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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与“复归”的革命

——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不知不觉,又到了孙中山先生诞辰周年。今年是150年,“逢五逢十”,具备不寻常的意义。且撰一小文,略述孙中山与传统。

推翻满清帝制、肇造中华民国,孙中山一人标志着“近现代中国”的开端。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孙中山也是某个“传统中国”的归宿。

1921 年,孙中山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这是在将自己与中华道统相连。而个中最应为人注意者,乃是孙中山直接略去了孔子到满清这两千多年的时间。

这绝非偶然,而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孙中山终结了帝制,开启了共和,这是开新;

孙中山承接了孔子,回溯了三代,这是返本。

因此,我们便不难想见,为何孙中山的思想要聚焦于“天下为公”四字了——

“天下为公”典出的《礼记·礼运》篇,恰恰是先秦以前的传统,也恰恰是孔子念兹在兹的礼乐文明。孙中山直追孔子的一瓣心香,无所遁形。而清帝退位诏书中的那句“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据说出自张謇门生之手)更可谓是对孙中山建立民国心态的准确把握。孙中山不会去协秦皇汉武之义,更不会去协法术势霸之义,只因孙中山深知,“物能尽其用,地能尽其利,人能尽其才,货能畅其流”(《上李鸿章书》)绝非是“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务本抑末”的法家术士之“传统”,而实乃“士魂商才”、“工商皆本”、“富而可求,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三代先儒之“传统”。

在1923 年写的一个自传草稿中,孙中山讲自己的思想:“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而规橅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钱穆先生将孙中山的这种想法总结为“截西补中”,又称颂孙中山“巨眼先瞩”,能“引入西方先进之文明,同时又不忘本民族之固有地位”(陈寅恪语)。依笔者言,孙中山比陈寅恪还要更进一步:陈氏作为清室遗少,议论不过湘乡南皮之间。而孙中山之眼界,却已是上溯两千年以前了。当然,这只是就“政治理论”而言。

1924 年7 月,在孙中山逝世钱几个月,他还捐赠了一套二十四史和一部《四部备要》给黄埔军校图书馆。显然,他认为中国经典对实现三民主义理想是很必要的,而孙中山的国民党后继者们,也都持续将“中华文化复兴”和“民主,伦理,科学”合并论述。

昔哥白尼作《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 of Celestial Spheres)——他的日心说“革命”只不过是拨乱反正、重归正道,使天体“回到轨道”而已。从短时期而言,他的理论堪称是对基督教神学的“革命”;而从长时段而言,他的理论不啻是对原有真理的“复归”——引领哥白尼思想的科学精神奠基于古希腊时期,那时候哪有什么基督教?

抚今追昔,笔者不由得感慨,孙中山的言行,真正还原了“革命”一词的本来含义——使天体回到其本来的轨道上。“天下为公”真正回复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古典政治学说,而绝非是“百代尤行秦法政”所能污名化的那个“中国传统”。“天下为公”之词初创时,哪里有什么秦始皇?

和哥白尼一样,孙中山的革命也是一种真正的“复归”。而这种“复归”,正是今日之中国人所需严肃思考的。今之视昔,犹昔之视昔。又逢孙中山诞辰,不由得写下这番感慨。

革命固然是反叛,革命更应是“复归”。

我们应当欢迎复归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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