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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穴——1948·雾重庆

1948年11月,上海。南下广州的火车出发了,能逃离的上海人拥挤在火车上,他们中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编者按:骥老的这篇文章和程老的《生死一念间》都记载了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期间“面条买选票”的现象,程老的回忆偏于正面,骥老的回忆偏于负面。一体两面,“买票”现象一方面说明选举有真实的竞争、选票能够决定选举的结果,另一方面说明缺乏民主素养的选民不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买票”现象目前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很少见(主张提升福利的政党在选举日去低收入区的投票站附近街头摆免费烤肉BBQ宴席吸引选民出来投票,也许是变相的“买票”),一百多年前则是极其普遍的,各大城市都有“政治机器”(political machine),以物质回馈控制选票。这个现象在政治学领域称作扈从主义(clientelism),彻底杜绝是不可能的,在雏形阶段的民主体制下甚至可能盛行,随着民主的发展和深化,会逐渐减少。著名学者福山在其巨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讨论。特此指明,供读者参考。

《血痂》引子

一九四九年初春,我刚满十三岁。站在这条历史断裂带上,我既是一个党国在大陆上的末代童子军,也是另一党国的首批红领巾,即是说,我有幸见证了中国当代史上的改朝换代,在儿时记忆的“库房”里,自然就堆积了不少蒙尘的杂物,有的或污浊不堪,有的或血腥恐怖,一幕又一幕,委实不堪回首,但也有阳光和鲜花,还系有民主自由的红丝带,而特别迷人的还是从幕后传出来的火炬或烛光,在雾重庆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黑压压地,一层又一层,一片又一片,甚至包括我——远未成年的童子军及其伙伴们。

我是十岁念的初中,一九四九年秋该念高中了。所以,我对这次改朝换代的印象非但不是朦胧的,而且已经冒出一丁半点的主体意识了,宛若小荷才露尖尖角,有了一定的是非判断能力了。不过,为了尽可能地呈现记忆中的“原生态”,我决定还是将这类童心判断也一并剔除,只在一九四九及其前后的“切片”上,着力记述身边的真实见闻、真实事件和真实的人物,尤其是他/她们的真实的命运。这自然也需要作些细节描写,以资在连贯的,交叉的,跌宕的,或可独自成章的真实故事中,既具有历史的本底意义,也有一定的质感和情绪张力。凡涉及解秘性的章节时,我的笔端也难免会流露出些许政论色彩,因为,那是今生深藏心底的悲哀与困惑……

雾都剪影

与历代王朝将倾前夕的征兆十分相似,重庆一时乱象丛生,花边新闻特别多,宛若雾中看花,其中的“杨妹事件”是为头条新闻。身为市长的杨森也成了事件中的一个角色。人们最初以为妻妾成连、子女成营的杨森只是又要添个小妾而已,所以他才会故作姿态,假装听信“涪陵村姑杨妹七年不吃大米饭,只喝井水,只吃某种野草”之类的“新闻报导”,且将此妹接到重庆并安排“科学研究”。

一时间,各路记者也是天天跟踪报导,皆说此女果真不食人间烟火,而且红光满面,神了!

那时节,山城物价正在暴涨,不值价的金元卷、银元卷正在满天飞,家家米店都拥挤着暴躁的市民……

在此般乱象丛生之前,当“戡乱建国”即将变成“和平建国”时,我家小温泉后山山脚平整出了一块大坝子,同时建成了一座大礼堂,名叫“中正堂”。此堂背倚青山,奠基厚实,基础都是用青灰色的条石砌成的,举目仰望,主体建筑不乏巍峨壮观。听大人讲,“中正堂”是蒋委员长用来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用的。我清楚记得,正是奠基那日,恰好传来了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胜利会师的捷报,小泉放了很多鞭炮。到了“中正堂”即将落成时,在南泉至小泉花溪河两岸放了很多鞭炮,是男女老少落泪欢庆八年抗战胜利。之后不久,民国政府就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了。小泉的中央政治大学亦随之迁往。

“国民代表大会”并未在“中正堂”举行。

而一九四九年前夕在南京仓促召开的“国大”却被人们暗称为“伪国大”了。我是从高中同学的窃窃私议中听到的。但为何为“伪”,我还是不甚了了,不知是不是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委员长下了野?似乎又不像。因为,窃窃私议中明明有人在骂蒋,骂他是“独夫民贼”。那又是啥呢?我渐渐觉得与战事有关,曾几何时,胡宗南名踞头条,占了延安,自他渐渐从报端淡出之后,又渐渐变成了国军的“固若金汤”——诸如“长春固若金汤”、“北平固若金汤”、“天津固若金汤”……嗲声嗲气,没完没了。

正是在这样的嗲声嗲气中,我曾见证了国民党败离大陆之前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基层选举”,可谓刻骨铭心,终身挥之不去。

小泉各乡各村的投票地点正是设在“中正堂”前的足球场,乍一看,秩序还算井然,但在井然的背面,我却看见了令我终身憎恶的另一面。与继后中共党国的“画圈选票”相得益彰,恍若硬币的两面,其中一面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大陆业已固化……

我姑父彭勋武当时任交通部要职,他也参选了民国政府在大陆的末届“立法委员”。为了稳操胜卷,我父亲四兄弟就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尽皆不遗余力地为他们的妹夫拉选票。由于家父曾任南泉管理局局长,自然就负责南泉、小泉片区的拉票事宜,其成本十分低廉,方法也十分简单:凡投了我姑父一票的村民,当天中午就可选择一碗清汤素面或酸辣素面,镇上居民就可选择一碗炸酱面或排骨面。正是凭借着这一碗碗含有城乡差别的素面与非素面的简单交换,我姑父也果真当选了,名字出现在“中央日报”头版名单中,但却是落在尾巴上的,估计列在他之前的当选名单,还不是仅仅给了“选民们”一碗清汤面或炸酱面。关于这份“立委”名单上的通栏标题,现已记不清楚了,但对“民主选举”四字却还是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而且终身挥之不去:一碗面条收买选票的候选人,和一碗面条就出卖民主权利的选民,真的能够做到“民主选举”吗?。

不过也好,当始自辛亥革命的宪政梦想首次在大陆玩完不久,对村姑杨妹的“科学研究”也告收场了,很喜剧,记者终于偷拍到了杨妹偷食红烧肉的系列照片……于是,“杨妹事件”又为人们增加了新的骂料,一幅幅漫画出现在民间报端,其中一幅是大厦倾颓、树倒猢狲散……

一时间(我记得很清楚),这些街头谩画更像一根根火柴,在此起彼伏的“反内战、反饥饿、争温饱”的学生游行中,不断地点燃了民间的怒火……重庆下半城的金融一条街(陕西街)也真是突发大火了,数日不止,站在长江南岸也觉热浪扑面,令消防官兵奈何不得,如果不是亏得屹立在小什子的川盐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有效阻止,整个山城也会化为灰烬的。这两座大厦是美国人设计修建的,耐火材质极佳,被日军轰炸时,也只有顶楼受损。至今,这两座高楼除了高度不及若干拔地而起的新楼外,尚无哪幢大楼敢说自己的质量足可超过它,这叫人们不得不对之刮目相看了——只要尊重事实。

火灭后,重庆当局即以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起火的月日命名,谓之“九二火灾”,并从此成了世纪之谜。玩不厌女人的矮胖市长杨森当时在电台亲口宣布“是共产党放的火!政府将严惩不贷!”,次日即在朝天门码头处决了两名“共产党”,但此二人在临死之前却是一路喊冤:“我不是共产党哇!冤枉哇!”那,他们又是什么呢?两声枪响之后即有看客传言,说他们是趁火打劫中的为首打劫者,撞在了刀口上,所以党国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需要有人出来顶替“共产党”——这类似一九四九之后需要揪出“一小撮”为毛的“阶级斗争”充当活靶子,包括需要地、富子女顶替他/她们死去的父母,充当不可断代的天生罪人——大概到了九十年代末,我才知道当年看客的传言不确,为“九二火灾”毙命者,不是火中打劫者,而是就近从牢中提出的两名囚徒。

一九四九年后,中共又立即宣布“山城九二火灾”是杨森所为。

这就是政治。所以“九二火灾”才在国共两党的权斗中,变成了雾重庆的世纪之谜。

正是在国共两党一前一后的攻诈声中,损失最大的还是下半城陕西街的大小商人们,几乎皆遭灭顶之灾。我二叔和么叔共营的“重庆蜀和公司”也化作了灰烬,一时走投无路。我表叔胡子昂的“华康银行”也是如此,好在他在香港设有分部,有路可投,而且他还看准了另一个机会,他把全部家当换成金条后,就立即从香港飞向延安——此一“义举”给这位“新中国”的“人大常委”带来的直接好处是:在毛魔一手制造的“文革浩劫”中,他也只是被抄家罚跪并挖地三尺而已,没有被红卫兵打死——这样的运气可算异常不错。

胡子昂在1948“弃暗投明”之举对朝野震动极大。这一边咒骂他投机无耻,那一边颂扬他深明大义(因为他随机带去了不少金条)。至于胡、彭、阮、燕四个联姻的名门望族,则是冷眼静观,都怕杨森上门找麻烦,不,这个“怕”字我用得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不想惹麻烦。彭家的彭斌将军不怕杨森,他是我姑父彭勋武的堂兄,我们一辈对他皆尊称“彭三伯”,他时任“内二警总队总队长”(中将军衔)。这个“总队”可是民国政府的“御林军”,装备精良,颇有威慑势头。

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春,那日阳光明媚,小泉一带多有古槐成荫,略带绿色的光线显得特别柔和,少梅姑母等人在二叔家的“雨耕庐”楼下搓麻将,不料受到青年军军纪巡察队的干涉,双方发生了冲突,为首者竟把枪口指向了少梅姑母——尽管装腔作势,但也显得唐突冒昧,不知深浅。姑父得知后怒不可遏,他急告他三哥后,彭斌将军当即命令“内二警”火速开赴小泉,包围了青年军军部。两军火并一触即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有此地地产主人——南林中学和南林学院的名誉校长——唐式遵将军从中斡旋,方得中止了此次的自相残杀。之后,座落在河湾处的彭家花园(蒋介石曾经的驻跸处)就派来了一个班的“内二警”站岗。从此,青年军军纪巡察队就不敢过问其中的麻将声了(包括“雨耕庐”的麻将声)。

所以,敢叫青年军让步的彭斌将军当然是不怕矮子杨森市长的。但是,正是在他们的此般擅权和无聊之中,才亲手把一个千疮百孔的独裁政权推向末路的。不久之后,也是在号称“固若金汤”的“山城保卫战”中,还是杨森棋高一着,他几乎把彭斌置于死地……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仿佛正是民国政权核心部位的持续内耗与腐败,才使这幢始于辛亥共和的大厦被推倒了。不过,如今面对中共党国的超腐败现状,稍稍转念一想,我以为若只拿腐败说事,且同当下种种相比,似乎又不是一个事关生死高度的严重问题。毕竟,当年那个党国还提倡“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对于伤风败俗之类的惩处乃是十分严厉的,断未听说竟有诸如湖北野三关“邓鬼大”即王保长之流,敢于掏出一迭钞票来抽打一个年轻女子的头,并且扬言要“拉一车钱来砸死你”等等——除非你自已脱掉裤子跟老子上床,此外,更未听说有哪个党官敢把“书包娃”的肚皮当作“开处”的新“载体”,也未听说哪个农村孩子说他的理想是“俺长大要杀官”,更未听说哪个城市小女孩说她的理想是“我长大要当贪官”等等,更未听说凡官皆以包养二奶为荣且作攀比等等。

那么,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还在支撑这个早该坍塌的糜烂党国呢?——咱们每个中国人都该好生想一想……

记得民国在大陆坍塌之前,民间对奸案的惩罚也是足够残酷的。在那风雨飘摇的历史瞬间,有件事情令我刻骨铭心。记得是1949年初春,朝天门江面顿时热闹非常,从上游漂来了一个小木筏子,筏上有一女人喊救命,她的四肢被铁链钉牢,赤条条地,仰面朝天,在浪涛中呈大字状,胯下则钉着一个男人的头,在筏子两侧还插有两条木牍,分别写有“奸夫淫妇罪该如此”、“谁敢搭救谁遭天杀”。这两句灭绝人性的诅咒如盾牌似的挡住了人间悲悯,和拯救生命的勇气。筏子在江心紊流摇摆一阵之后,就在嘉陵江一汪清流汇入长江褐红色的浩荡浊流中,漂入铜锣峡了,再往下,就是三峡了。我是目送着这个孤零零的小筏子被滚滚长江带走的。尽管大江带走了这桩违规交配的受惩案例,但却在我稚嫩的心中留下了超越悲悯的痛苦。后据报载,此事为女子婆家、娘家共同所为,为的是他们在泸州、宜宾两大码头的赫赫声名,和袍哥大爷的一张脸面,所以才会痛下此般毒手——生杀予夺,随心所欲。

一时间,民间已是全然无视政府的什么权威了。这正是1948点到了民国政府的死穴——失尽民心,但又远远不如中共党国这么笼络人心并恐吓人心。

不知1948是不是中共党国的一面镜子,或者是一个提示:谎言与高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早就有个梦,正是被外来“苏维埃”击成碎片的宪政梦。

(摘自《血痂》手稿,初稿首发于爱思想网站,修订稿首发黄花岗杂志)

《黄花岗》2016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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