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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世界共同的焦虑:受众对媒体的信任弱化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上中国的宣传广告不断增加。(资料照片)

专制极权国家的民众不信任媒体,是因为媒体受政府严厉控制。西方国家的媒体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却因其价值立场的倾向性与选择性报道,其公信力正在迅速降低,不少受众选择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源。

控制媒体的国家能否要求他国媒体价值中立?

几天前,一位推友@CHNconscience 问我:“有些人虽然也反对中国现体制,但对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片面’播放/登载反对中国现体制的节目/文章,而较少让司马南、孔庆东这类人物发声。本人认为这体现美国之音等媒体的价值观,无可厚非,不能视为是‘片面’报道。何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当即回答:“我认为美国之音做得不错了。中国数千家媒体与无数大外宣媒体可供中共喉舌们驰骋,封杀一切批评声音,就剩下海外这几家中文媒体,有时也传播喉舌的声音。提出这意见的人,希望他们能向中宣部提出意见,让人民日报、CCTV允许异见人士发声。”

这一问题涉及的是非容易分辨,就算持此看法的人士完全忽视了中共喉舌媒体、大外宣媒体与寥寥数家海外中文媒体在数量上的不对称,我还可以列举一些不对等现象证明海外中文媒体的自由度:比如中国的五毛大军可以在海外几家中文网站上刷屏并辱骂这些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记者、嘉宾,这些留言也被放行;但中国所有网站上的留言都是经过严格过滤的。中国官媒记者在美国采访不受限制,新华社、人民日报在美国都有数家记者站,并自由播放一切消息,包括批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信息在内,但外媒在中国的采访严格受限,防火墙也将外媒信息封锁在外。

中国的宣传是洗脑,这几家中文媒体所做的工作只不过是阐述不同观点,还原新闻涉及到事实真相,在其讨论平台上,也会邀请胡锡进、司马南等人同台讨论,远远达不到反洗脑的需要,只不过为防火墙内的中国人开了一扇小窗户透气。因此,如果认为这有限的几家中文媒体还要表现得符合他们眼中的“公正”、“中立”,或者是过度无知,或者干脆是无耻,想利用言论自由这一口号来搅浑水。

但是,西方自由世界的媒体是否真能做到它们宣称的价值中立?根据长期观察,尤其是近两年在对待西方国家内部问题的报道上,西方媒体也极大地受到了其意识形态约束,这是与中国政府控制媒体不同情境中的另一问题。

西方自由媒体的“政治正确之惑”

这些自由国家的媒体因各自的资金来源、本国文化渊源不同,表现也有不同,不身在其境很难了解。2015年以来西方国家政经社情的剧烈变化,让世界看到各国媒体的本生相,政治正确使不少西方媒体陷入选择性失明。

先说德国媒体,如今德国深陷难民危机,媒体希望政界检讨的同时,却很少检讨自身在“欢迎文化”中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最有名的事件是2015年12月31日,德国科隆中央火车站发生了2000-3000余名阿拉伯裔男子分组包围路人,遭受强奸、性侵和抢劫的受害者多达1200余人;同日斯图加特、汉堡也发生了类似事件约10来起。这些事件在社交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但德国那么多媒体,却因“政治正确”选择了沉默,直到2016年1月4日,《法兰克福汇报》以《科隆性侵,女市长召集危机紧急会议》为题报道,德国媒体才纷纷跟进,期间媒体失声了三天整。此后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德国每天发生的难民强奸、抢劫案件,都只能见之于地方性非主流媒体,政府或执政党资助的公法媒体(主流媒体)都对此装聋作哑,民众只能选择社交媒体发泄不满情绪,将那个平台作为传递信息、表达意见的“替代性媒体”。

但在保守主义传统尚存的英国,媒体表现截然不同。在6月23日英国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退欧之前,英国各大小报刊并不舆论统一,几乎都用头版、新闻和评论版聚焦周末开始的最后冲刺中双方毫厘不让的肉搏。英国《金融时报》点算英国舰队街(报业)的站队情况如下:明确支持脱欧的有《太阳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快报》、《星期日电讯报》、《旁观者》杂志;明确支持留欧的有《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杂志、《观察者报》、《星期日镜报》、《星期日邮报》等。此外还有数家立场不明确的报刊:《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卫报》和《每日镜报》。

因为媒体观点不一,受众可以兼听则明,这比德国媒体保持与政府立场一致、自觉保持政治正确的社会影响好得多。

美国主流媒体不同于德国的公法媒体,对政府并无经济依附,但对政治正确的追求大致相同。我写过一篇《从2016美国大选看媒体失职》,分析了政治正确使媒体陷入选择性失明,几乎脱离了美国民情。目前虽然已经有少数研究者观察到美国精英与媒体对社情的脱离,承认2016年大选选情撕裂是出于民意的分裂,比如《外交政策》2016年7月号上登了一篇《美国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再相信“新自由主义”》,引述了今年4月哈佛大学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称美国青年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率跌到了历史新低。但是好几家著名的主流媒体仍然坚持他们的政治正确。

美国媒体只有少数边缘性的媒体发出不同声音,但与英国媒体那种势均力敌的分裂完全不同,因此,许多美国人将社交媒体作为他们表达意见的主要平台。

受众的独立思考水准决定媒体影响的强弱

媒体受控的国家,民众只能被动接受官方灌输的种种信息,独立思考者往往被政府视为异端。但在西方国家,受众的独立思考水平决定了他们对媒体信息的接受度。

德国人总体上受左派意识形态桎锢比较严重,最典型的例子是女性被难民强奸后不愿意报警,理由是担心损坏难民名声。德国《新奥斯纳布吕克报》7月4日报道,来自曼海姆的德国左派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被难民强奸,以及来自卡塞尔的3名女中学生,在上下学的路上不断被难民骚扰和辱骂。然而,她们却因“不愿败坏难民的名声”而选择说谎和沉默。事件曝光后,瑟琳还在Facebook上发表一封给难民的公开信,声称“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分子把你们视作问题”,大多数难民是“美好的人”。

但英国人不同。在德国陶醉于迎接叙利亚难民的欢迎文化、欧盟不少国家的人民也集会要求接收难民之时,英国人的态度比较克制。在退欧公投前,尽管全世界都认为英国退欧非常愚蠢,将为英国造成灾难性后果,但过半数的英国人不受媒体主导。BBC纪录片《布鲁塞尔谁主沉浮》中有这样的镜头,不少英国人在退欧之前,亲自去欧盟总部,对多位欧盟工作人员提问,藉此了解欧盟的运作情况,发现那些答问者说出来的主要优点只是“我们是一个6亿人的大家庭”之后,选择了退欧。

2016年美国大选显示,从整体上看,美国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水平不弱于英国人。几乎从2015年开始,美国主流媒体都在嘲弄川普,他的早年经历、动作、语言、社交圈以及家人,几乎都成了媒体记者肆意嘲弄调侃黑化的目标;共和党内也发起无数次川普狙击战。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川普击败了党内17位竞争者,赢得了共和党提名。这充分说明,半数以上的美国人不受媒体舆论左右。

自由国家的媒体历来有“第四权力”之称,是社会精英垄断文化霸权的重要领域。自由媒体也一直认为自身的公信力奠基于价值中立、以事实为唯一考量之上。但是,这一神话正被他们过于露骨的选择性报道及倾向性所打破,不再相信它们的公众掉头走向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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