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星期六，早晨7时半，约3万名参赛者汇聚天安门广场。听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不久，2016北京马拉松比赛开跑了。这天是阴天，气温20度左右，感觉气压高了点，根据北京天气网，当天的PM2.5指数为92，“空气良好”。“有些雾霾但不重，又没太阳，对这些年的”北马“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天气了，”一名多年参加“北马”的选手在广场上对我说。
我在中学时期当过中长跑运动员。至今参加过东京、悉尼、迈阿密、那霸、华盛顿等地的马拉松比赛。我在北京居住了约10年，但这是第一次参加北京马拉松。我的一个担忧还是北京饱受争议的雾霾问题，即使那天的空气因前一天晚上刮了大风而不算太差。
毕竟是生活了多年的北京，有感情，作为报恩，我想跑得好一些，一开始比较拼命，超出我预期的速度。但当我跑到20公里的时候，感觉状态不太对，身体没力气，内脏痛起来。可能前一段的工作任务重，没能把自己的体能、当天的气候、比赛的速度等有效地结合起来。
忍着、忍着，跑一会儿、走一会儿……确认自己过了35公里线的时候，终于忍不住了，力气和意识离自己而去，我晕倒了。
醒过来，我发现自己在医院。陪同我的医生说，当时我在跑道边上倒下来，在医疗人员的协助下被弄上救护车，然后送到这里来抢救。我问这位医生：“那现在在哪里？”
“306医院。”对方回答说。
听到306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后，我忽然有些清醒过来，多了点力气。
“306不是解放军医院嘛！怎么被送到这里来了？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
毕竟，本人平时有意无意观察中国政治生态及随之而来的相关动态，脑子突然开始转起来，一下子设想了不少的场景，并担心自己身体状况以外的安全问题。不过，那一刻，我只知道自己是被送到中国主要的军方医院的日本人，过了一段时间后才开始了解自己面临的状况。身体仍然没力气，胸部到肺部有压迫感，内脏痛得随时都要吐，在窄窄的急救用移动式病床上，我抬起头往下看了看身体，发现自己还穿着因出汗而湿透了的运动衣，鞋子也没脱，两侧的胳膊正在输液，医生们不断给我胳膊和腹部等部位打针，还抽了好多血。
急诊的医生说我血压比较稳定，但由于出了太多汗，对全身的供血系统造成压力，又低血糖，导致从头部到内脏都有比较严重的损伤，所以必须住院，最起码48个小时不能出院，一边好好治疗，一边继续观察，然后再决定接下来怎么着。我愣了一下，那时正好在西安参加中国文化部和陕西省文化厅举办的“2016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的我是请假赴京参加比赛的，本打算周五从西安来京，周日下午就回西安。不过，看看医生的表情和动作，感觉没啥商量的余地。
我就这样被送到位于另外一栋楼二层的肾内科病房。
我以“一级护理”的标准接受治疗。医生说我的肾功能有损伤，导致无法小便，于是把管子插入尿管，帮我解决有关功能。接下来的几天，早上5点半开始抽血、量血压、测体温、输液、打针，只能喝小米粥和豆浆，要大量喝水，而且由于不能下床，只能在床上方便，不能洗澡。直到第二天，一直输液，同时输几种液体。
医生建议我吃肾内科食堂的东西，清淡、卫生、易于消化。每天上午，护理员把一张表格送过来，科内规定前一天订后一天要吃的。带着制表人姓名的表格写得很严格，内容包括日期、餐别、菜谱编号、菜谱名称、单价（元）、病理名称。具体看看2016年9月16日的菜谱：早餐；小米粥1——1.5元；馒头1——0.3元；牛奶1——2.2元；小菜1——2.2元；葱花卷1——0.4元；煮鸡蛋1——1.2元……
306医院隶属于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它是中国陆、海、空、火箭之后的第五大军种。根据306医院方面介绍，该医院平时是经过审批才可以接收外国患者的。就这次而言，我被送到306医院纯属偶然。北京马拉松比赛组委会指定了几家医院，而我晕倒退赛的位置正好离位于鸟巢以西的该院很近。据我猜测，也许因为组委会的主管部门是国家体育总局这一政府部门，该局认为军队的医院有经验、靠谱，尤其在马拉松这样剧烈的运动赛事中能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与打仗相比，比赛算什么。
除了我以外，病房里还有其他两位与我同样因参加“北马”晕倒而送来抢救的中国男士，其中一个海军干部伤得很严重，他做了肾方面的手术后转去海军总医院。我也不知道后来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他转院后，就剩下了我和另外一名从深圳过来的广西柳州人——小韦。他比我大两岁，在深圳做上班族。他几年前开始跑步，参加过不少马拉松比赛。与我一样，他也说这是第一次晕倒，真没想到。我们住在十病房（军休干部病房），我的病床号与我“北马”比赛的号码一样：28号。
在我住院的5天里，医院的领导——崔彦副院长带着一两个部下，穿着军装，来看望了我两次。据我观察和判断，第一次来是因为住院的患者里有海军的干部，领导觉得应该过来看望，并了解下情况，对我应该是顺便来看望的。崔院长谈到去年北京马拉松被送到医院的患者情况，说人数与今年差不多，但他们的情况比今年还严重。从这点看，306医院是有任务配合国家体育总局解决参赛者的医疗问题的。
与第一次不同，崔院长第二次来看望小韦和我的时候是提前通知了的。住院第三天的早晨，肾内科的那宇主任到我病床跟我说，“加藤，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能不能写点住院期间的感受？一会儿领导来看你，到时也会有记者采访你。”但她也没具体说要采访什么，只是从她的语气感觉到，医院方面或许认为，既然作为306接收了外国患者，就应该对此进行记录，甚至纪念一下，医院方面似乎也查过我的背景情况。我答应了。
领导来之前，病房里稍微“热闹”起来。护理员开始收拾东西，打扫房间。毕竟领导要来嘛。我感受了下中国的官场，那时身体恢复了一些，也可以吃点东西了，因此有一定的体力去主动体验解放军医院的文化。
领导来了，还是崔院长，带着一个男部下和一名女记者。
肾内科的工作人员重新给我介绍了他，“这是我们医院的院长。”
崔先生回应说——“副院长”，低调了一下。依旧穿着军装的他接着介绍306医院是战略支援部队的医院。至于该部队是干什么的，他拿出最新的新闻，“天宫2号是我们负责和参与的”——继续低调却不无得意地说道。没什么，天宫号发射无疑涉及国家实力的象征，值得他自豪，另外，他恐怕也有任务向我这个外国人加以介绍。
他亲自给我介绍了女记者，说她是军方内部刊物的记者，但没说具体单位，并指示她与我聊聊，说有可能在军队内部的媒体上刊登什么的。但后来，我们也没聊什么，我也没写什么感想。跟着崔院长离开病房后，她再也没出现在我面前。
那时，还有央视的记者说可能要采访我，实际上是来看望我，了解下我的病状，简单聊一聊，也不是什么正式或严肃的采访。但对此，崔院长看得很重，也很在乎，给人的感觉是有些紧张，说，“这个事情，我要向上级部门请示一下，先等一等，我们毕竟是部队的医院，你也理解一下。”我们握了手，他离开了病房。后来，那宇主任亲自过来把上级部门的决定向我传达：“加藤，上面不批，采访就算了，私人探望可以。”（不过，说一句公道话，崔院长对我始终很礼貌，认真对待与我的沟通。最后离别时，他主动问了我的手机号，还发来了短信。）
我3岁和12岁时住过院。而这是我2003年来到中国后第一次在中国的医院住院。根据我有限的经验和记忆，与日本的医院相比，我对306医院的员工和治疗过程主要有两点感受：
首先，有些医生和护士对我很“不客气”，尤其是每时每刻照顾我的护士们（有男有女，医生之间也有差异，有的性格开朗，有的表情严肃），无论是打针还是输液，他们该干嘛就干嘛，说好听一点很干脆，说不好听很粗鲁。那里的护士是有级别的，穿白色制服的级别高，穿浅蓝色的级别低，而她们的治疗方式往往是穿白色的带着穿浅蓝色的，在对我进行治疗的同时进行指导，我就难免产生自己扮演“试验品”角色的感觉。
还有一次，有个护士给我抽血时没扎准，血没抽出来，她就继续往里扎，扎得很深。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扎针。她也不说对不起，反而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她们一般戴着口罩，真实的心情也难以摸得清。我猜测，她们毕竟都是军人，从作风和纪律的角度说，她们也在有意地保持着沉默和神秘）。在日本的话，应该不会这样。毕竟，病人也是客人嘛。在日式服务里，无论如何客人永远是上帝。
其次，我作为患者能够了解到的自身的病状，以及何时能出院等信息量较少，透明度不够。比如，医生一会儿说“你明后天应该能出院”；过一会儿我问“我明天能出院吗”，医生又说“哦，可能不行，看情况吧”。医生应该是根据每天早晨的抽血结果来判断病情、说明情况的，她们跟我说“肾已经回到正常了，但肝还不行”等。但我很想知道详细的情况，也想看抽血的具体结果，认为自己有知情权。但我始终没勉强去问，也没要结果的明细表什么的。她们始终保持一定的弹性和暧昧，绝不说死。
当然，我也理解，一方面病情这个玩意儿确实有变数，说死反而对患者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从医生这一职业特性和诊断这一工作特点来说，不轻易让患者感到乐观也符合医生们的职业道德和作风。在这里，我只是从与日本的经验比较的角度，希望医生们能够告诉我更多信息，花更多的时间使我了解抽血结果与诊断过程的因果关系等，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说“再看吧”，“你好好修养”，“你还不能出院，有些指标还不正常”等。我对他们表示理解和尊重，而且，公平地说，我的责任医生——汪艳女士是相当温柔的医生，很用心照顾我，细心与我沟通。
在这里，我不得不谈一谈那宇主任。
住院第四天的傍晚，她过来看我时，坐在我床前，深聊了近一个小时。她1977年，即高考恢复的那一年考上了大学，开始学医生涯。后来，1980年代她跟着先生赴日本留学，就是在当年鲁迅先生也待过的、位于宫城县仙台市的东北大学。她给我讲了许多在日本的故事，包括她对日本的情结，但她说“你别写这些”，我就遵守与她的约定，不写了。1989年下半年回国的她跟我分享在日经验时，有一次用了日语“Kimura-san”（木村先生），那是她在日本期间交往比较深的一个日本人。但就那一次。她标准、纯正的日语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在我耳朵周围转来转去。
我和小韦基本都是同样一个病状，主要是肾功能损伤。我们的治疗过程以及住院的时间也差不多。我和他聊了许多关于跑步的故事，包括平时怎么训练、怎么评估这次晕倒等。我们也不在乎彼此的工作，也没问，就是始终、纯粹站在跑步爱好者的立场进行交流，在吃饭、生活方面也互相照顾，直到出院。
出院的前一天，我们终于要面对付款的问题了。据医院介绍，我们大致花了一万多人民币。我们在报名参赛时已经自动加入了保险，组委会指定阳光保险公司。问题是，我们出院时先需要自己垫钱，才能离院，出院后拿着病例等材料自己到该保险公司的柜台报销。不过，我和小韦都急着出院，我们又对报销过程不熟悉。小韦说，“我们平民老百姓，说突然让我拿一万块钱是困难的。”
此时，那宇主任说，“你走你的，我来垫钱，回头跟保险公司沟通，你就不管了。你是我的患者，我要负责到底！”那宇主任是一个很直率的人，黑白要清楚，不能颠倒过来，讲义气，对我们这样年龄只有她一半左右的孩子也用心照顾，用力沟通。我从她的眼神和言行中学到了许多，也使我看到了一名中国军医的魅力，我也愿意把它延伸地理解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
“加藤，说实话，我们接你过来是有压力的，”那宇主任微笑着，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至于其原因，她却始终没告诉我，我也没多问。我也不知道围绕我这个外国患者，医院内部是怎么讨论的。就像医生告诉我病情似的，从来只告知已商量过的结果，但不告诉我商量的过程。
我离院之际，那宇主任说要照相，我在电梯旁的肾内科门口与医生、护士们合了影，也与那宇主任、汪艳医生单独合了影。拍照过程中，肾内科的韦加美副主任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你是我们的作品。”
回到病床上，我继续与那宇主任、小韦一起合了影。我知道中国人民很爱拍照，无论在旅游景点还是聚会用餐等场合。306医院的员工们是否也一样爱拍照，喜欢留个纪念，还是留个记录？我也没问，反正，他们有他们做事的作风和纪律吧。
出了解放军306医院的大门，我发现自己在蓝天白云下存在着。北京的秋日，我熟悉，却有种怀念之感。过去的几天，感觉做了梦似的，此刻，我回到了现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