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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一聊“群众推荐”入读大学这件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当年的高等院校招生就停止了。历史很有意思,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帜,却干着不让“文化”的事,完全就是把“文化”革命掉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谁还敢学习文化呢?高等院校停止招生,大批的中学生先是停课闹革命,然后就是复课闹革命,上学总要毕业,毕业后没有大学上怎么办?伟大领袖自然有办法,66、67、68届高中毕业生加上部分初中毕业生,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让俗称老三届的数百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在广阔天地里大炼红心。

一个名为共和国的现代国家,高等院校不招生等于没有了高等教育,这实在是让世界瞠目结舌的一件事情,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等文革初期的狂热风暴过去之后,1970年开始恢复了高等院校的招生,不过这一年也只有北大、清华等极个别的院校开始恢复高等院校招生的试点工作。1972年,全国高等院校开始全面招生。

经过文革洗礼的“文化”上的革命,如果还按照文革前的招生办法即考试入学的办法招生,就体现不出文化革命的成果,因此,1972年的高等院校的招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即不需要考试,只需推荐入学,从1970年的试点到1972年全面招生再到1976最后一届推荐入学,这些年被推荐上大学的学员被通称为“工农兵学员”。

那么,推荐哪些人上大学?笔者收集到一份1972年有关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可以从中了解一下:

关于一九七二年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今年我省高等院校普遍招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改革旧的招生制度,从工农兵中选拔新学员,是关系到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各级组织一定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有关通知精神,突出政治教育,狠抓革命大批判,及时研究和解决招生中出现的问题,切实做好今年的招生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招生人数:

一九七二年高等院校在我县招生总数是52名。其中我省12所院校33个专业,招收47名;外省4所院校4个专业招收5名。

二、招生时间:

三月初开始,月底基本结束,四月初由县报地区审批,招生学校复审。

三、招生办法:

实行统一招生,即由县统一给各区和有关单位分配各院校招生名额,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招生学校复审的办法。群众推荐,应由区、社、厂、矿、企业和机关单位革委会按照招生条件,认真推荐。县招生领导小组进行审核后,报地区招生领导小组批准。

在我县的中央、省和地区所属厂、矿、企业、三线建设的招生工作,由省、地安排进行。

四、招生经费:

健康检查费,工人、国家干部,由所在单位报销,农民、插队和返乡知识青年由县文教局报销。赴校路费,按陕革财发(70)164号文件规定办理。

五、组织领导:

县革委会成立高等院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全县的招生工作。各区(镇)由一名领导同志挂帅,区文教专干具体负责,吸收有关部门成员组成区高等院校招生领导小组,下设办事机构(可抽公社文教专干组成),办理具体事务,总结工作经验(有招生任务的县级各系统参照此精神办理)。各公社由一名领导同志负责,公社文教专干具体办理宣传、报名、推荐工作。

各级领导要把招生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要重视,关心大学的招生工作,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办事,反对草率从事和“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渭南县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

这份渭南县革命委员会的通知,让我们大体了解了当时高等院校招生的一些基本程序和情况,特别是推荐办法,按照文件所说其实就是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在这十六字四个环节中,不用说大家都清楚最重要的是“群众推荐”和“领导批准”,而文件中对“群众推荐”的定义是“群众推荐,应由区、社、厂、矿、企业和机关单位革委会按照招生条件,认真推荐”,这样一来所谓的“群众推荐”还是由“领导”所领导的革委会推荐,群众没有了影子,“群众推荐”就变成了“领导推荐”,然后再是“领导批准”,领导一个人说了算。

这样的推荐上大学办法实在是考验领导干部的革命觉悟,是不是大公无私?能不能按照要求完成从工农兵中选拔新学员,完成关系到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件大事?事实证明,招生程序的缺陷,过度依赖“革命觉悟”,在权力没有监管的情况下,推荐招生就成为部分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的好机会。确实,在中国这个讲人情世故,讲门道的社会里,没有制度的约束大部分人很难做到洁身自好,加之,就业形势紧张,即使是干部子女一样要上山下乡,一样待业在家,有这么一个能够免试入读大学的机会,怎么能放弃?

除了干部子女外,社会上,特别是上山下乡中想要求上大学的这些知识青年,为了能够及早摆脱恶劣环境,只有向这些手握推荐大权的干部请客送礼,更有的女青年无奈之下“献身”,等等。1972年的高等学校的推荐招生方式所带来的“走后门”现象严重到中共中央要发文制止,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发【1972】19号文”《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文件中说到:

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对于这些“走后门”进学校的青年的学习和进步,也是不利的。

一纸公文能起到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这一年的入读高校的干部子女较多是一个事实,《南方教育时报》上的一篇文章《1972 整治高校招生“走后门”》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原文中未加资料来源,仅作参考):

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同参与接见的相关单位负责人员谈话,问起新学员的水平问题,中科院的秦力生提到,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名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等干部的子弟,水平不够。周恩来很生气,要求全退回去,但事情终究没坚持办下去。1972年,清华大学招生2000人,发现并制止的“后门”就有242起。好大学、好专业,干部子女扎堆,某大学外语专业12名学生中,有8名是干部子弟,某工学院自控系14名学生,有12名是高干子弟。

其实,掰着手指头数数,在1970年至1976年当时适龄上大学的高干子女基本上都入学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等院校就是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些根正苗红的人也确实接过父辈的班,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了。

相比“群众推荐”入学的招生方式,考试入学相对公平一些,1977年高等院校开始实行招生考试入学,恢复了高考,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入学的形式来说,总算是走上了正轨。

无论如何,从停止招生到推荐入学,至少中国的高等院校中开始有学生,这些被称为“工农兵学员”的学生中也不乏优秀人才,活跃在以后各条战线上,但这种在特殊历史时期所采用的推荐入学的方式,以及在实施过程中权力过大而没有监督所造成的混乱局面,说明了没有健全制度,没有有效监督机制,再强大的政权都无法做到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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