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0月，普鲁士《莱茵报》上一篇文章称，“为引入共产主义所做的实践，哪怕是涉及很多人，也要以大炮给予回应……，”意即要使用武力血腥镇压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起义！
据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所著《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这篇文章的写手不是别人，正是时任该报编辑、后来被公认为共产主义鼻祖的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当时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德意志一家知名报纸《奥格斯堡大众报》批评《莱茵报》支持共产主义所做的回应。马克思在文章中表明了其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因为共产主义既无任何“理论上的现实意义”，又无实际可操作性；共产主义充其量只是无法实现的预言。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理念将会“打败我们的知识、击垮我们的感情……如果一旦实施，必将带来‘真正的危险’”。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接手《莱茵报》伊始即决定不接受和刊发宣传共产主义的文章。
然而，在对共产主义进行激烈抨击仅5年后，马克思就撰写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大肆鼓吹用暴力革命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义。
为什么马克思会在短时间中从主张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到狂热地鼓吹共产主义革命呢？
我认为主要普鲁士政府以及其他欧洲政府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严厉监管和无情打压，以及经济转型引发的危机是导致马克思的激进化、极端化的主要原因。当然，他的激进化也与席卷50多国的1848年革命之前的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情势密切相关。
马克思认为，普鲁士政府官员打着代表大众利益的旗号，但实际上只关心自己群体的利益，他们对公众批评置若罔闻，总是指责人民不行，因而激化官民矛盾，而这一矛盾应当通过自由媒体平台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平等对话来化解。
有鉴于此，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普鲁士君主专制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主张新闻自由的权利。他指出，自由媒体是民众精神用来观察各处的眼睛，是一个民族自信心的表达，是连接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世界间的活纽带。马克思将自由媒体比做一面精神镜子，认为一个民族可以通过它自我检讨并自我救赎。
然而，负责普鲁士王朝国家安全的内政大臣却对马克思这篇文章大为光火，谴责他寻衅滋事，旨在颠覆国家。
尽管马克思与普鲁士王朝妥协，秉持温和办报的方针，不去鼓吹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主义，更多地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主张，仍然不见容于普鲁士新闻审查官员。1843年1月，普鲁士政府发出禁令，查封了《莱茵报》。
马克思坦承自己“厌烦了拍这个伪善、愚昧又原始的政权的马屁，厌倦了吞吞吐吐、卑躬屈膝的工作以及搜肠刮肚选词的做法，”他被迫选择了自我流亡海外的道路。这一过程和此后几年颠沛流离、经济窘迫的生活使他的思想逐渐从温和转向激进，完全抛弃先前认同的自由主义而接受激进的共产主义。
其实在当时的欧洲，马克思的激进化并不是一个例外，而是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迈向激进之路的普遍写照。
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竞争机制逐渐取代了封建制度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占有和财富的分配，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的根本性变化，刺激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欧洲封建统治者无视这些变化，顽固坚持维护其绝对权力、专制制度、旧秩序和既得利益，拒绝改革，不愿意与人民分享任何权力，并使用警察和军队极力镇压敢于提出政治民主和民权诉求的民众，将更多的人推向革命阵营。
引发官民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革命造成城市化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公务员、律师、医生、新闻工作者、商人人数大大增加，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受过教育，能读书识字的平民涌入城市，极大地扩展了公共领域，人们积极参与沙龙、俱乐部、新闻界和其他社交组织，急切希望参政议政。另一面，城市人口增加造成物价上涨，工资下降，居住环境恶化。统治当局的应对之策是加大言论监管和新闻审查的力度、完全禁止政治结社和游行，将一切不同政治异见和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但对经济转型带来的危机却无所适从，引发民众的极大不满，加速了他们的激进化。
譬如，在被称之为人民之春的1848年革命发生前，法国只有不到1%的人有投票权。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平民希望通过扩大选举权和实行民主政治来减少政府腐败；路易·菲利浦国王不仅拒绝这些温和的改革要求，反而进一步加强警察审查出版和限制群众集会，迫使人民只能通过开宴会来议论时政，导致更多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成为共和主义者，转向支持使用武力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政府。
工业革命带来的诸如蒸汽机车、电报等科学技术让革命的信息得以在欧洲大陆迅速传播，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青年学生、工人，尤其是像马克思一样激进化的新闻工作者在宣传鼓动革命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制统治者的冥顽不化导致民众的激进化，他们中的激进分子在职业革命家的鼓动之下，把革命当作一剂万用灵药，将其浪漫化、理想化，以为革命真的可以用来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彻底改变社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然而，1848年革命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激进后的马克思所创立的伪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暴戾之气弥漫的当今中国大陆，非常像当年使马克思激进化的普鲁士和欧洲。和欧洲封建君主一样，中共第五代权贵精英们不愿意与人民包括普通党员分享权力，拒绝政治改革，赖在权力的宝座上不下来；他们利用手中的专政机器全面控制思想，实行舆论一律，坚持媒体姓党，不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打压、抓捕、重判敢于发表政治异见的人士，从而达到一党永久执政的目的。
中共思想控制之严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加入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中学同学微信群，最近群主多次受到网络监管人员的警告让他们莫谈国事。我大学同学微信群群主前不久也几次发话“不要再在这群里谈论政治问题”，说是公安局有规定，10人以上的群会被监控，要大家避免提及敏感词和话题。铜锣湾书店绑架等事件充分说明赵家王朝在思想控制和制造红色恐怖方面无所不用其极。与其相比，促使马克思激进化的19世纪的普鲁士王朝只是小儿科。
然而，马克思及其一代人的激进化经历证明，言论越不自由，新闻越不开放，社会压力就越没有渠道释放，官民对立和矛盾就会越加激化，知识分子的思想就会变得越发极端，民众就越容易被逼上梁山，革命和社会动荡就会越暴烈。
中国大陆各种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越演越烈的事实表明，中国越来越多的底层民众和一些知识分子，甚至部分中产阶级已经被政府激进化；他们的失望和愤怒，促成一些人公开打出改革已死革命当立的口号，还有人开始制定武装起义行动计划等等。这些都说明中共的维稳和执政安全政策已经失败。虽然中国社会尚未到达爆发革命的临界点，但随着经济大幅下滑，经济转型失败的风险加剧，以及突发性事件的不确定等，社会失序的可能性正在迅速加大。
中共应当从马克思的激进化中汲取教训，至少要进行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即开放报禁，废除新闻、书刊、网络审查，允许人民说话，允许人民批评和监督，才能去激进化和极端化，缓和官民矛盾，防止社会溃败坍塌。
中国的反对派也应避免重蹈1848年革命的覆辙。当时的欧洲自由派主张通过立宪、选举等政治改革，渐进实现制度转型，而激进派则坚持社会革命，要打破一切旧秩序，推翻现存所有制度，建立全新政权。两种不同的变革路线分裂了反对派阵营，导致反对派的自我消耗和毁灭，从而给封建统治者有机可乘，迅速击败民主进步力量，让极权专制得以苟延残喘几十年。
和平、渐进、有序的变革，用民主取代专制而不诉诸暴力革命来实现政权变更，最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但如果统治者不以天下苍生为重，一昧维护一党私利，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拒绝向前迈出一步，或者如果激进派急于求成，缺乏战略耐心，坚持以暴易暴，暴力革命恐怕难以避免。如何将这场革命维持在最低烈度，是反对派应当研究的一项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