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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本文译自英国《卫报》7月8日的报道。在上海音乐学院一个偏僻的房间里,我无意中见到了一个纪念室:回忆20位在十年文革中丧生的教授、配偶及学生的照片,文档和物品。这场浩劫于1976年毛泽东去世那年正式结束。不久之后,当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Isaac Stern)抵达上海,举办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音乐会时,他发现在上海无法为他找到一架能够演奏的钢琴。这些乐器,包括上海音乐学院拥有的估计500架钢琴,都被摧毁了。

音乐,是一面不寻常的镜子,它照出了中国以及它的未来。在文革中,人们被禁止听音乐,被禁止谱曲;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琴消费者和制造者,制作出全球80%的钢琴产量。

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轨迹能够组成一幅巨大的画布,上面有牧师、革命者、英雄和皇帝。当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601年远航来到故宫,为中国的皇帝带来了一架古钢琴时,朝廷派了四名太监,其中一名72岁,学习弹奏。一个多世纪后,乾隆皇帝保持了一个由18位受过欧洲训练的宫廷乐师组成的合奏团,及多卷西方音乐理论的百科全书。

清朝的辉煌没有持续下去。到了19世纪中叶,这个国家受到鸦片战争的摧残,犹如自由落体。传教士前所未有的被允许进入内部。贫困家庭依赖于教会学校的慈善,在那里,他们的孩子不受传统课程的限制,能够学习欧洲作曲家的生活,学习赞美诗及弹钢琴,拉小提琴和吹单簧管。

对变革的渴望变得势不可挡,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把呼吁中国的民族性需要巨变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汇集在一起。西方音乐,没有受需要翻译的影响,繁荣起来。用著名学者吴稚晖的话说知识分子需要“把线装书扔入厕所里去”。

钢琴辐射了西方的现代性——一个由工厂生产出来的乐器,由200多条工程碳钢丝组成,被富裕的中产阶级用来表达文化和自我情感。但是,钢琴音乐带来了音乐的问题:当我们听到一些新的东西,会发生什么?因为西方古典音乐,它的调音、谱曲方式和历史,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

1966年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暴力事件,更多的是关于毛,而不是关于文化。但是文化成了替罪羊。毛的话被用来反对无数的个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第一批被抹黑的包括德彪西(Debussy)的音乐,它被视为是西方帝国主义“遗留的污垢”,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因为捍卫这名法国作曲家的音乐而被挑了出来。面对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贺绿汀拒绝认罪,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勇抵抗行为。

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也被逮捕了。他在被处决前几天告诉同囚室的人“去音乐的故乡奥地利。到贝多芬的墓前放一束鲜花。告诉贝多芬,他的弟子在中国”。

艺术应该为艺术而作,还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老话题。一首乐曲可以有许多含义,政治性的或是其他的,不存在一个绝对的诠释。上海音乐学院的许多自杀事件反映了深度的绝望,他们无法去接受或者拒绝去接受文革绝对化了的世界。甚至在今天,这种绝对化的世界对艺术家、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也是严重的威胁。

当涉及到听的方式,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都对其他文化是开放的,愿意去改变,但不是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而是通过建立其长期音乐传统这样一个过程。的确,中国有两个最具有象征性、最受喜爱的传统乐器:琵琶和二胡,它们都起源于其他地方,一个是中东,另一个是中亚干草原。

一个世纪前,浪漫主义可能塑造了一代中国的思想家。什么样的音乐将赢得中国下一个的重视?我认为是巴赫,他在中国风头仍然不及贝多芬。经历过文革的钢琴家朱朱晓玫写道: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惊人的复音“含有一个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她的结论是,在巴赫的音乐里就如在一切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真相”。加拿大钢琴家古尔德(Glenn Gould)也有同样看法,他惊叹“每个人的声音导致了他自己的生活。”

(译文有删节)

原文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what western classical music mea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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