梁启超为何不明白这帮人的性格缺陷,也不懂“事缓则圆”的道理。这年他才二十五六,或者太过年轻。

那一年日清战争才结束五年,拳匪之乱尚未起,康梁有的是时间,两人都周游列国,与英美的关系很好,本来一切可以从容准备。但或许三十多岁的光绪皇帝的健康太差了,其他人能等,皇帝等不了。如果光绪有明治的体魄,有伊藤博文和坂本龙马,而不是李鸿章康有为之流,一切都不同,但中国没有,这就是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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