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2年1月结束近五年的农业劳动到本大队朱山小学担任民办教师。那时学校学年度是春季始学，小学五年学制，学校共3个班，一二年级各一个班，三四年级是复式班，没有五年级毕业班，共4名老师，我教二年级。学校那时的文化课学习不重视是自然的，却很重视支农劳动，每天要求学生带竹篮、镰刀割草做肥料，集中后送到邻近生产队。一天中午，几个学生神色慌忙地报告，在上学路上发现了反动标语（简称“反标”）。在阶级斗争日日抓、月月抓、年年抓的年代，“反标”是极严重的政治事件。学校负责人陈秀兰老师和我随学生急忙赶去现场。时值四五月春雨季节，在泥泞路上的一堆烂泥上，用镰刀歪歪扭扭划有“毛主席”三个字，上面又不经意地划了几个叉叉的印痕。其实，我当时根据所写字歪歪扭扭的样子，就认为肯定是刚学写字的小学生划的。心里想，可能是小学生在烂泥上随意写划，觉得划写得不好，又想胡乱地把它去掉。我心里虽这样想，但嘴巴上不敢说出来。在“文革”时代，凡写有“毛主席”字样或印有毛泽东像的纸张，是不允许随便处理的，稍有不慎，就会被当作犯罪。所以，我和陈老师谁也不敢说这不是什么“反标”。
我们询问学生当时看到的情况，几个学生都说看到贡厚刚同学在泥地上拿镰刀划写过什么。我一听“贡厚刚”这一名字，一下子头大了，他正是我班的学生。自己才任教三四个月，班上学生出了这么个大事，让我精神压力很大。当我喊贡厚刚询问时，真是小孩子不说假话，他老老实实地承认字是他划的。说实话，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他哪里知道这是“反标”，“反标”意味着什么，他更不懂得。记得学校还让我给了他一张纸，让他写了“我写毛主席，打××”的内容，以作“证据”。一个荒唐的“反标”就这样诞生了。学校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向公社“教革组”汇报。那时公社还没有派出所，有一个公安特派员叫徐炳贵的，他迅速来到事发现场查验证实。
荒唐年代必有荒唐事。需要交代一下贡厚刚同学的家庭出身。他的爷爷贡宗藩曾是南京中央大学农学系毕业生，1948年前后曾任过铜井镇的镇长，阶级成份又是地主，属于被严加管制的地主分子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如果这个所谓的“反标”是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划的，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会完全不一样，而一个“阶级敌人”的孙子写“反标”，似乎正印证了“阶级斗争的真实存在”。在傍晚时，我随同徐特派员与贡厚刚的父亲见面，才知道贡厚刚的父亲是一个乳名叫和尚的人，此前我很佩服他。什么原因呢，在此索性再作交代。那时的冬春季节挑河堤修水利、搞旱改水，全生产大队的社员经常集中在一起劳动。那时的劳动是极其繁重的，早晨天不亮就出工了，天黑了才结束，有时还要挑灯夜战。无休止劳动的人们有时也弄些“累中作乐”的劳动游戏。方法是堆积很重的一担河泥，往往有三四百斤、四五百斤重，看谁能挑得起。当时叫“拃担子”。有一次，好事者装满了一担河泥，据在场的人讲约有五六百斤重，好几个小伙子去尝试，那担泥土纹丝不动。这时有人提议，让和尚来试试。在众人的怂恿下，和尚不慌不忙走上前去，沉稳地起担，摇摇晃晃地迈步向前。人群中发出一片欢呼声，和尚也觉得很有面子。这种劳动游戏当时很受推崇，至于原因，现在回想起来也简单。此种劳动游戏都是在夕阳西下、劳动比较松懈时才会有，可能也是艰苦劳动中的一种情绪调剂，恐怕与农民“尚武”也有关系。反正我很喜欢看这种热闹，并佩服那些力气大的人。和尚的那一担泥土让我对他产生一种莫名的崇拜。在平时劳动中，我看到和尚肩头的泥土担子总比别人大，他的那根扁担也比别人宽且厚，先前也知道他是贡宗藩的大儿子，对他家庭出身颇表同情。说来话长了，我当时对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因为我家出身中农，“四清”中被怀疑是“漏划富农”，再加上“文革”中失去读高中的机会，心情有过压抑感，知道一些个中苦滋味。算不算同病相怜呢？说不清。
言归正传。这次我与徐特派员来到和尚家门口，当时出现的那一幕让我4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颇存后怕，不妨如实描述如下：
和尚招呼我们坐在他家门口小凳子上，徐特派员简单讲了事情缘由。和尚似乎很平静，拉过儿子的小手，摩挲了一会儿，问道：“你用哪只手画的叉叉？”
小家伙怯生生的样子，茫然无知地伸出右手。
“噢，是这只手！”和尚猛地从地上捡起一把镰刀，就要向孩子手上划去。
我似乎对此早有预感，见状飞快上前，一把夺下镰刀，护住孩子的手……
此情此景，40多年中，在我梦境里数次呈现过，成为抹不掉的记忆。
今日忆起，我没有一丝一毫责怪作为孩子父亲的和尚那一莽撞的举动，只庆幸孩子的小手在情急中得到保护。我如今回忆此事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孩子，在泥地上划了那三个字打了叉叉，就是大逆不道的“反标”吗？能怪那些慌忙报告的其他孩子吗？能怪学校（自然包括我这个班主任老师）向上级汇报吗？能怪徐特派员煞有介事地视作政治案件吗？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会对和尚举镰欲割儿子手的冲动难以理解，那是他们对“阶级斗争”年代缺少经历、更没有切肤之痛而有的时代隔膜。和尚出身“四类分子”家庭，尽管一身力气，劳动出色，并不能改变其“贱民”的身份，他老老实实做事做人，远离是非唯恐不及，忽然听到自己的儿子惹上如此“大罪”，何啻晴天霹雳！
今日记下此一小事无他意，只是告诉青年人“阶级斗争”对人和社会的危害有多大，同时也提醒经历过那段荒唐年代、自己可能没直接受过“阶级斗争”伤害的人，应该对荒诞的“文革”作更多理性的反思。极端的领袖个人崇拜其实就是封建皇权的现代版，其愚弄人民的毒害性甚广，对社会的腐蚀性很大；给人定阶级成份，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政治株连”，是人为地制造“敌人”，制造仇恨，破坏了社会、政治的生态秩序，自然也无法从根本上稳定社会，对那些牵连者而言，更是极不人道的！今天的社会，告别了阶级斗争，倡导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意义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