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何维凌先生去世已经25年了。早就听说他留下了一部手稿，不久前听朋友说这部手稿已经在香港出版，于是我赶快邮购了一本。
何维凌这部手稿的书名就叫《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由香港的大风出版社于2015年12月出版。大风出版社的负责人是何维凌的老同事、老朋友王小强。说起这部手稿的写作和出版，那本身就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从1989年5月下旬起，何维凌积极介入运动，在当局与民运之间大力斡旋，试图和平解决广场危机。5月29日深夜何维凌赶到知识界领袖包遵信家中，对包遵信说：能否劝王军涛他们说服和动员广场学生月底撤离？包遵信问何维凌：你到这里得到谁的指令？何维凌说：都跟邓朴方说过了，而且还得到老人家（指邓小平）的首肯，杨家（指杨尚昆）也知道。殊不料就在回家路上，何维凌被绑架，随即被秘密关押在密云水库。在一年四个月的关押期间，何维凌写下了他的回忆录，并把手稿送交给他的朋友王正德。
据王正德说，最先送来的手稿约五万字，讲的就是何维凌在89年四五月之间的事，主要是他与学生三面斡旋之事。但其后不久，何维凌又打电话告诉王正德，要求把手稿及复印件送回他的家中，让他的女友小熊烧掉。王正德后来再拿到的手稿已经没有先前那些内容，而先前那部分手稿已经付之一炬。
1991年4月，重获自由的何维凌偕同女友小熊飞到墨西哥，打算从那里进入美国，殊不料却死于车祸。当时就有阴谋论传出，说何维凌因为知道的事情太多而遭到谋杀。事后，何维凌的同事，也是我北大同届研究生同学的韩邦凯亲自到墨西哥料理后事，从当地警察局那里了解到事故细节，是两辆汽车在雨洗的路上迎面相撞，两辆车上的四个人同时身亡。此后，又隔了24年，何维凌这部神秘的手稿终于在香港出版。遗憾的是，外界最关心的那一件事，也就是何维凌如何得到邓家的首肯与广场学生沟通一事，却不在书中。伴随着何维凌的猝然离世，那段历史已经死无对证。
这里有一个重大疑问：当初何维凌既是奉邓家之命前往与民运商谈和平退场，为何在回家路上就被绑架关押？戴晴问道：“何的逮捕令由谁签发？也就是说，谁不许邓家的代表出面制止可能发生的惨剧？”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绑架何维凌的命令正是出于邓小平自己，因为他要封住何维凌的口。我估计，当初何维凌对包遵信说他的建议是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很可能邓小平只是对他的建议未置可否，而未置可否也可以理解为默许。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直到5月29日，邓小平都还没有下定开枪镇压的决心呢？有这种可能。因为邓小平对开枪镇压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学运爆发之初，邓小平就发狠话“不惜流血”，原指望把学生吓退，结果反倒刺激出4∙27大游行。到了5月18日，赵紫阳下台，戒严令颁布，结果反倒激起更多的民众走上街头，还拦堵军车，中共党政军内部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分裂。邓小平深知，要像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那样派民兵用木棒驱散聚集在广场的民众是不可能成功的，要强行清场就只能动用军队，动用重大杀伤力的现代化武器。但是这样的血腥清场能不能实行得下去？会不会有士兵当场哗变？上层会不会公开分裂、公开对抗？血腥清场后局面能不能维持，如何维持？如此等等。因此在当时，邓小平有过犹豫是可能的，天安门事件的另一种结局也是可能的，“八九民运”的最终结果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命中注定的。
何维凌是一位传奇人物。1962年他考上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文革中因思想罪被批斗劳改，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重返北大任教。何维凌一直致力于中国的改革，他选择走上层路线——这一来是因为他认为只有通过上层才能推行改革，二来是因为他恰好拥有走上层路线的特殊关系：何维凌和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是同班同学，又是同宿舍的上下铺，在文革的患难中两人结为知交。
《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主要记叙了何维凌参加组建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智库——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经过。书中写到了他和陈一谘、王小强、邓英淘等青年改革者们的协同努力；写到了他和金观涛、刘青峰等《走向未来》丛书编写者的交往；写到了他和四君子即朱嘉明、黄江南、王岐山和翁永曦等人的交往；也写到了他和邓朴方、胡德平的交往。作者还单独用一章的篇幅，写到了他和他所说的“非主流派核心人物”即异议人士的交往，其中提到我、王军涛、姜洪等人。我和何维凌结识较早。我还清楚地记得在80年北大竞选期间，我第一次讲演与答辩会后，他和他的朋友王彦一道找我叙谈的情景。后来他也邀请我到他位于复兴门的住宅（俗称部长楼）作客。在海外我们也共同参加过留学生的经济学会年会和政治学会年会。何维凌是一个精力无穷的活动家。我对他某些曾经的政治观点不尽赞同，不过我认为他扮演的角色是必要的、有益的，而且扮演得相当好。对他的英年早逝，我深感哀痛。在“六四”27周年之际，我写下此文，表达我对他的思念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