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香港维园纪念六四烛光晚会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自1989年6月4日那天，无数子弹和坦克血洗过天安门广场后，这一天就成了中共政权的禁忌话题，“5月35日”成了它的代号之一。直到今日，只是酒瓶上印有“八酒六四”，就被视为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名体弱多病的白发老妇人也被视为威胁，遭到国保监控。
著名独立记者高瑜30日在推特上告知，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被国保上门通知从6月1日起，开始在她家上岗并停掉她的家用电话，只给她一部仅设三个号码的专用手机：一个国保的号码、丁子霖儿子的号码以及120紧急呼救号。高瑜又说“她衰迈的心需要24小时监护了，干枯的眼睛里流不出更多的泪水了，走不动了，27周年只能在家里祭奠爱子了，陪伴她的还有蒋老师的亡灵。”
丁子霖向媒体确认了被软禁的消息，并透露自从去年先生蒋培坤去世后，不上网也不用微信的她，生活几乎与外界隔绝，但她仍会照样纪念儿子的忌日，努力维持生者和亡者的尊严。
据港媒《明报》报导，丁子霖接受采访时，声音气若游丝。独自在北京自家养病的她表示，已向六四难属群体请长假，因为“现在真的没有气力”。与世隔绝般的生活，让她难以得到更多治疗，自称已是“苟延残喘地维持着生命”，但只要活着就会坚持维护“我这生者和亡者的尊严”。
“哪怕现在家里剩我一个人，我也会照样纪念儿子的生日和忌日。不管当局如何软硬兼施，我的观点和诉求始终如一。今年我80岁，知道来日不多，如果上天还给我一点时间的话，等身体恢复以后，该做什么还会做什么。”丁子霖坚决的如此说着。
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洁则表示，目前每一两周会派人探望丁子霖，陪她聊天散心，在不打扰其静养的前提下，帮助她保持愉悦。但今年清明节之后，当局一度阻止难属登门探望，直到丁子霖与国安人员交涉后才有所转变。
尤维洁也称自己的住处在5月26日就有人24小时值班，防止记者登门，但没有干涉她的行动。她批评这种作法是将受害者当成犯人般监控，荒谬至极。
另据法广报导，发布丁子霖被软禁消息的高瑜也被列为敏感人物。她的家人透露警方已通知，6月1日会来接高瑜离开北京“旅游”，直到六四过后才能回家。
中国人民大学前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其丈夫蒋培坤是语文学系教授。他们年仅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六四事件”当晚跳窗离家，经木樨地去天安门广场，于复外大街被子弹击中丧生。丁子霖后来组织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长年呼吁平反六四。
丁子霖还在香港出版她长期寻访调查的《‘六四’受难者名册》，书中披露许多过去没有公诸于世的细节，如死者的年龄、身份及遇害经过，还有当局残忍的镇压手段，对遇难者家属的各种恐吓与折磨。例如丁子霖在书中提供准确的证据，证实中共在六四屠杀中，有使用被国际禁止，射入人体后会爆炸的“达姆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