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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分之一的幸存者文彻赫恩

这本自传名为《苦难的历程》,与阿·托尔斯泰(Aleksei N. Tolstoi 1883-1945)描写十月革命的长篇小说同名。小托尔斯泰曾流亡西欧,但没过几年便耐不住寂寞,终于回苏俄当御用作家去了。他的这部十月革命三部曲我看是写得有点违心。共产党允许你回去,给你别墅庄园汽车,你是不是总得有所表示?按照时间顺序,写完革命就该写劳改了。小托尔斯泰写完三部曲就去世了,没有写劳改,另一位世界闻名的大作家高尔基写了。虽然他被誉为呼唤革命的海燕,但还是被共产党的血腥所震慑。出走了,也是耐不住寂寞,又回去了。这就要将功补过,要极为无耻地吹捧暴君,还要去访问劳改营,讴歌劳改犯开挖大运河的伟大社会主义劳动。我们手上的这本书也写劳改,文字当然比不上那些大作家,但没有颠倒黑白,至少写得很真实、真诚。

文彻赫恩是一位中国劳改制度的幸存者。从中国的劳改营里活出来,这很不容易,从青海劳改营里活出来就更不容易。我游历青海时,友人曾告我“八百右派”的故事。说有广东右派八百余人送青海苦役,多年后“改正”时,发现竟无一人存活。广东方面抱怨说“也不能一个也没活下来呀?”青海方面则反唇相讥:“谁让你们往这儿送?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小托尔斯泰为《苦难的历程》(Trudnye Gody,1943)第二部所撰写的开卷语是:“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按照这种说法,那化为白骨的八百个右派应该是比较纯净了。

助人“纯净”的办法很多,最为简易且效率最高的是饥饿。现在甘肃省的“夹边沟”劳改营很有名,在大饥荒的1960 年前后饿死了一千三百人,算下来有一半以上。文彻赫恩的见闻更可怕。他所在的劳改犯文艺队到“白浪沟”分场去演出,犯人们听说场长也来了,大呼“场长来喽!场长来喽!”随即一拥而上,把场长和干部们围得水泄不通。“几乎一个不拉的,二千余劳改犯非常统一,整齐的,一下子全都跪在场长面前,齐声大喊:‘救命啊!场长救命啊!’拖拉机上的人每个都流下了热泪,我强忍着眼泪算未掉下来,但泪水已湿透了我的眼睛。饥饿使人变成无理性,好像人们都疯了。成千的劳改犯跪着不起来,最后刘场长宣布,从今天开始保证大家顿顿吃饱饭,这时大家才慢慢地起来,排队去领饭了。这个分场原有二千多人,到1962 年这个分场撤销时,回到场部的劳改犯总数不到二百人,死掉85%。”如果文彻赫恩的记忆无错,那白浪沟就远远超过夹边沟了。这剩下的15%,还会以种种方式死掉一批,最后活下来,精神也没有彻底垮掉的,就实在是凤毛麟角了。还能写书,为那段苦难历史作证,也只有数万分之一吧?这样说起来,文彻赫恩的这本书确实是值得每一个同情心尚存的中国人祝贺的。

文彻赫恩出生于一个满族贵族家庭,青年时代曾参加学生运动,投身共产革命。中共夺权之后,他退出中共“解放军”,成为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高材生。不久他便因言获罪,沦为“阶级敌人”。据他自己计算,从1958 年春被捕入狱至1978 年冬平反止,文彻赫恩共计坐牢二十年九个月零十一天,加上坐牢之前“群众专政”近三年,合计二十三年八个月。他如此概述道“我今天能活着出来,离开人间地狱,算是命大。虽然我没有死,可我精神上肉体上的伤痛将折磨我一生。我的鼻子被打断、左耳被打聋、牙齿因营养不良脱落十二颗,打掉四颗,共十六颗、腰被打致残,成终身疾病,这都是无法弥补的。特别是在精神心灵上的折磨摧残,使我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将永生陪伴着我……我热爱中国,但共产党的独裁和暴戾迫使我逃出‘古拉格’,远离中国,我只能生活在异国他乡,从遥远的地方怀念它。”

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毁掉了。最后的安慰奖是参加好莱坞影片《喜福会》的演出。他是纽约地区一千多名应征者中唯一被录取的,可惜是个小角色,不过几个镜头。聊以自慰的是“中国大陆有几个演员能在好莱坞上戏?”但事实是“从此之后就再没有机会了”。二十年以上的劳改生涯,还说什么呢?整个生命无非是“劳改期间”(主体)、“劳改之前”(初涉人世)和“劳改之后”(余生)三个阶段罢了。人的一生就这样毁掉了。

文彻赫恩是一个有良知的头脑清醒的人,但他仍然堕入受难者之间残忍的倾轧与互虐。在囚吏们的煽动下,难友们极其凶残地打他,九死一生。反过来,他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报复。在一次“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到来之际,他十分清醒地舍弃人性,“准备好一根白腊杆,四十公分长的木棍,这种木头不会断还有弹性。凡是斗过我的揍过我的人,都一一回敬他们一顿白腊杆,打得他们皮破肉裂,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哇哇叫!几个月下来我报复了不少人,心里才平静些、心理也平衡些,总不能老叫别人揍啊!也得揍揍别人,尝尝那种滋味。”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在那种环境里有人性的人,慢慢也会变成没有人性了。热血变冷,人变成兽,既残暴又凶狠,甚至连禽兽都不如!”这大约正是劳改制度最成功的一面,就是利用人的求生本能和人性的弱点,迫使受难者互虐,从而建立起劳改营中的多数暴政!连文彻赫恩这样明白的人,都压不住仇恨,拎着一根白蜡杆把难友们往死里打。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是耶稣基督。在那种制度下,我们无可避免地堕落为助纣为虐的魔鬼。我说“魔鬼”而不说“野兽”,那是因为野兽一般不会如此凶残地对待同类。这就叫“异化”,即,我们的努力反过来成为迫害与蹂躏自己的异己的力量。

除此,更加令人叹惋的是,文彻赫恩身为那个血腥制度的受害者,同时也是那个制度的宣传者、粉饰者。他导演了鼓动阶级斗争的经典之作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以及美化中共夺权史的歌剧《白毛女》、《江姐》、《红珊瑚》、《洪湖赤卫队》。特别是歌剧《洪湖赤卫队》,这是他在青海劳改营中的得意之作。当然,这不是他一个。所有的犯人不是也和看管蹂躏他们的“管教人员”一起鼓掌叫好吗?这也是共产专制最为成功的一面。任何野兽,都不会和猎人一起高唱狩猎之歌。这是一种极为奇特的人类现象。洗脑洗透了骨髓。我没有进过劳改营,没有资格来评论那些历尽酷刑、饥饿与死亡的幸存者。特别是本书作者文彻赫恩,他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真的死人堆,不是文学比喻。我尊敬他,我尊重他所承受的一切苦难。他、以及他的成批死亡的难友的名字,应当以金字写上我们这个民族的史册。血真是流得太多了!当正义的暴风雨彻底涤荡那块大陆之前,是他们的脖子硬把刽子手的屠刀磨钝了!

我不是苛责文彻赫恩。我只是为我们这个被催眠被洗脑被打断脊骨的民族倍感痛心。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就共产专政这个制度而言,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建设者、维护者。不在其中者甚少甚少,自然包括我自己在内。

2003 年9 月1 日 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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