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发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但是，在党史上，留下的资料不多。30多年前，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组工作，研究刘少奇的前三十年，这个阶段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我基本都翻过，都是那种用潦草的笔迹记录在单篇的纸上，出现的比较多的名字中，就有向忠发。
在我印象里，当然是读史料得出的印象，向忠发是一个有着很多缺点的工人。据说，他为了戒嫖，自己剁下了一个手指头。这件事情，既说明了他的毛病，也说明了他的决绝。
这符合底层产业工人的性格特征。其实，这个毛病没有因为剁掉一个手指头而彻底改变。他最后被捕，就是因为没有听从组织的吩咐，硬要去找情妇过夜才造成的。
虽然是工人，但是他还是读了五年小学，那个时候，五年小学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因为家境贫寒，他14岁就去大企业汉阳兵工厂当了学徒，以后的经历颇为复杂，当过佣人，当过水手，当过轮船的大副。丰富的阅历成就了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加上他识字，为人仗义，在普普通通的工人堆里一定是鹤立鸡群的。
因为他被捕不光彩又有叛变的嫌疑，所以，在后来的党史资料里，都把他说成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无用傀儡，其实，我看是有点过于贬低他，这不能解释为什么他在1921年就成为有着上千名会员的汉冶萍工会的副委员长。
共产党的章程规定了它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可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远远低于马克思的预期，所以，优秀的工人就成了凤毛麟角。向忠发脱颖而出，和他的工人身份非常有关。
向忠发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1927年7月14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
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
于是，在二十几天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他在未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2月向忠发得到了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的机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这下进入了苏联老大哥的视线。尤其是他还和苏联代表团的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
这相当于在他原本就闪光的身上又涂了一层金。
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举行的。把这次大会看做是向忠发一步登天的会议，并不为过。
不过，向忠发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刚刚离开幼稚园的年龄，要有保姆呵护，这个保姆就是共产国际，其实就是苏联共产党。
保姆是怎样安排这次大会的呢？
关于六大代表，由共产国际审定了84人，其中工农分子占50人，知识分子只有34人，以至连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后来都有些愤愤不平，他把这次的代表安排说成其中“暴徒一大堆”。
而关于向忠发的位置，在6月17日下发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是在会议上，向忠发成了万金油，哪儿都能用上，他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可谓显赫一时。
于是，到了7月10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36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22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从陈独秀、瞿秋白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当党的最高领袖，担子再转到向忠发这个工人的肩上，落差还是蛮大的。
虽然向忠发能力难以领导全党的发展，但是，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当时看不大，但是，影响是深远的，例如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档案材料保存很不完整，向忠发虽然当了差不多三年的中共最高领袖，但是，还是很少有资料留下来，甚至关于他被捕后是不是叛变了，也还没有定论。
好在“周看人物”不是探究人物的历史，而是希望从历史中探究道理。关于向忠发的历史，可以再去探讨，我在这里试着说一个道理。
从历史上看，党的领导人是在斗争中才能见分晓的，事先确定的标签是没有用的。不管是向忠发身上的无产阶级标签，还是陈独秀身上的党的创始人和大知识分子的标签，都是形式，本质的，是需要在实际斗争中能够被同志们信服。而被信服的最主要因素，是带领着同志们节节胜利。
标签没有用，产生的方式也仅仅是个参考。无论是领导指定的还是选举产生的，如果不能在实际斗争中展现自己的才华，也不能被认可。在能不能胜任这一点上，战争年代的标准和和平年代虽有不同，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一个机构在草创期，领导人更难当一些。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更换的比较快，几年一个，有的也许名义上不是，实际上是党的领导人，我认为，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当时有苏共和共产国际的背景，他们不在第一线而又是有资格指手画脚的，更增加了试错的几率。
屡屡失败后，才能有总结的条件。共产党长征到了遵义，特别是到了延安之后，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而毛泽东身上的标签恰恰不是最闪光的，他只能算是小知识分子，是带有农民色彩的小资产阶级，然而，实践证明，他确实最合适的领袖，因为中共在他的领导下，开始所向披靡。
在这个意义上说，向忠发运气很糟糕。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登上了一个错误的位子，因此有了悲剧的结局。在中共向上攀登的梯子上，他也许只是一级。
可是，即便是毛泽东，也不可能一步就登上顶峰。
所以，每个阶段的领袖只能完成每个阶段的事情。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解读历史时，往往会把在某一级台阶上跌倒的人更深地踩在泥里，似乎他们只配做泥里被踩的一块砖头。
其实不对。
包括向忠发，他还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在北伐战争中，向忠发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的委员长，在发动工人方面，功劳卓著。在短短27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组织从最初的13个发展到了270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达到几十万。
而当向忠发被定性为叛徒后，这些功绩基本就不提了。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猥琐的无能的叛变了的向忠发。这并不公平。把他说成是昙花一现，也许更准确。
如果历史人物也是要用胭脂来装扮的话，那么，假如是一定数量的胭脂，向忠发之流，说之流是说还有许许多多历史上的失败者，他们是不配用的。那么，就全部用在了胜利者的脸上，不管本来是不是这样漂亮，反正要打扮出一个最美的面孔来，根本顾不上是不是真实。朱德的扁担变成林彪的扁担，这样的故事还在不断演绎。
要是一场大雨，冲掉了胭脂的话，围观的人会不习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