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人口2000万的城市会制造出多少垃圾？北京——这座正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人口至少有2000万，这里的垃圾循环再用率也要高于大多数城市。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北京城里数百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其中数万人依靠收购和分类垃圾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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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外来小贩十分常见。
他们骑着三轮车，车上装满了被大部分北京人视作垃圾的东西：报纸、塑料瓶、少量电线、纸箱和电视机等废旧电器。有时候，他们会停在垃圾桶边上，寻找里面是否有值钱的垃圾；大多数时候他们会收到小区保安让他们上门收废品的电话：通知他们某大厦的居民要卖掉用来包装全新高清电视机的大纸箱和一些啤酒瓶。
多年以来，许多学者都在尝试统计“北京每年产生了多少垃圾”，以及“其中多少得到了循环再用”，最后都无功而返。这个行业太大了，又缺乏组织（收购废品的小贩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不用上税，而且不喜欢引人注意），因此根本不可能把数据统一起来。
然而，大部分废品流向了何处还是可以确定的。
十年前，我的朋友——美国南加州大学中国当代史教授乔希？戈尔德斯坦坐在北京图书馆里钻研京剧时，就注意到很多收废品的小贩带着各种各样的废品和可循环再用之物，从窗前经过。
“于是，一天下午，我决定站起来，跟着他们去见识一下，”他告诉我，“最后我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废品回收市场。从此我就研究起了这个课题。”从此，他开始查证北京废品循环再用的历史。
乔希为人聪明，伶牙俐齿，富于冒险精神。2010年6月中旬，一个熟人为他提供了机会，让他去看看“北京的塑料垃圾都去了哪里”。他立刻答应去见识一下，而且随后就给我打了电话。
我爽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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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地方叫作文安。
清晨时分，我们坐上了一辆小巴，汽车向南驶出北京城，没有走收费公路，而是绕道走了其他双车道公路。两小时后，我们在一个乡村加油站边上下了车，这里尘土飞扬，正好处在一个交叉路口。往来于十字路口的卡车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汽车尾气令人窒息。
有些卡车上什么都没装，有些则拉着建筑用的干板墙。但大多数卡车上装的都是废旧塑料：汽车保险杠、塑料箱以及一捆捆又大又难看的各种废塑料，从购物袋到洗涤剂瓶子，从咖啡罐到食品包装袋，可谓应有尽有。
美国废品回收商几乎都不愿意接收废旧塑料，起码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不会，可很多美国人还是会把这些东西扔进回收桶，有些人宁愿卖掉它们，也不愿意出钱进行填埋，所以他们会把这些塑料垃圾交给有中国客户的废品中间商。
然而，文安回收的废旧塑料总量还是让人颇为惊讶：乔希告诉过我，文安县不仅从国外进口废旧塑料，还会接收北京的废旧塑料。据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称，2006年，中国有约6万家小型家庭塑料回收作坊（这是我在政府里的熟人提供给我的最新统计资料，准确与否则无法确定），其中2万家集中在文安县。
换句话说，这里不仅是中国北方废塑料回收业的腹地，还是全中国废塑料回收业的腹地。而且，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废塑料进口国和加工国，我认为，说它是全球废塑料再生行业的中心也一点儿不为过。
我看了一眼乔希：瘦高个子的他留着黑色络腮胡子，背着双肩背包，看上去就像是刚刚从“孤独星球”来到这里一样。他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会说中文，很显然，他不喜欢这个乡下加油站。幸运的是，提前联络好的面包车来了，于是我们赶紧乘车上路。
没过多久，我们走的这条单车道公路就变得尘土飞扬，垃圾遍地。路上都是卡车，车上满载着一捆捆电冰箱大小的进口废旧塑料；路两边一排排只有一个房间的平房作坊笼罩在尘土之中。我注意到这些作坊都有颜色亮丽的招牌，招牌上用两三个字母缩写宣传着买、卖和加工的各种等级的塑料：PP、PE-HD、ABS、PVC。它们的意思依次是聚丙烯、聚乙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和聚氯乙烯。这些字母看上去都那么异乎寻常，十分遥远，且充满了工业意味。但其实并非如此，它们只是一些塑料分子式，而我的电话、咖啡和洗涤剂的包装正是用这些塑料做的。这就是我的朋友和家人扔进回收桶里的东西。
车外的景物让我觉得，这里的人似乎都不会美化他们的店铺正面。仓库里没地方了，很多商家就会把一堆堆废旧汽车尾灯和保险杠放在外面，但大多数作坊都利用店铺正面的空间来晾晒潮湿的塑料碎片。
整条大街熙熙攘攘，拥挤不堪，而且特别脏，偶尔有野狗穿行其中，抛锚的卡车堵住了部分路面，经常能看到路上有黑漆漆的痕迹，后来我才知道，有人会在夜里把不能循环再用的废旧塑料偷偷烧掉，那些黑色痕迹就是这么来的。在我的上方，风把塑料袋吹到空中，随风飘浮。
车子向前行驶，透过一扇敞开的门我看到几个工人赤裸着上身，正把红色的汽车尾灯送进机器里，机器把尾灯切成了手指甲大小的碎片。透过其他门口，我看到闪闪的光亮和炽热的烟气。“这就是现实。”乔希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叹气。
而文安县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是，这里没有一点绿色，如死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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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站是住宿的旅馆，套房和停车场一样大，床铺大得像拖拉机，地上铺着地毯，厚度就像美国的草坪一样。
门外尘土漫漫，垃圾遍野。这个套房似乎在提醒我们：某些地方的某些人正在这一带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就在我房间的窗外，一个小砖院子里，一个女人正在从垃圾堆中拾塑料袋。在她的另一边是一排红顶仓库，仓库尽头则是一栋二十层大厦的建筑工地，仿佛是破烂生日蛋糕上仅有的一根蜡烛。
二十五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农业县，田园风光美不胜收，因其溪流、桃树和连绵起伏的风景而闻名于世。
但凡了解文安县过去的人都是一边回忆着散发馥郁香气的土地、钓鱼的乐趣和柔美的夏夜，一边叹气。如果和当地人聊天，不出几分钟，你就能听到他们说你真应该早些年来文安，那时这里还没有以循环加工汽车保险杠、塑料袋和漂白剂容器为生，那时候青蛙和蟋蟀叫声震天，以至于都淹没了人们的说话声，那时候塑料再生业的发展还没有让二十来岁年轻人的肺变得塑化，跨国公司也没有为了说他们的产品是用“再生塑料做的”而到这里来做生意。
当时中国正开始加速发展，对塑料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人们需要塑料盖新的高楼大厦、制造汽车、冰箱，以及人们会买的所有东西。
当时大部分塑料都是用石油做的，属于新生塑料。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人们买来的东西变成了扔掉的东西，很快中国的废旧塑料就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可以循环再用废旧塑料了，从此，再生塑料成了新生塑料制造商的竞争对手。
就在十五年前，文安县废旧塑料再生产业循环再用的，几乎都是中国的废旧塑料。到了2000年，中国的废旧塑料商开始从其他渠道寻找废旧塑料，并在国外找到了他们需要的塑料。
后来，和现在一样，美国、欧洲各国和日本的废旧塑料出口商几乎都不知道，是谁在循环利用他们出口的废旧塑料。他们只是把废旧塑料卖给中间商，这些中间商再把废旧塑料卖给中国的进口商，然后，这些往往具有海港优势的进口商会把废旧塑料转售给一些小商家，这些小商家则会把废旧塑料运到文安。
废旧塑料一到文安，就会被转卖出去。等到进行实际分类和循环工作的中国家庭作坊买下一捆美国洗涤剂塑料瓶时，根本不可能追溯到底是哪些美国家庭扔掉了那些包装纸、包装袋和包装瓶。
这是一个影子行业，和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可回收金属生意不一样，废旧塑料都是小宗交易。确实如此，对于文安县这个人口45万（截止到2004年）、占地180多公顷的小县城，除了临近的地区和相关工业，外界对这里的废旧塑料回收生意几乎一直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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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乔希于上午晚些时候在宾馆餐厅的一个包间里再次碰面。同时见到了我们的司机，他是当地人，以及一家当地回收公司派来的代表。
包间的女服务员是一位非常端庄的女士，胸牌上写着200号，穿一件红裙子和同色外套，只是大了两个尺码。因为暂时没有其他受访者，所以我们就问她是不是了解当地的废旧塑料再生行业。“PP、PE-HD和ABS，”她一上来就说了这几个英文缩写，仿佛是在介绍当日的特价午餐，“我的家人就在干这个。”乔希非常感兴趣，就问当地到底有多少人在从事这一行。“文安有多少户人家，就有多少家作坊。如果你没钱自己做，可以给别人打工。”
一顿午饭的工夫我们就了解到，在这里，只需要300美元就可以进入废旧塑料再生行业：一台二手切碎机，它可以切碎各种塑料，如汽车尾灯、WD-40塑料容器；一个水缸，在里面放上腐蚀剂就可以把切碎的塑料洗干净；以及一卡车用来循环再用的废旧塑料。这里并没有强制要求使用环保和安全设备，而且（经过我们查证）当地的设备和化学品经销商也不卖这种设备。
司机一边伏案大嚼着一盘虾，一边抬起头来说：“我以前也是干这一行的。我的女婿也是干这个的——ABS、PP和PVC。”
女服务员点点头：“我的两个兄弟也在干这一行。他们赚的可比我做服务员多得多。”
乔希蹙着眉：“那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一行？”
“这一行很不稳定，”她耸耸肩解释道，“而且有害身体健康。现在这里的一切都变了。”和我们遇到的其他人一样，她给我们讲起了别人给她讲过的历史：这里曾是人间天堂，桃子曾是那么香甜，他们可以把桃子当糖一样卖掉。
文安县变成全球废旧塑料再生中心的细节已经湮灭在了历史之中，无从考究。然而，在我们与一些当地人聊过之后，有件事变得清晰起来：这个过程完全是偶然的，绝非早有计划。“一旦有人做了，”一位从事这一行多年的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个人赚了钱，于是别人也照猫画虎。纯属偶然。”
另外一个成功的家庭作坊主告诉我们，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收购塑料瓶盖，一开始根本没有人愿意要这些瓶盖，直到后来，他找到了加工办法，把塑料瓶盖转化成可重复使用的塑料，988年，他和当地其他几位创业者合伙开设了小型加工厂。
县领导只看到了经济效益，再加上越来越多的钱流入他们的口袋，所以他们也就不在乎把这里变成垃圾倾倒地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尽管这些垃圾具有一定的价值。
事实上，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合发展废旧塑料再生行业：毗邻北京和天津，但距离又不是特别近，而这两座大都市里有大量消费者和工厂所需的廉价的原材料。
还有一点也是促进因素，因为当地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不受监控，曾经充裕的溪水和井水都干涸了，这导致这里的传统行业——农业，随之消失，大量劳动力在田地荒废后急于寻找其他谋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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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午饭，司机开车带我们出了县城，去参观一家废旧塑料再生工厂，当地一家最大的废旧塑料加工厂派出两位代表陪我们一同前往。
县城的灰尘、污垢和被吹得漫天的垃圾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和缓起伏的田野和一片片果林，文安曾经因此而被人称颂，但这样的风景并不多见。
道路左边有一片用围墙围起来的院子，棕色的土地上堆着一捆捆桌子大小的废旧塑料。塑料袋被夏季的热风卷起，在空中飘浮，飞过田野，最后落在僵硬枯死的草地上。围墙里面，有两个工人正蹲在一捆拆开的废旧塑料汽车保险杠边上，从这捆被压得很紧的垃圾里面把废旧塑料拉出来，另外一个工人在把保险杠送进切碎机。挨着这捆废旧保险杠的也是塑料，它们也会被分类和循环再用。
在美国，没有废品循环公司付得起钱雇人去做这些工作，因为塑料的价值太低了。但即便塑料价值足够高，也还有另一个问题：通过可循环包装材料和其他廉价塑料制成的再生塑料不符合美国、欧洲和日本制造商的质量标准。只有在中国——往往是那些迫不得已的制造商，才会使用这种再生塑料。
一路颠簸前行，工厂代表告诉我们，文安大多数废旧塑料加工作坊都坐落在四五十个村子里，这些村庄遍布文安的乡村地区，彼此互不相连。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小废品站就属于一个村子，“据说那里会使用各种可怕的东西来生产塑料袋，其中包括工业用塑料，然后这些塑料袋会被当成安全产品用来包装食品。”其中一个加工厂代表这样解释。
车子从一座桥上驶过，桥下的河水已经不可能供任何水草生长，而且比县城更脏，受污染程度更高。然而，和县城的街道不一样，这里的小路上有很多孩子跑闹玩耍，他们半裸着身体，一般都打着赤脚，而在他们周围则是装有一片片瓦楞状塑料盒的卡车、旧塑料桶和大片已经变干的塑料溶液——看上去就像一堆堆发硬的牛粪，它们曾经滴落在某些工厂的地上，然后被胡乱塞进了集装箱，出口到了文安。
这个村子里连一个市场、餐馆或设备经销商都没有。有的只是破破烂烂的仓库、带有树皮的篱笆桩，空地上堆满了一捆捆保险杠、一堆堆塑料桶和一垛垛塑料筐。
司机在一个位于角落位置的仓库处转了个弯，仓库外面还有涂鸦的电话号码，然后在一栋小办公楼前停了下来，旁边有一辆闪闪发亮的黑色宝马汽车。尽管我们在来的路上看到了废旧塑料再生行业的各种景象，但这个村子非常安静，几乎就和野外一样寂静。远处的机器轰鸣声和鸟鸣声差不多。
下了车，一个男人迎了过来，我称呼他为胡先生。胡先生五十岁上下，是我们参观的这家废旧塑料加工厂的老板。他戴着一块大劳力士手表，穿一件灰色连衫裤工作服；我注意到工人们穿的都是短裤，大多数人都赤裸着上身，只有几个人穿着汗衫。胡先生相貌英俊，红光满面；工人则骨瘦如柴，眼珠突出。
在尘土飞扬的街道对面，工人们启动了一台小型塑料粉碎机，把胡先生从泰国进口的废旧塑料果篮切割成碎片，以便循环再用。
胡先生告诉我们，他从事废品循环产业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但这家工厂则是在七年前成立的。他拥有90%的股份，其他“投资者”拥有10%。他领我们走进了一个露天场院，有5个工人（其中3个是赤裸着上身的十几岁少年）正在分拣一堆从美国进口的废塑料，难以辨认这些废塑料是什么东西，而且其中一部分已经成了碎片。我问胡先生这些废塑料在被切碎前是什么东西，他耸耸肩：“可能是塑料盒，也可能是汽车上的某些零件。”
只见工人们把塑料碎片倒进装满腐蚀剂的金属缸中，然后用旋转金属过滤器清洗这些混合在一起的塑料，接着放在防水布上晾干。工人们做完这些工作以后，就会把多余的垃圾和清洁剂收集起来，要么卖给别人，要么扔在村子边缘的垃圾坑里。
或许是没有注意到，或许是我们来得不是时候，反正这里没有任何安全设备，也没有防护面具、安全帽和钢头靴；事实上，包括胡先生在内，大部分人穿的都是凉鞋。
我看着乔希，他回头看了看我：“这真是太糟糕了。”
“今天我们只开了一台挤出机，”胡先生告诉我们，“在这里。”
我们走进了一个比较明亮的房间，大约有12米长，6米宽。房间里有一股金属和化学品气味。中间有一台很长的机器，长度大约是房间长度的一半。一个工人在机器一端把一盒盒塑料碎片倒进一个桌面大小的漏斗状物体中，塑料在里面被慢慢熔解。我可以看到热气和塑料熔化时冒出的烟气飘到那个工人面前。与此同时，塑料溶液流进了3米长的管子里，而机器吐出来的则是15根铅笔杆一样粗细的灰色长条。
这个机器的工作原理和面条机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塑料“面条”将会被切割成6毫米大小的颗粒，然后装袋卖给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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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工厂的条件其实要比文安县大多数加工厂的条件都好。尽管工人们站在机器边上，正吸入着看得见的烟气，满屋子充斥着令人窒息的化学气味。
但据胡先生说，他的工厂已经采取具体行动来改善这种情况：“我们过去会给操作挤出机的工人更多的工资。不过这还是我们改善这里的通风设备之前的事儿。”他冲着敞开的凸门和房间上方敞开的窗户点点头。
现在，操作挤出机的工人和那些不戴手套便在化学溶剂中清洗塑料碎片的工人赚得一样多。
胡先生邀请我们去了他的办公室，并让我们坐在一个巨大的木工作台上。他的妻子在我们身后干活，他的儿子则在玩电脑游戏。
胡先生一边给我们倒茶，一边说，他的客户中有两个是世界500强企业，其中一个还被《财富》杂志列为全球最受景仰的公司之一。另一家500强企业认为胡先生的工厂符合RoHS（《有害物质限制条例》）标准，这是一项工业标准，要求承包商在健康、安全和环保方面都要符合条例要求。
为了证明所说不假，胡先生还拿出了一份证明文件。文件上写着好几个制造商的名字，正巧我口袋里的手机就是其中一个制造商生产的。我拿起手机问：“没准我这个电话上的塑料就来自这里？”
“有可能！确有可能！”
胡先生也记得文安县在发展塑料再生业之前的样子。他是在北京长大的，但他母亲是文安人，所以他小时候经常来外婆家。“我小时候很喜欢到这里来，”他说，“土地都散发着香气。溪水可以直接饮用，里面有很多很多鱼。”他摇摇头，悲伤地笑了。
“有些东西一旦破损就无法复原。”乔希小声对我说。
“加工废旧塑料对健康有影响吗？”我问。
胡先生摇摇头：“说不清对健康有什么确切影响。可如果一个是来自健康环境的孩子，一个是来自遍地垃圾环境的孩子，有问题的一定是后面那个。”我看了一眼他的儿子，这时胡先生又说高血压和其他“血液疾病”在这个地区都很常见。但最大的问题还是生活在“肮脏、异味和嘈杂的环境中”受到的压力，“身体和精神都要付出代价”。
他伸手拿过我的数码相机，握在手上：“如果你不要这个东西了，有没有地方来加工和处理呢？当然了，我们有相关的法律。可如果你问他们在哪里加工，他们肯定不会告诉你。”
我不太肯定他到底想说什么，或许他在暗示我们周围显而易见的污染其实并不是他的错。乔希撇了撇嘴：“加工厂的老板们有没有因为他们在文安的加工活动而惹上麻烦？”
胡先生摇摇头，并解释说如果再生塑料商以次充好，肯定会有麻烦。不过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违反健康或安全的事故引起了政府的关注——那时候低级塑料被错当成了可包装食物的安全材料卖了出去。“不然的话，（这个行业）是非常棒的税收来源。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文安得到了适度的发展，起码收入水平比较高。文安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宝马和陆虎这样的豪车
。但在我和乔希看来，像胡先生工厂里这样的工人并没有因为这些钱而过上更好的生活。文安的学校很破，像胡先生这样的人，只要能付得起更好学校的学费，就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没有人愿意住在文安，就连胡先生也不愿意。他在北京有房子，他的妻子和儿子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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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接近尾声时，胡先生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提议：他问我们想不想去看看他和村子里另一家塑料加工厂倾倒垃圾的地方。
没准那里比我们周围的环境要好一点？我想不出还有其他理由让他提出这样的提议，我和乔希一口答应下来。
我们和加工厂的两个人坐在一辆SUV汽车里出发了，路很泥泞，时不时还会出现深坑，像是被炸弹轰炸过一样。我们用了十分钟才开出400多米；此处干旱异常，显得十分荒凉。然后我看到前面有一排排齐腰高的坟丘。这些坟足有数百个，分布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里是曾在此处以耕种为生的人们的长眠之地。我突然想到，我们正在穿过一片墓地，而不是农田。
我们向右开到了一片坚硬开阔的土地上，就在那些坟包旁边。前面的黑泥地上布满了一道道彩色的塑料，是人们向我们面前那个巨大的深坑里倾倒塑料垃圾时留下的痕迹：那个深坑至少有182米长，92米宽，12米深。泥壁上挂满了垃圾，在坑底，棕绿色的污水夹杂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打着旋儿。我们得知，这座村子里很多不能再利用的塑料清洗溶液和废旧塑料就是被倾倒在了这里。胡先生的加工厂也向这里倒垃圾。
右边的那些坟包中的一座已经从中间断裂了，尸骨和所有的一切正慢慢向着这个深坑坍塌。挖这个深坑的挖掘机肯定是肆无忌惮地穿过了那片坟地，仿佛那里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具任何意义，仿佛那里不过是一片泥地。这太令人震惊了：死者为大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那个正在侵蚀坟地的深坑就是对这种文化明目张胆的背叛。
我们盯着那个塑料垃圾和化学品深坑，胡先生的两个工人不说话了。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可他们看上去有些闷闷不乐。
乔希向他们的方向看了看，然后，他带着牵强的热忱说了一句话，在被问及环保义务时有人总是会给出这个千篇一律的答复：“这个地方在经济方面大有起色。”他用中文说道：“这是进步的代价。”
“是的。”一个工人含糊地说，并踢了一下脚下的泥土，很有可能他的祖先就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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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天天亮前的几个小时，会有很多卡车开到一条400米长的宽阔小巷边，这条巷子是文安县城大街的一条辅路。文安县城的大道肮脏，凌乱，死气沉沉，相比之下，这里却有着惊人的不同之处。
在那条带有焚烧痕迹的破旧鹅卵石小路上，有很多临时搭建起来的小台子和小摊位，在巷子外，拖拉机和卡车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车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废旧塑料，准备卖给巷子里的摊贩。
据市场里的很多买卖者说，每天送到这里的废旧塑料中约有七成是连夜从港口运来的进口废旧塑料。其他废旧塑料都是从北京这些临近城市里运来的，相比不那么节俭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扔掉的优质塑料，来自毗邻城市的塑料往往质量特别差。
这个市场是个杂乱无章的地方：台球桌就支在一袋袋色彩鲜艳的塑料颗粒边上；商贩玩纸牌时赌的是大批价值数千美元的废旧塑料。孩子们打闹玩耍的周围则是一辆辆卡车、一堆堆塑料、一堆堆垃圾以及坐在帆布袋上的大人，袋子里装的都是刚刚加工好的再生塑料，准备卖给那些以塑料为原料的厂家。
清晨5点左右是交易高峰，这时候，连夜赶过来的卡车都到了，开始卸货，然后市场里的人越来越少，到了早晨7点，就只剩下了最差的废旧塑料和较小的商贩。
我们去得晚了些，6点左右才到，不过那条小巷的前半部分依旧停着一辆很长的挂车，车上紧紧捆在一起的废旧塑料足有3米高，里面有汽车保险杠、洗衣剂瓶子、洗衣机塑料齿轮、塑料水管、有缺陷的工厂零件、电视机外壳和重型塑料袋（里面装有远方某个塑料工厂的废弃物）。工人爬到废旧塑料顶上，用手把塑料零件和装有废旧塑料的袋子扔到地上，两个大腹便便的男人手里拿着笔记本，负责检查和称重。司机在我们看卸车时告诉乔希，那辆挂车上的废旧塑料有120吨（太夸张了），这辆车每个月都会从约1000千米外的哈尔滨到这里来三次。
我们沿着小巷往前走，从数十位商贩身边经过，还看到了一台文安县设立的秤，管理这台秤的人告诉我们这台秤每天都要称量超过100批的废旧塑料。
鹅卵石小路被太阳晒得滚烫，路上遍布着垃圾、融化的塑料和焚烧的痕迹，人们会在夜里把无法循环的塑料（意味着卖不出去）烧掉，因而留下了这些痕迹。随处可见小型买家用运货车运送还在滴洒着残余洗涤剂的废旧洗涤剂塑料容器，融化塑料的刺激性气味透过一扇敞开的大门飘散出去。
这条小巷的尽头是一条臭水沟，没准这里曾经是一条清澈的小溪，现在里面都是垃圾，有塑料人体模型的头和一个绿色塑料桶的残存部分，桶上印着三个回旋的箭头和recycling（回收）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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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文安之前，乔希想要找医生或其他医学专业人士了解一下文安人的健康状况。于是，在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们走在文安仅存的几条乡村风格的小路上，寻找诊所。事实上我们的运气还不差：中国的大部分乡村都有护士或村医负责医治普通病症。
很快，我们走进了一扇贴有五颜六色瓷砖的大门，门里是一个非常怡人的院子。院子里面有一扇敞开的屋门，穿过这扇门我们走进了那个小诊室，只见一个矮胖结实的中年男人坐在办公桌边，他穿着法兰绒短裤、灰色马球衫，脚穿黑色袜子和凉鞋。阳光穿过敞开的门照射进来，台灯也开着，但屋内还是非常昏暗。两张床靠在屋子里面的墙上。床上铺着又旧又脏的床褥，一个老人蜷缩着身体躺在距离我较远的那张床上，很难看清是男是女。
那位医生抬头看到我们进来，显然有些惊讶：没有多少外国人会到村子里的小路上来，更不要说来他的诊所了。
医生告诉我们，他今年六十岁了，从1968年起就在这个村子里做医生。刚开始做村医时，他和他的同事只是受训治疗常见的小病，并不需要诊断和治疗大病重病。“在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初，这里的人得的大都是胃病、腹泻，总之都是与饮食和饮水有关系的疾病。”
后来文安有钱了，挖了更深更好的井，井水里再也没有人类和动物产生的垃圾，人们也就不再得因贫穷所导致的疾病。然而，进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他提醒我们，虽然有了更好的井水，可人们在街上干起了废旧塑料循环生意。
“自从80年代起，高血压患者开始激增，过去没人得这种病。现在村子里四成的成年人都有高血压。80年代的时候，人们在四十多岁时才会得上这种病，到了90年代，开始有三十来岁的人就患上了高血压。现在，有人在二十八岁时就得了这种病。而且，除了高血压，人们还患有肺病，这会影响人们的活动能力。三十多岁的人就会得上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和肺病，因此失去了行动能力。有些人都瘫痪了。”
在去文安的几个星期后，我打电话给一个医生朋友，他告诉我，根据症状和所处环境看，年轻村民得的是发展性肺纤维化和中风瘫痪。
“在70和80年代，人们不会被高血压夺去性命，现在这却是致命的病。我现在已经六十岁了，只记得小时候见过一个人得了高血压，而且病得很重，甚至都起不了床（可能是中风患者）。现在则有几百个这样的病人。”
“病因是什么？”
他耸耸肩：“污染。百分之百是因为污染。”
“值得吗？”我问，“为了文安的发展而破坏环境和人们的身体健康。”
他摇摇头。“过去的人都比较健康。你知道得了什么病。可现在得了这样的病就会死。”他对我们笑笑，“我也有点感觉不舒服。等你们走了，我也打算去正规医院检查一下。”
后记
大约在我和乔希到访文安的两年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从中得知了一个惊人消息：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下令关停该县全部的废旧塑料循环产业。后来媒体称10万人因此失业，数千个小型家庭作坊倒闭（这些数字可信度很高）。
可是，中国需要再生塑料去制造从手机到咖啡杯这些东西，关停了文安废旧塑料循环业并不会让这种需求消失，就好像堵上了一口油井并不能让人们不再使用汽油一样。
文安的废旧塑料加工商和所有人一样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在文安县被叫停之后，他们分散到了中国北方各地，继续着危险和高污染的加工生产。
曾经只在一个县泛滥的灾难现在可能危及整个中国北方地区。
本文摘自本文摘自重庆出版社《废物星球：从中国到世界的天价垃圾贸易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