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格雷（Gary D. Rawnsley）是英国知名公共外交学者，目前在英国威尔士亚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国际政治系任教兼助理副校长。他最近在台湾的大学和智库的多场演讲中呼吁台湾新政府通过加强公共外交去释放台湾的软实力，从而在逆境中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和空间。他还主张台湾应恢复2012年被裁撤的行政院新闻局。任格雷日前在台北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以下是编辑后的采访内容。
美国之音：中国领导人常常把提升软实力挂在嘴边，但在台湾却较少听到政治人物谈论台湾的软实力。与中国相比，台湾的软实力存在于哪些领域？
任格雷：软实力与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所信守的原则和它的行为有关。你这个国家的理想是什么，你的立场是什么，而不是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这些。今天的台湾拥有健全的民主体制。这意味，它在世界上更容易自我推广，特别是在民主世界它更有吸引力，而这是中国一直难以得到的。
我认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关键部分在于其价值观是什么，包括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等等。这都是中国所欠缺的。在中国，一个好消息总是被一些不好的消息包围着，比如不久前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抓捕和审判。这些负面的消息和报道往往削弱了中国想要展现的东西。对于拥有民主政治体制的台湾来说，它的软实力的能量要远远超过一部侯孝贤电影。
美国之音：既然您认为台湾有很大的软实力潜能，为什么在海外人们的感觉并不明显，台湾的光芒是不是被遮住了？
任格雷：我认为问题是出在了公共外交方面。台湾的软实力资源丰富，但公共外交（手段）匮乏。
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外交指的是政府与其它国家人民的交流，试图去说服他们接受某一政治议程。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属公共外交范畴，游客和交换学生都可以成为公共外交官。
受到24/7新闻舆论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数字媒体的出现，公共外交发生了急速的转变。人们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智能手机用社交媒体比如Facebook（脸书）和Twitter联络，在台湾人们用LINE，中国人用微信，而很少直接打电话了。这就意味公共外交必须与时俱进。
对于政府而言，你的沟通必须更有吸引力，更接地气。由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大量的信息，因此你必须要去争取别人的注意，努力争取到空间。
而外交人员也必须要更加敏锐地去洞察公共外交的后果。传统上，一个国家的大使馆都会设有新闻处、商务处、武官处等等，大家各司其职。现在，每个人都要掌握如何与媒体沟通，如何利用媒体。
美国之音：那么具体来说，台湾政府应该在哪些方面改善其公共外交？
任格雷：我认为，台湾政府过去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裁撤了行政院新闻局（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简称GIO。当然，新闻局的确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改革，但是在与国际社会的交往中它还是扮演了一个很积极的角色。现在，新闻局的角色被文化部和外交部分担。
我个人认为，你只要看一看美国当年的做法就不难发现今天台湾在公共外交领域遇到的问题。当年美国就是裁撤了美国新闻署（USIA），它的很多职能转到了美国国务院，导致今天美国的公共外交也面临了很多问题。
我分别采访过新闻局裁撤前后的人员，发现其中一些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在新的架构下公共外交人员和传统上的外交官彼此难以合作，他们各自的工作方式不同、组织文化也不同。对负责公共外交的人员来说，他们希望台湾被媒体报道，而传统外交官往往不希望自己上新闻，因为很多外交工作都是在暗中谈判协商。传统外交往往是看重短期结果，你希望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而公共外交则是看重长远，因为你需要与对方建立起一个长期的关系。二者有很多不同之处。
裁撤了新闻局后，台湾就没有专职人员或者是一个中央机构（Central Unit）去负责协调各部会的对外传播沟通活动。过去的新闻局在台湾行政院享有部会级别，新闻局局长在外交政策中也有一席之地。公共外交不应仅是反映或报告外交政策，它更应该去导向外交政策的制定，去发挥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不过，裁撤新闻局的好处是它可以让民间在公共外交中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比如公民社会和NGO。这对台湾的软实力非常有益，因为当你把公共外交的责任交给公民社会时，这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多元化。这说明台湾的社会中的一部分是可以独立于政府而运转自如的。
民间组织比政府更有信誉，更容易被外界所信赖。一个组织离政府的距离越远，它就越容易获得信任。最好的例证之一就是慈善组织“慈济”。慈济给受灾国家捐献的大米，装大米的袋子上写着“来自台湾的关爱”（Love from Taiwan）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应该考虑把公共外交的重心从突出台湾是中华文化守护者这个定位上回归到更有力地去推介台湾的民主，包括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文化，对人权的尊重，结社和言论的自由。这些都让台湾的民主在亚洲的文化背景下更有价值，而且台湾还是全球第一个华人建立的民主社会。
在马英九时代，台湾从讲述其政治转型的故事转向以突出文化为重心的策略。我认为这是个错误，因为文化是无形的，你无法衡量效果如何。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央视。我常和央视的人争论。他们说，央视的纪录片在全世界有8500万观众。我说，不对。应该说是或许有8500万人有机会去看你们的节目，那是因为央视在他们订购的有线电视或者是卫星电视节目套餐中。但这并不意味8500万人每时每刻都在收看央视的节目。央视英语频道最大的观众群其实是在中国的中国人，是那些希望看央视英语节目来学英语的人。
还有就是要给公共外交一个明确的定位，你要讲什么样的故事，你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世界加深对台湾的了解。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对台湾并不了解。
相比之下，中国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抢夺全球的话语权。他们认为世界不了解中国，对中国抱有偏见，因此他们要提供一个“正确”的版本。这是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但我现在还很难看出台湾开展公共外交其背后的主旨是什么。
美国之音：中国凭借其政府强大的财力支撑各大官媒在全球范围布局，中国领导人还要求这些媒体提高其国际传播能力并主导话语权。在这些方面，看上去台湾似乎落后了。
任格雷：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和台湾一个是威权体制，一个是民主体制。在威权体制下，政府可以为达到目的灵活地分配资源。而在民主体制下，执政者总是要考虑下一次大选，他们要考虑是投资建一个电视台，还是去投资兴建基础设施，比如道路或医院。民主国家的执政者更有责任感，而且各个政府部门间也会竞争资源。
在传播中量变不一定会导致质变。关键是你讲了什么，而不是你讲给谁听，讲的声音有多大，讲了多少遍。央视虽然增加了很多语种，也在全球也开设了很多分台，但如果没有人看，也没什么意义。
事实上，台湾在海外没有央视这样的媒体并不是问题。如果你的架构搭建的好，比如在台湾外交部或者是类似GIO这样的机构中。与其去花重金去办一份没人看的报纸或者是没有观众的电视台，倒不如更积极主动地与驻台湾的外媒记者沟通，同时让台湾的驻外机构更有效地与所在国家开展公共外交，那么他们就会和你站在一起，为你服务。
美国之音：巴西里约奥运会刚刚落幕。我注意到，台湾主流媒体上一些名嘴也在谈论如何让体育在奥运会这样的场合帮助提升台湾的国际知名度。但也有很多民众认为，在北京的打压下，台湾选手只能用“中华台北”的名义和中华奥会旗而不是台湾的名义和青天白日旗参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任格雷：我认为这些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一个健全的民主体制，你的人民是否幸福，他们是否有工作，经济是否在发展，你是否与全球开展贸易，这些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些问题搞好了，其它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说，你需要做的是把台湾发生的所有美好的事物让全世界知道，比如民主、贸易、经济等等，而不是用什么样的旗子这类小事。因为到头来，你要给全世界讲的故事是台湾怎么去完善它的民主体制，如何让经济步入正轨。这些比用什么样的旗子参加奥运会更有说服力。
台湾不应该去学中国，走中国的路。中国人总是在很多国际场合抱怨，说不能出现青天白日旗，必须以Chinese Taipei（中华台北）的名称等等。那么，如果台湾不去抱怨这些事情，而是保持某种缄默，台湾在道义上的形象就要远远高于中国。那样的话，台湾给人们的感觉就是它更和缓。让中国去抱怨，让他们去扮演长不大的孩子和“霸凌者”的角色，有人说中国总是以大欺小。台湾完全可以超越这些。台湾不需要去介入这些琐碎的争执，台湾要做的是去展现如何让自己的国家更强大、让自己的体制更完善。这是台湾应该向世界展示的。
美国之音：您对台湾的公共外交还有哪些其它建议？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考虑重新设立一个类似于新闻局的机构。我认为，GIO在协调各部会所要对外传播的信息方面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GIO还可以向政府汇报舆情，还可以把海外对台湾一些政策的看法及时反馈回来。
当然，我还要建议台湾的政府部门，特别是台湾外交部在英文的社交媒体上比如Twitter上要更加活跃。台湾目前在英文社交媒体上的曝光率远远不足，往往是把主动权交到别人手上。新华社、《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和央视都已经在Twitter上开设了账号。中国公民本身被禁止使用Twitter，可是这些官媒和中国的政府机构早就在脸书和Twitter上了。台湾要自己发声，不能把发声的机会让给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