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革，刘少奇是一个回避不了的名字。因为他是文革中毛泽东所要整肃的最主要的政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刘少奇又是一个至今在平民百姓心中不大好定论的人，人们对他的情感态度也无所谓爱与憎，甚至憎要大于同情。本来，事情似乎并不复杂，否定了毛氏文革，刘自然就成了正确的，被同情的一方。但经历过文革的人却不这样看。这主要因为刘固然是文革的最大受害者，但他同时又是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泽东语）镇压学生的主要领导者，其手段之残酷让经历者至今心有余悸。另外一个原因来自刘的家人。一个是他的遗孀王光美女士。这位女士生前竟然发表了这样的高论：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一位是他的在世的唯一的儿子。这位身居高位的将军不但前往韶山瞻仰毛的故居，而且骂过“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父亲的遭遇否定毛的历史地位。这母女二人都一起向施害者唱起了赞歌，你让外人如何看待这一家人？
一
有两个场景，几乎成了十年动乱的历史性镜头。
一个是批斗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一个是清华大学批斗这位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女士。
那是1946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举行了30多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的大会。王光美被带到清华大学主楼一间屋子里。没问几句，造反派便要王穿上出访印尼时穿的衣服，并上来几个人强行给王光美穿上旗袍和一双高跟鞋，戴上一顶英国贵族式的宽边草帽。可是现在王光美已经长胖了，旗袍太瘦，一个红卫兵把两边撕开了才穿了进去。红卫兵又拿出一串乒乓球穿成的稀奇古怪、丑陋不堪的“项链”挂在王光美的脖子上，每个球上面都打了叉。王愤怒地抗议道：“你们这是武斗，违反毛主席指示。”可没人理她。造反派将王拉到大操场。本来中央通知王光美是来检查，可会场上完全是批斗，自始至终不让她讲一句话。
这两件事经常被作为文革无法无天的暴行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每当目睹这两个特写镜头的时候，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对第一家庭的夫妇并没有多少同情，人们想到更多的是一个词：“报应！”因为就在刚刚过去不久，他们同样是历史罪恶的制造者。
追究每一个人的历史责任、清算一切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还死者和受害者一个公道，而是为了不仅从道义上，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彻底埋葬那个“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封建法西斯时代。毫无疑问，刘少奇夫妇是文革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常常先是迫害者，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甚至在方式上，也和迫害者并没有什么不同。刘氏夫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刘少奇夫妇作为迫害者，人们首先会想到他们二人于文革前夕的1964年创造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这个指导当时全国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简直就是毛的文化大革命某种形式的预演；毛在文革中的各种招数，简直就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先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
刘王共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也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恶劣的样本。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的唆使下，体罚之风愈演愈烈。而其中的“燕飞”，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即坐飞机！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
人们更为刻骨铭心的还有文革伊始，二人制造的“清华经验”。
文革初期，刘少奇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于是，再一次派王光美以“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
在工作组中，叶林为名义上的组长，王当仁不让地成为“太上（女）皇”。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不仅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在内的全部干部“靠边站”，“上楼”接受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指导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时清华园内冤狱层出，“右派”遍地。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48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和刘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因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的“蒯司令”，而王光美则反过来成了“反革命”。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在清华的所作所为，都一致认为：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蒯大富后来也因积极参入文革而被判刑入狱，但蒯大富的错误甚至罪行，并不能说明王的正确。虽然毛的文革路线更荒唐，时间更长，范围更大，破坏作用更大，但刘在文革初期镇压学生的错误仍然是错误。
在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主导的党文化的掌控下，只要在体制之内，不管是谁，要想不整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整了人，犯下了错误和罪行，只要自己能够真正反思自身，并认错，自会得到大家的谅解。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而是一种高贵行为。在这方面，曾经整过很多文化名人的周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但王光美却相反。文革之后，她只强调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比如，她在不少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来证明自己残酷迫害别人的正确性乃至预见性。这些都造成了人们对她的负面看法，这种负面看法也直接影响到了刘少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革结束后，王对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泽东的态度的前后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上世纪80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对毛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其感情倾向也比较鲜明。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在文革中，周是刘的专案组组长，也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另外，在征求她对刘少奇追悼会悼词的意见时，她还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令人作呕的字眼。但从90年代开始，随着儿子刘源步入政坛，两个女儿也成为改革开放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一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谄媚杀夫的毛泽东了。最恶心的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文革中被迫害致残的新凤霞对此极为反感，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
平民百姓是不讲什么狗屁政治的，民间自有民间的逻辑。新凤霞的态度也代表了中国民间的态度。
二
发生在刘少奇身上还有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问题就是他和毛的关系。
1969年11月13日清晨，在河南开封一号楼地下室，刘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当卫士长再次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一丝气息。医生估计他已死一天多了，而确切的时间已永远无法确定。刘的遗体上盖了一床白色床单，一头白发已经一尺多长了，就像一丛蓬乱的枯草。卫士长为他剪去过长的白发，刮去乱杂毛般的胡须。
15日零点刚过，“送尸车”悄悄地驶向火葬场。
火葬场早就得到通知，说是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半夜火化，只准留下两名工人。戒严的军人却有二十多名。
火化单上填写着：姓名：刘卫皇；职业：无业；死因：病死；最后签的是他儿子刘源的名字。
也不知具体什么时间，在北京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毛知道了刘死的消息。他似乎没有丝毫波动，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自作孽，不可活。”这句话换成老百姓的话，就是：“自作自受！”
一句话六个字，毛对自己的这位曾经的接班人做了政治和情感上的彻底了断。如果还有未断之处的话，从语气上看，也只能是余恨未消。
照常理，即使关系再不好，人都死了，也不该恶语相加，何况还是共事几十年的老同事！能有多大的仇恨，值得这样怀恨！
但仔细想来，又有其必然性，符合中国帝王政治的逻辑。
刘少奇落得如此结局，与毛对他的政治和情感态度有直接关系。
刘一生的政治沉浮是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延安整风中能够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层，完全是毛提携的结果。毛拉刘，是为了清算所谓左倾机会主义的王明、博古、洛甫（张闻天），以及打压所谓经验主义的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在此期间，刘为毛立下了汗马功劳，最终确立了毛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刘也得到了毛的政治回报，成为了二把手。但正因为如此，毛从一开始就把刘只是当做助手和棋子，而从来没有将其视为对等的政治盟友。毛拉刘，也不是因为刘在当时党内有多大影响，而是相反，看中的恰恰是刘虽有一定资格，但却并无名望和根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甘心为己所用。但也正因为如此，毛从内心深处恐怕也从来没有把刘当做一个重量级人物。文革之前，毛曾经轻蔑地说刘“我伸出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就是这种心理的流露，从中也可以看出刘在毛心中的真正位置。这样的话毛恐怕不会对周恩来、朱德说，也不会对林彪、邓小平说。从刘这一方面看，对毛忠心是不容置疑的。刘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而且从党性的高度提出“驯服工具”论，并以身垂范，服从毛的最高权威。解放初期，尽管刘和毛在治国方略方面发生了一些分歧（比如在是否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和是否大力推广互助组的问题方面），但只要毛一批评，刘就马上改正自己的“错误”，服从毛的“正确”领导，因此才没有在“高岗反党集团”夺权的斗争中落马，保住了自己二把手和接班人的地位。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斗争、高举“三面红旗”的过程中，在粉碎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刘在行动上都是紧跟毛泽东路线不动摇，甚至表现得更为激进，因此毛很满意，也很放心。作为奖赏，毛于1959年4月把自己担任的国家主席职务让给了刘少奇，并且在大跃进造成巨大祸害后，又于1961年名义上退居二线，把刘少奇名义上推到了一线。
但另一方面，刘又并不是毛的家臣和奴才，而是一个颇为自负和有想法的人，也是一个很有治党治国能力的人，所以一有机会，就想有所表现。例如，1941年，在华东党校第一期讲授他的“战略和策略”时就说：“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出一个刘克思！”并自夸地说：“领袖来自于群众。在安源时，抛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可就是我……”中共执政前夕的1949年4月10日，刘来到天津，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分别向干部、职工和工商业资本家发表了长篇谈话。谈话的基本意图就是希望刹住共产党进城以后劳资关系迅速紧张恶化的现状，帮助资本家恢复生产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恢复经济的目的。为此，刘向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和思想工作，告诫工人和干部，目前还没有到剥夺资本家的时候，工人的生活乃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还离不开资本家。同时告诉资本家，不要怕剥削，今天这种条件下，资本家的剥削不是多，而是少了，因为工厂开得少，工人就雇得少。从解决工人失业和发展经济的角度，“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这就是后来批判的“剥削有功”论。……本来，刘的类似表现，在一个现代政党内，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以帝王术驭人的毛的统治之下，却是人臣之大忌。或许是地位和性格使然，刘对此竟一直浑然不觉，并最终酿成大祸。
导致毛、刘和中共八大形成的毛刘周朱陈林邓领导体制分裂的导火索是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由于“三面红旗”，特别是“大跃进”的重大失误，导致了全国几千万人的死亡。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在大会上发言总结教训，不可能不联系实际，所以也就不可能不触犯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毛的权威和尊严。特别是在大饥荒的责任上，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地戳到了毛的痛处。对于错误责任的分析，刘少奇虽然本人并没有公开指向毛泽东，但他的干将彭真却有惊人之语。1月5日，彭致信毛：“在三年灾荒中，晋南有些县死人在三分之二以上”。他明确提出，毛应作自我批评。在起草委员会讨论大跃进责任时，彭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帐。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邓小平说，毛自己说不是圣人。刘少奇则强调中央应首先负责，第二是省级。而周恩来却说不能叫毛负责，毛早发现问题早纠正，“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后来林彪的大会发言延伸了周的意见。林彪说，犯错误是因为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
本来，闯了这么大的祸，毛作为“始作俑者”，当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毛是一个声称永远不下“罪己诏”的人。另外，中国共产党从确立了对毛的“个人崇拜”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一切成绩都归于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一切错误都是执行者执行不力。所以，刘尽管在责任问题上没有公开指向毛，也是毛所不能容忍的。作为二把手和接班人，你不主动替“班长”承担责任，就是不忠，就是有“二心”。特别是相比于周恩来和林彪的态度，更加深了毛的这一印象。
江青后来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憋了一口气。毛的这口气都对老婆讲了，可见火气之大，对他的刺激之深。
“七千人大会”后，毛马上南巡去了，刘少奇却又做了两件让毛更加恼火的事情。一是以“非常大总统”名义，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西楼会议进一步揭露了大跃进的错误，指出了当前严峻的困难局面，并提出了“包产到户”等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后来刘少奇又将西楼会议的精神传向全国，从而使国民经济迅速好转。另一件事情是将以前写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认真修改后再版，并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书中的有些话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这种人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他企图在共产主义事业中把自己打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甚至为了满足他的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这些话，即使稍有政治头脑的人读了，也不会无所联想，何况政治上极为敏感，自尊心超强，鸡蛋里也能挑出骨头来的毛大伟人？恐怕就凭这一条，毛在心里就把刘打入地狱了。后来毛的老朋友章士钊先生深知这些话会伤害毛，文革中曾专门写信给毛为刘说情。说刘的话是针对陈独秀的，不是针对你的。但毛不作正面回答，而是将专案组整理的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送给章士钊，从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另外，对西楼会议，毛也极为不满。南巡一回来，就在游泳池召见刘，向刘发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指西楼会议）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少奇回答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毛却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刘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似乎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持续。刘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的不满，取得了毛的谅解，因而如释重负。但刘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他也太不了解毛的为人了。实际情况是恰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特别是“人相食，要上书的”一语，更是击中了毛的最大心病，并由此认定刘少奇图谋不轨，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更让毛难以接受的是，刘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四清”时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一发话——“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却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都纷纷下去了。这让从来就不把刘看在眼里的毛心里更不是滋味，对刘也就更加忌恨。更让毛难以容忍的是，刘竟然公开以自己的老婆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中的“扎根串连”否定他一向提倡的“调查研究”：“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这让毛情何以堪！毛忍无可忍，以致于在1964年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对刘连讽带刺地发了狠话：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并由此而迁怒于跟刘走的干部。于是，清算刘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只剩下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了，后来抓住工作组问题“炮打司令部”等等，都只是借题目做文章而已。
王光美晚年曾谈及毛刘二人最后一次见面：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王谈及此事，是想以此证明，“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但是，历史事实是，就在毛话音刚落的当年3月，戚本禹奉旨写作，并经毛审阅，被称为全面讨伐刘少奇檄文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在《红旗》杂志发表，以此为刘的问题定了调子：“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毛在吹响讨刘进攻号的前夕“很客气”地召见刘，只不过是又玩了一次猫戏老鼠的故伎而已。而刘不知趣地“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这样的表态只会使毛心里更加窝火——这是什么话！这不是在变相指责我搞文化大革命动机不纯吗？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你刘少奇算什么东西！
总而言之，从毛对刘的政治和情感态度看，他对刘的最后下场是无丝毫愧意的，他也永远不会原谅刘。刘源说，在中国现代史中，有说不尽的毛泽东，就有说不完的刘少奇。他将两人共同演出的历史大戏归结为三幕：第一幕是“政治大革命”，即共产党夺取政权，改造社会，毛刘亲密无间。第二幕是“经济大革命”，即大跃进，毛刘分歧。第三幕是“文化大革命”，毛刘分裂，革命一败涂地。毛若地下有知，决不会接受这种说法，也决不会同意刘进入他的纪念堂。刘源和他的母亲搞什么“毛刘一家亲”，恐怕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就是在平民百姓眼里，也有些不靠谱，甚至有些荒唐。
三
但刘少奇又的确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独特地位的政治家，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不应该被忘记的政治家。
刘少奇的一生，虽然做过的事情不算少，但真正能经受住历史检验，并刻入民心的，也就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为挽救国民经济所发表过的一些言论和做过的一系列工作。
历史应当记下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针对“三面红旗”造成的三年大饥荒，说过的这些话：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人相食，你我是要上书的”。
“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
历史也应该录下下面的这一幕幕：
那是在“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前一年，刘少奇带着老婆王光美，一头扎到湖南农村，搞了44天的农村调查。
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刘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木板床。工作人员铺床时竟一时找不到铺床的稻草。鱼米之乡的湖南连找几捆稻草都费劲。
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住在大队部办公地方的王家塘。这里有两间大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泥墙块块剥落，屋内阴暗潮湿。干部们觉得让国家主席住这样的地方，十分不安，刘却说：“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恐怕现在多数农民还没有这种房子住呢！”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晚上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他还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中了毒。
刘到天华大队后的一天早晨，到住的地方后面的山坡上到处转了一转，看见有一堆粪。刘找了一根树棍子将粪挑了开来看了一阵，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这堆粪，是小孩子的。一般大人总将吃的东西都让小孩子吃。在粮食够吃的时候，就可以从粪里看到粮食，比如老玉米啊什么的吃了的话，它可以从大便里看得到。结果一点都没有，就是几根粗纤维，所以晓得这个里边，粮食很缺。
刘少奇在天华一共呆了18天。
天华是当时湖南全省最先进、最好的地方，是省委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搞的点。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是全国“三八红旗手”，1961年第4期的《中国妇女》杂志刚刚登了一篇介绍彭梅秀及天华大队的文章，吹嘘这里的农民已经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但是刘不久就发现即便是天华这样最好的地方也没有饭吃，也吃不饱，每一顿饭只有二两六钱三毫（16两为1斤），三两米都不到。
刘在天华的调查一开始非常不顺利。作为大队党总支书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彭梅秀自以为是，瞒上压下。她事先早已召开了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封锁干群嘴巴。彭本人对刘不仅“报喜不报忧”，而且当面撒谎，矢口不谈全大队1000多人中有100多人患浮肿病的事实。
后来，刘少奇拒绝了社队干部的陪同，直接到施家冲生产队。上午，他仔细察看了生产队的食堂，下午请来在田里干活的八位社员，老、中、青和妇女各两人，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到大队部开会。刘给男社员们每人递上一根大前门香烟，王光美给每人端上一杯清茶。刘说：“今天请你们来讲心里话。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还有你们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请大家讲讲真心话。”说完，刘摘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丝，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后说：“我怕耽误影响你们的工作，就让随我来的同志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今天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你们半天。”社员们终于感动了，说出了久藏在心底的话：“公共食堂不好，吃不饱；肚子不饱，懒得积极；大个小个一样记分，一样吃饭，不愿积极；技术高低不分，不愿积极。平均主义，做事难得来劲，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自留地取消了，家禽、家畜消失了。”“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一年的猪，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是啥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没有杂粮……”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10岁学生萧伏良，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走不动。为了吃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就悄悄多拿了一钵饭，还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电线杆上。“案子”很快就破了，定性为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把他挂牌游乡坐牢房。刘知道后，对工作人员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这几年我们犯了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小孩子吃不饱饭，就有怨气。不要开除他的学籍，更不要责怪校长和班主任，不要停职反省。如果我们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接着，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笑着拉到身边问：“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呀？”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刘少奇听罢笑了起来，对周围工作人员说：“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蔽掩的真话了！小孩子天真无邪，把群众不敢说的话和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在全国农村办“公共食堂”，当年被毛泽东看成是农村的共产主义因素，是农村必须坚守的共产主义阵地。解散食堂虽然是广大群众的共同呼声，可是碍于毛的权威，从中央到地方，谁也不敢提出解散食堂，谁要敢解散食堂，就得冒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风险。
但刘还是做了这件事。尽管他知道违背了毛的主张，风险有多大。
刘少奇在了解了农村的基本情况后，对农民的要求和愿望有了切实的感受。为此，他在天华大队提出了农民兴家立业的“十个一”目标：“一栋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栏好猪；一群好家畜；一园好蔬菜；一塘好鱼；一块好山；一天三餐好饭菜；一人有几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风景。”
这是五十多年前刘少奇为中国农民提出的“小康目标”。如果五十年前就按刘的主张做，中国的“小康社会”早就实现了。但从毛的角度看，刘这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几天后，刘少奇来到赵家冲，看望他那四五十年没见面的亲姐姐（六姐）刘绍德。这位主席弟弟带的礼物是：五斤米，两斤白糖，两斤饼干，九个咸蛋。主席弟弟说：姐姐：你们现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来这点东西，你每餐加一把米吧。姐姐说：老弟啊，你在国家工作，没有解决国家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呢，你要我加一把米，我吃了这五斤米，我又到哪里找你呢？弟弟无语。
期间，刘赶上了一次农民集会。在集会上，刘先向大家一鞠躬，说：“乡亲们，这两年大家吃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你们生活产生影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有的老乡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看说得很对。也不要全怪基层干部，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所以上面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中央要负很大责任。大办食堂、大办水利都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我是党中央副主席，考虑问题不周，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会上，一位老农谈了当前生产问题和生活困难之后说：“我们相信共产党会很快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不过，你们得赶快想出办法来，要是还这么下去，再有两年，人们可吃不住劲了。”
刘不禁落了泪，激动地说：
“我一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我的祖坟。”
公元1961年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长达44天的湖南调查，带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带着“两年内不改变，你们就扒我的祖坟”的誓言，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山水。
于是，有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惊天动地的发言，有了随之而来的“三自一包”等挽救国民经济的各种举措；
于是，饿殍遍地的中国农村渐渐有了生机，数以亿计的乡村百姓从死亡线上被救了回来……
本来，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作为国家领导人，让自己的人民吃上饭，不挨饿，是最最起码的执政底线。做到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是职分所在，天经地义，不值得夸耀。但在毛时代的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却非常人所能为。这要冒罢官、坐牢，甚至掉脑袋的风险。但刘少奇硬是做到了，以此拯救了数以亿计父老乡亲的生命，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凭这一条，他就应当永远留在人民心中，其种种过错也该得到原谅。
刘少奇1967年与王光美诀别时留有一言：“好在历史是人们写的。”说这句话时，他应当是有底气的，因为他十分清楚，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被打倒的。
我相信，说这句话时，他是想让自己的灵魂在人民中间安息，而他的灵魂恐怕也只有在人民中间才能得到安息。
遗憾的是，连他的家人都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的灵魂也就难以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