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一个江边学子的洪水记忆

最近武汉一直在下雨,市区积水很深,有人调侃武汉的公交车都是水陆两用,进入地铁就跟进入水帘洞似的。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回家,自从父亲去年得了一场重病之后,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回家一趟。6月底的时候,我给家里打电话,得知靠近湖边的农田已经被淹了。随后每次给家里打电话,父亲都会告诉我村里农田受损情况。

按照我们当地的习惯,每片农田片区都会有一个小地名,父亲一般会告诉我是哪一片被淹了。可惜我在外求学多年,已经很难记清家里农田的小地名了,每次遇到这种窘境,父亲都会很耐心跟我解释是哪一片田。他总是试图用我在那片田中发生的故事来帮我理清线索,比如我小时候在那片田里抓过虾,小时候在那片田里放过牛……

按照导师安排,我应该在6月30号跟着他去云南瑞丽带本科生实习。由于手头上的一些事拖延了几日。犹豫之后,我还是改变了直接赶赴云南的计划,决定回家一趟。

从地理位置来看,家乡位于武陵山区和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在那里,既有绵延不绝的山群,也有一望无际的大河。整体而言,地势较为平坦,农业生产以水稻田为主,偶尔也会有一些崎岖的旱地。家乡行政上隶属于武汉市,地理上更靠近仙桃市,方言也与仙桃更为接近。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家乡成为了保卫大武汉不受洪水侵袭的第一道大门。如果长江来水量太大,最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家乡外围的堤坝炸掉,让滚滚的洪水流进。因此,这里有另外一个名字——泄洪区。按照政府的逻辑,这里大部分都是农村和农田,损失的不过是一些破旧的房子和农作物,总不能让洪水流进城市吧?

其实,每次和家里通电话我都很担心。一方面是担心洪灾无情;另一方面是担心父母年纪越来越大,面对洪水,他们肯定又想着各种办法来减轻损失,他们的身体是否能承受得了。直到前几天,我给父亲打电话,他告诉我家里雨下得特别大,家里的老房子差点都要倒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才立马买了车票,决定回家一看,陪陪父母。其实,我也只能呆一天。

昨天,我从乘坐的发自广州的火车进入湖南境内后,就感觉雨量就逐渐变大,火车车窗上的雨滴不断流下,一路上都是滴滴答答的声音。但是,进入武汉后,天空反而放晴了,还有一丝阳光。市区很多主干道还有积水,地铁通道里面铺着防滑麻布……这些都可以看出前几天的雨量很大。由于下暴雨,回家的一趟地方巴士更改了路线,无奈之下,我只能打车。在路上,出租车司机一直给我讲前几天路上交通的恐怖情景,也偶尔吐槽一下武汉的市政建设。

习惯了的集结

到家之后,父亲跟我说,对面村子负责的堤坝水位已经很高了,他们每家每户需要派人,轮流去堤坝上防汛。和平常上下班一样,一天三班倒,由村干部当领队,每天安排三拨人上堤坝。据说,他们村负责的那一段堤坝地势比较低,水已经渐渐漫过堤坝。在大洪峰还没有到来之前,防洪工作主要以筑堤筑坝为主,说白了就是灌沙包,然后垒在堤坝上。因此,对面村里的人这几天都异常辛苦,家里的事加上防洪任务,白天黑夜忙得团团转。

比较幸运的是,由我们村负责看守的那一段堤坝,水位离坝顶还有10公分左右,所以暂时还没有安排到我们村。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江水涨10公分就是一会儿的事。我们村也需要随时准备着上堤坝。

清晨5点钟左右,家门口就开始出现大声叫喊的声音。很快地,就有很多人端着饭碗来到我家门口。我努力睁开朦胧的睡眼,仔细听着他们聊天的内容。原来,小队组长通知大家防汛,而且必须马上出发。有人说早饭还没吃,组长说都没吃,赶紧要上堤了。组长一路喊人,很快就召集了6个人,其中1个就是我父亲。

农村人一般都起得很早,5点钟就开始准备早饭了。此时父亲已经吃完。他马上找出自己的雨衣,让母亲去老房子里面把铁锹拿上来。大家对于防汛工作流程都很熟悉,上堤需要做哪些准备、带哪些工具,他们早就稔熟于心。即使没有人吩咐,他们也照样顺利完成任务。队伍很快就集合完毕。

大概6点的时候,大家都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得到通知,说由于雨水停了,我们村的人先不去了。于是,大家又都老老实实背着工具回家。

中午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天空又开始下暴雨了,可想而知,明天水位一定又有大幅上涨。和父亲通电话,他已接到通知,明天一早要上堤。

熟悉的味道

按照行程安排,我今天必须赶到武汉市区,明天一早坐飞机去云南。中午,我坐我们当地巴士到县城上的时候,途中上了几位参加防汛的中年大叔。乡村巴士没有空调,透气不好,外面又下着雨,车窗不能打开,本来空气中就裹挟着一股潮湿的味道,让人觉得有一丝郁闷。这几位大叔可能刚刚才从堤坝上下来,衣服、鞋子还没干,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泥巴。当他们上车后,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恶臭的味道。旁边的人都受不了了,很多都把车窗打开了,唯独我这里没有打开。

我并不是怕雨水打进来,沾湿我的衣服和书包。而是这股气味太熟悉,太熟悉了!每一个参加防汛的人回到家里,一定是这股味道。这些年,我一直在外求学,真正在家的时间并不多,已经好久没有闻到过这股味道了。记得小时候,每次父亲上完堤坝回到家里,身上一定是这样一股汗水混着烂泥的味道。在父亲差不多快要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烧好热水,父亲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洗澡。那个时候还是用洗澡盆,没有‌‌“现代‌‌”淋浴设施,每次洗完澡之后,父亲端出来的洗澡水都是黑黑的,底下还有一层泥。母亲洗父亲衣服的时候,也总会放很多洗衣粉,而且需要洗好多遍。

从我记事开始,大多数夏天,父亲都要上堤坝参加防汛。按照村里规定,防汛期间,每家每户都要出一个人,一般都是男性。具体到我们家里,那就是我父亲去防汛,我母亲不擅长做此类工作,再加之身体不好,父亲很少让母亲干这种重体力活。即使他白天干了一天的农活,如果晚上安排到我们家防汛,他还是会穿起雨衣,拿起铁锹,跟着大队伍一块出发。在我记忆中,母亲只去过一次,那一次是因为父亲出远门打工,家里实在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就只能母亲过去了。

其实,我们当地人渐渐把防汛当成自己家一项农活了。每年都要去上堤,和种庄稼一下,岁岁如此,循环往复,都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经验和农村生活的一部分了。一代代如此传承下来,老一辈教授年轻一辈防洪技巧,年轻一辈在不断操练中慢慢熟悉起来,再教给他们的下一代。就是这种世世代代传承的与水打交道的经验,使得他们熟悉堤坝上的任何情况。哪里水流比较急,哪里河段比较危险,哪里堤坝比较脆弱,一代代习得并积累下这些防洪经验,也慢慢形成了他们与洪水作斗争的顽强作风。

在防汛季节,一般都是7月和8月,这两个月也正是农忙的时候,玉米和水稻差不多都在这两个月长好,需要除草、打农药、收割等。如果有了防汛任务,也只能轮流着抽调,也必须兼顾家里的农作物收割。如果某家没有空余的劳动力,他们就会跟其他家商量,看其他人可不可以替他们家去一晚。等下次轮到替换的那一家防汛时,被替代的这一家再过去。他们将农村的换工传统运用到防汛工作安排中。防汛办和村委会根据防汛工作量安排人数,一般都会是在5人以上。这些人到了堤坝上守夜,由于白天都很劳累,一般都是每个人守一个小时,轮流休息一下,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立马喊醒其他人。

我记忆很深刻的一次,我们村某户实在找不出其他劳动力可以跟着去堤坝,有需要凑齐人数,就只好派他们家上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一块过去。到了之后,村里其他人不仅需要完成装沙包、扛沙包的任务,而且还需要留下一个人专门看着这个孩子,生怕他发生任何意外。因此,防汛队伍一般都比较团结,大家之间相互帮忙,共同完成好属于自己的那一班任务。

防汛是一项很辛苦和危险的工作。除了要完成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外,他们的精神还得时刻紧绷着。他们需要随时盯着水位以及防洪堤内的突发情况。一旦情况不对,就需要立马调整工作内容。是继续加固堤坝,还是选择安全撤退,这不仅需要的是团队协作和默契配合,更是对他们参加防洪工作经验和判断的考验。

我记得父亲给我讲过一件事情,有一次他们去参加防汛,眼看着水位已经渐渐高过堤坝,大水已经慢慢淌过河岸,这个时候防汛办决定大家都撤退到安全地带。在他们有序撤退的时候,发现有一户人家的主人舍不得自己家中的物件,一个人正准备偷偷跑回家里取东西。父亲等一伙人看着形势不对,拉起那个人就往安全地带跑。就在他们都撤退到安全区之后,江水就把河堤冲垮了一个缺口。而那个缺口就对着那一户人家。他们当时都冒冷汗,幸好拉着那个人一块跑了,不难就说不好了。

在这种简陋而艰苦的环境下从事防汛工作,洪水反而不是最大的威胁,根据洪水来量大小,他们都有一套应对的办法。但是,由蚊虫滋生的细菌传染却成为他们健康的最大杀手。雨水繁多,气候丝润,再加之河水暴涨,水中和岸边的垃圾又很多,很容易滋生蚊虫等。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他们很容易忽略蚊虫的攻击,也低估了它们的危害。因此,很多人防汛回来之后,就要上医院去看病。

防洪断层:老年人甩不开手,年轻人接不上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已经成为中老年人和留守儿童的天下。现在的农村,缺乏适龄劳动力。因此,防洪基本还是老一辈的事情。在这一段,防洪工作就产生了断层,老年人甩不开手,年轻人接不上班。现在,农村防汛的主干力量还是我们的上一辈。

如果按照正常的生命周期和时序更替,本应该由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承担。但是,我们这一代大多已经进入城市,更加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和日常习惯。让这样一批已经浸染城市生活精髓的人去参加防汛,基本上等于天方夜谭。

就拿我来说,这么多年一直在外求学,农活都干得很少,更不要说是防洪了。进而,防洪的经验和技巧基本也就在我们这一段断层了。我们会玩电子游戏,不会看水涡深浅;我们会逛商场,不会判断堤坝的松垮程度;我们会网上购物,不会在堤坝上生火做饭……这一切都决定了我们没办法去堤坝。在这种情况下,防汛的重担自然还是由父亲这一辈扛起,他们已经扛过了30多年的洪水,还能抗几年呢?如今,唯有寄希望于科技发展和技术改进,能够少用人力,多用机器,帮助我们度过后面的洪灾。

曾经入伍当兵的表弟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灾难面前,大多只有两类人的身影,一是二十左右的年轻军人,二是年过半百的农民。‌‌”看完之后,我给他点了一个赞。农村生活经验更为丰富的堂弟,看到了很多人类学家都难以发掘的议题。[page]

该谁防汛:千百年的规矩与新产业

父亲出生于1958年,今年已经58岁了。我长年在外,基本不大可能回家接替他去堤坝上防汛。我记得上次和父亲聊起过,他去年刚做完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能不能和村里说一说,今年就不参加防汛了?

父亲很坚定地拒绝了,‌‌“你住在这里就要防汛,哪里还有不去的道理啊‌‌”。

我曾经以试探的口气问父亲:‌‌“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防汛?为什么是你们去防汛?‌‌”

父亲学历不高,说不上一通大道理说服我,他也只是淡淡说了一句:‌‌“谁让你住在这里啊。‌‌”

是啊,按照千百年留下的规矩,你住在这里就需要参加防洪,这里不仅是你的家,而且是你的根。每次听到这话,我除了哽咽之外,能做的也就是提醒父亲注意身体,在防汛过程中保护好自己。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农村人的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有些人住在农村,名义上是农民,但是基本已经脱离了农业,只是拿一纸农业户口,或者是没办法变更,或者是舍不得变更。农村先富起来的这批人,他们已经不大可能再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凄风苦雨到堤坝上防汛了,他们用钱雇佣人代替他们的防汛任务。上文所提到车上那些身上散发着气味的大叔干的就是这类工作。他们来自邻近乡镇,这次来到我们附近几个村防汛的地界,就是给人当‌‌“枪手‌‌”。可能是因为工资高,据说已经达到每天300元,诱惑力太大,也有可能是当地很穷,他们平常也是在外面干活,刚好下雨天没活干,可以帮人家防汛赚钱。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防汛几乎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既有市场的供方和需方,也有市场的中间商。

叩问三峡:怎么汛期还要防汛?

说起防汛,很多人还是会想到1998年的大洪水。我当时只有7岁。父母都不准我们去河边,担心我们不熟悉水性而失足落水。因此,对于洪水的记忆更多来自于电视里的新闻和村里的闲谈聊天,那个时候对于洪水也没有太多的感性的认识。只记得村里人每天都忙着去堤坝上防汛,队里的农田淹没了很多。等到水位快退的时候,父母才带着我去河边走了一圈。

但是,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

在抗洪抢险的时候,流传着一个消息。大意是,只要三峡大坝修建起来了,我们这里以后再也不不需要防汛,再也不会淹到我们这里。三峡大坝修建从1993年准备期开始,直到2009年工程全面竣工,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耗时17年。当然,这仅仅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工程完工,与三峡大坝配套的移民搬迁、生态保护等相关工作,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于是,当1998年洪水成为过去时时,村里人都盼着三峡大坝赶紧修建起来。他们不是怕每年夏天的防汛,这种重体力活对于农民来说,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担心的是,一旦洪水再度来临,对于庄稼所造成的伤害,全家老小都指望着它生活。如果遇到洪灾,吃饭都会成为问题。

可是,进入21世纪后,村里人发现,他们还是需要每个夏天背着铁锹上堤坝,日夜与洪水做着殊死的斗争。村里人都在疑惑,都说三峡大坝蓄水能力和防洪能力多么厉害,怎么每年汛期还是需要防汛?

老百姓的这个问题很朴实,他们不是抱怨国家欺骗了他们,而是不理解国家理想与现实情况之间的落差。他们不懂得建筑工程的高深技术,也不懂得国家大事的决策方针。除了选择相信国家、相信政府之外,他们无能为力。国家仿佛给他们画了一块巨大的饼,告诉他们以后可以安居乐业,可现实给了他们狠狠的一巴掌,他们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一旦回到现实,他们还是需要每年面临洪水的考验。

有人认真整理了不同年代权威媒体关于三峡大坝的新闻报道。2003年,新华社稿件‌‌“三峡大坝能防万年一遇的洪水‌‌”,2007年,新华社稿件‌‌“三峡大坝能防千年一遇的洪水‌‌”,2008年,新华社稿件‌‌“三峡大坝能防百年一遇的洪水‌‌”,2010年,央视网稿件‌‌“大坝蓄洪能力有限,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坝上‌‌”。看来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对于三峡大坝工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其作用和功能也有了校正。

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鄂西南山区天主教,这几年一直都在长江中游这一段做调查。今天5月份,在宜昌有一个神父的同学聚会。我临时给他们当后勤服务人员。

其中,聚会有一项活动即是参观‌‌“两坝一峡‌‌”。

当我们走到185观景平台的时候,一位来自北方的神父突然转过身来问我:‌‌“小熊,你是博士,你懂得多,你怎么看三峡大坝?‌‌”

我楞了一下,说道:‌‌“神父,您是有信仰的人,希望您常常能为这座大坝祈祷,祈求天主保佑它平安无事。‌‌”

随后,另一位神父说道:‌‌“这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壮观啊。‌‌”

我悻悻回答道:‌‌“好多人来了之后都很失望,觉得没有想象的那么雄伟、气派。但是,这是中国的命根子。‌‌”

坐完船回到宜昌市区,一位神父说:‌‌“我没有感觉这个水位有多高啊,就算三峡大坝不在了,也不会有多大影响吧。‌‌”

我想了一会,说道:‌‌“没有了三峡大坝,可能整个长江中下游都没有了。‌‌”

旁边一位神父打趣道:‌‌“那至少宜昌没了,我们下次就没机会来了。‌‌”

其实,每次陪客人或者朋友去三峡大坝,对着那一座巨人般的钢筋水泥建筑,我的心情都很复杂。只希望它能好好发挥它的功效,能够少让父亲佝偻的背影出现在防洪大堤上。

2016年7月5日记于武汉

作者简介:熊威,男,1991年2月生,湖北武汉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宗教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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