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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中国经济如何停止下滑,走出低谷

好像最近有报道;又要开北戴河度假会议了。而且据说这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总书记之间会有一场恶斗。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二人在经济政策上斗争的延续,而且据说已经公开化了。

据媒体也许不一定准确的报道;斗争的焦点就在国营企业改革上。李克强认为这个巨大的包袱,不挣钱又制造腐败,应该推行私有化改革;而习近平不同意,他说要进一步扩大腐败,不挣钱也要把国营企业做大做强。二者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了。

要想知道谁是谁非,有必要把建国以来的经济路线梳理一下,才能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用习总书记的话说的前三十年,那时候是俗话说的计划经济。其实就是从苏联学来的农奴制经济加工业奴隶制经济。毛泽东非常虔诚的坚持计划经济,结果经济濒临破产。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极度不满,促使邓小平进行了半吊子改革,放开了市场经济的最基层的一点点门缝。让农民和小商贩有了活路,中国的经济有了小幅度的恢复。但一党专政的官僚体制没有改变,促成了腐败泛滥,导致了1989年的大规模抗议。

赵紫阳和朱镕基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但又不能违背邓小平的半吊子理想。于是就发展出了所谓的双轨制,不仅政治和经济两层皮;经济体制本身也是两层皮,互相矛盾。这促成了腐败的进一步泛滥成灾,形成了今天尾大不掉的局面。

最有意思的是朱镕基。他和许多第一代的革命者一样,痛恨贪污腐败。刚上台就想学习王岐山,来它个经济和反腐败一把抓。结果差一点就酿成了军事政变,虽有邓小平保护,也只好下台。只当了半年的代理总理,就把权力交还给了腐败领袖,官场人称人缘不错的李鹏。

经小平同志指点痛改前非的朱总理,再重新上台之后学会了向腐败官僚阶级妥协。一边对腐败的官僚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边对工人阶级痛下杀手,还算是搞了一些市场经济的改革,并且试图逐渐改变所谓国营企业的成分,加大市场经济的份额。

和江泽民争取到的国际市场份额的扩大相结合,使得二十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快马加鞭。但也酿成了潜在的危险;国内腐败和国际剥削相结合,制造出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和狭小得难以置信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的经济受到国内外大资本的挟持,进退两难。

大多数情况下,早期资本主义的超经济剥削的另一面,就是加快资本积累,给经济发展创造后劲。可是中国的腐败经济很少把资本投放到科技进步和扩大规模上边。除了向国际资本上贡的那一大部分之外;除了国内奢侈腐败消费的那一部分之外,更多的被巧妙地转移到了海外。

习近平经济政策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进一步向国外投资,所谓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甚至向发达国家投资,还给不少国家免债。有些国家的消费水平甚至超过了中国大多数人民。

习近平的第二个错误更严重。把胡温时代重新扩大的国营经济比重进一步扩大,还要做大做强。逐渐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全面垄断的奴隶经济。这个政策的必然后果,就是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因为现在的人民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顺民了;现在的资产阶级也不会愿意回到清教徒的毛泽东时代。倒行逆施必然会造成经济政治的全面崩溃。不但老百姓要造反,官僚资产阶级也要造反了。

知道了问题的所在,也就差不多知道了该如何解决。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南海危机;也不是什么供给侧改革。而是三大问题。第一,政治体制的落后,造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第二,人民收入低,或者说贫富差距造成市场狭小。经济发展受制于别人的市场,资本难以积累。第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造成投资意愿低;科技进步动力小。经济发展停滞已经是必然结果了。

针对以上的问题。改革的第一目标,就应该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减小官僚队伍;减少官僚的权力。官多扰民,而不仅仅是负担重的问题,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懂的道理。现代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长期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财产和人身权利有保障,现代还依赖于开放的信息环境。人们得以安心地发展科技和经济。

第二个目标,就是学习西方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国家调节分配加上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快速提高人民收入,扩大并且稳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市场规模。改变所谓外贸型经济的依赖别人的模式。

第三就是制止资本外流。在现代金融环境中,靠堵截是没有效果的,要靠吸引。除了政治环境的改变之外,现成的办法就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私有化不但可以吸引外逃的资本回流,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经营管理。让半死不活的国营企业恢复生机,而不必大量裁减工人。

如果按照习近平的方案,做大做强再加上恢复党委领导一元化。那就是毛泽东早已经失败过的教训。硬要往前车之覆辙上跑,只能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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