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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竟然开始怀念有皇帝的日子

昨天开始,媒体网站好不热闹,因为核心终于确立了,这个好消息往往会让人兴奋得难以入眠,翻来覆去,我竟然也开始怀念有皇帝的日子……这些天,为一个贾敬龙而纠结,现在突然间意识到,如果是有皇帝的日子,只要皇帝一高兴,昭示大赦天下,那草民贾敬龙的罪,岂不就一笔勾销了,还用得着我们瞎起哄乱嚷嚷吗?

贾敬龙的案子,放在任何一个朝代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当然都有值得陈情值得申诉值得拷问的理由。几年前,这伙计用射钉枪射杀的对象,如果是放在有皇帝的日子里,也一定是皇帝所憎恶的,因为有皇帝,任何贪官,无论大小,只要掠夺敛财横行霸道,就意味着是对皇帝的背叛,就意味着动了皇帝的奶酪,轻则重罚,重则砍头!

有皇帝的日子,国家社稷都是皇帝的,皇帝不会任意糟践自己的国家,也不会容忍下面的大小臣子贪腐敛财,玷污皇帝的形象,败坏皇帝的家风!即使是那些与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要学会亲民,不得胡作非为,难怪当年满清的八旗子弟,至多也只能在京城游手好闲喝喝花酒。

或许是宫廷剧看多了,耳闻目染地渐渐习惯并接受了有皇帝的日子,大凡有皇帝的日子,奴才们看上去都很幸福!甚至那些留着长辫子的奴才看上去也越来越亲切越来越可爱。宫廷剧里的皇帝大多很亲民很勤政,甚至把奴才当成自己的子民。每每皇帝出宫南巡,除了和民女打成一片,留下少许风流韵事,还会下轿接见喊冤的访民,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员,这样的佳话美谈,史书上不乏记载。

中国历史上,好皇帝出过不少,而传颂最广泛的有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还有清朝的康熙……

汉光武帝刘秀为人十分仁慈、厚道,这在历代开国之君中是极为罕见。大凡开国者多重杀伐,似乎不杀不足以建立新朝国威,所以先是杀敌人,后是杀功臣。刘秀却破了这一恶律。他虽以武功建国,却又极重文治,体恤民艰,崇尚节俭,奖励士节,被史家称作“最有人情味”的皇帝。

而唐太宗李世民,则以其明鉴流传于世。古代君王系社稷天下与军政大权于一身,说一不二,最难得的就是“兼听”,包括听取反对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意见,包括当众顶撞叫你下不了台的意见。

宋朝是没有宦官弄权、外戚乱政的朝代,是对知识份子最为尊重的朝代,是皇宫最为节俭的朝代,是杀大臣最少的朝代,也是科技发展最迅速的朝代。这一切,与宋太祖赵匡胤开国时定下的大政方针有关。

清朝的康熙皇帝是宫廷剧里最出彩的皇帝,也是所谓的“千古一帝”。他开创的盛世,无论是盛况还是长久,远非历代任何治世可比。他几乎集合了中国所有好皇帝的全部优点,而绝少犯和他们同样的错误。他多次南巡,曾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崎岖小道上步行十余里亲临治河工程第一线,泥泞没膝,随行地方官都望而却步。他也是最有才学的皇帝,因而在位的时间也最久。

有皇帝的日子,同样也有过繁华盛世,比如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上下从老百姓手里征收的银子为4937万两。4937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非常细致的调查,据其历史档案记载,那时一个普通北京老百姓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也就是说每月的收入是2两左右。

这么估算下来,也就是说,4937万两银子仅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老百姓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老百姓的收入就足够供养中国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乾隆政府,可见历史上的盛世,老百姓的税赋并不重,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

太凡聪明的皇帝都知道,赋税重官吏多往往是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信号,当皇亲国戚人数暴增,各种赋税也必然加重,其结果必然是加重老百姓的苛捐杂税等负担,最终导致官逼民反抗争不止,因而重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悲剧。

官吏多,自然要大肆挥霍国家的资财,也就是皇家的财产,但还远不止于此。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还有更大的社会隐患,那就是官员太多导致的争权夺利,扯皮内耗,以及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王朝管理的无效率也导致社会经济民生的无序失衡。官员太多,除了内耗,还会将权力之手伸向社会鱼肉搜刮百姓,这自然是皇帝所不喜悦的。

翻来覆去,思来想去,竟然觉得有皇帝的日子并不是最黑暗最无望的,岂不是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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