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关于1989年波及全国的民主运动的起因和过程，海外已经反复谈过很多，但关于六四余波，亲历者往往侧重于六四之后的政治整肃，却较少从全局角度审视八九后遗症。实际上，对八九民运的处置和六四镇压，不仅是邓小平个人的滑铁卢，也是他把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引向权贵资本主义的起点。所谓邓小平的滑铁卢，是指他用六四镇压保住了中共政权，却输掉了自己；虽然邓小平死去多年，八九后遗症却播延至今，对中国的走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重新审视从六四后的倒退到苏联东欧变色，再到邓小平南巡等一系列国内国际重大事件，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六四让中国失去了什么？六四不只是民主运动的失败，也不只是镇压和屠杀，“六四”改变了中国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它导致共产党阵营其他国家的当局慑于“六四”的惨烈后果而不敢效法中共，最后听任共产党阵营解体，但却把中国引上了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独木桥，而权贵资本主义则造就了官民之间的不解之怨，令中国社会的潜在不稳定成为永久的隐患。
高层的敌对意识与诬陷赵紫阳案的破产
六四镇压暴露出中共高层其实有两类人，他们的区分不单纯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别，而是与民为敌派和与民为友派的根本差异。胡耀邦和赵紫阳属于占少数的与民为友派，他们胸中有民，心中无敌，希望尊重民众的意愿，化解官民对立；而其余大多数则秉承毛泽东的政治遗产，视天下为私产，视民众为草芥，以个人利益和话语为神圣不可侵犯，但凡民众稍有批评异议，他们的敌对意识立即支配一切，不惜让民众人头落地，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专制体制下，每当官民矛盾扩大，与民为敌派只要祭起江山安危牌，就总能在高层占上风；而与民为友派虽可施政一时，但每当他们试图保护民众免受打击之时，就往往被清除，甚至因此成为对方的敌人。
邓小平虽然主张改革开放，但这个政策倾向并不改变他的与民为敌的本性和特征。当19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彰显出民众要求政治进步的呼声时，与民为敌派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虚构敌人，为镇压寻找借口。六四镇压前，支持镇压者在北京市区撤走交通警察、企图制造局势混乱，以及把装载枪支的车辆留在街边，试图诱惑市民劫持枪支，都是其营造敌人的图谋，但因为市民和学生的冷静自律而未能得逞；而虚构敌人的最大举动便是诬陷赵紫阳与美国势力勾结，企图为镇压行动提供正当性借口，但是，这一阴谋最终彻底失败。
诬陷赵紫阳的阴谋从1989年5月下旬就开始了。我曾任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综合研究室主任，这个体改所被称为赵紫阳的经济改革智囊团，因此，早在六四前半个月，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两个工作组便已进驻该所，开始了全面整肃。我当时在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访问计划已到期，正准备按时回国；动身前与所里的同事联系，得到的回答是“坚守岗位”，所以我就留在了德国。这次整肃当中，体改所的十几位研究人员被无端地抓到秦城监狱，关押达一年之久。这些被捕的同事既非民主运动的组织者，亦非学生活动的指导者，把他们抓去，其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设法捏造不利于赵紫阳的说法。我出国前是体改所参与赵紫阳召集的各种政策讨论会的主要参与人，如果我当时在国内，肯定也被关到秦城，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1989年6月下旬中共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完成更换总书记的程序，会上公安部长王芳奉命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特别提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索罗斯基金会，通过与体改所合作，企图颠覆中国。由于体改所是赵紫阳提议设立的研究机构，又与赵有密切联系，王芳捏造的这个涉嫌颠覆罪名的矛头直指赵紫阳。当局制造的这起诬陷赵紫阳案，源自1987年公安部对索罗斯的怀疑，那时高层已经知道此类怀疑纯属捕风捉影、恶意猜测。据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赵紫阳对宗凤鸣说过，1987年国家安全部就表示，索罗斯是他们的客人，没有中情局背景。六四之后，为了证明邓小平在六四镇压方面的敌对意识确有根据，公安部把两年前被否定的旧话重新搬了出来，试图栽到赵紫阳头上。
1989年7月下旬，全美学自联在芝加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采访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获悉中国公安部长对赵紫阳的诬陷，随即电话采访了索罗斯，8月9日的《华盛顿邮报》第4版刊登了相关报道。此报道指出，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的索罗斯是一个金融家和慈善家，他在匈牙利、波兰和苏联都设立了改革开放基金会，他也出资100万美元于1986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样的基金会，以支持文化交流和改革开放；但中国政府现在却企图把该基金会与美国中情局挂钩，进而指控总书记赵紫阳和政治局常委会政治秘书鲍彤通过索罗斯的基金会资助过的体改所与“外国颠覆势力挂钩”，从事“反革命活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提到，索罗斯已在8月2日给邓小平去信，澄清了自己的改革开放基金会的透明性，并且表示，给邓小平一个机会去查核北京的改革开放基金会的运作细节。
索罗斯给邓小平写信、《华盛顿邮报》报道之后，诬陷赵紫阳的阴谋被曝光，随之就烟消云散了。这个阴谋之所以最终破产，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索罗斯的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的中方最高负责人其实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既然索罗斯在给邓小平的信中点出了这一点，北京的栽赃陷害就再也玩不下去了，因为，要继续诬陷赵紫阳，就必须拿国安部垫底。这事既已在海外公开见报，再搅和下去就成了国际大笑话，邓小平的敌对意识再强，也不想把自己变成此类笑话的主角。
六四镇压充分表明，中共高层那些充满敌对意识的人，对拒绝顺从的民众是何等仇视狠毒；而这起诬陷赵紫阳的阴谋则证明，他们为了虚构、制造自己的“敌人”，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八九后遗症之一：六四镇压竖起了共产党阵营的墓碑
六四之后中国便陷入了八九后遗症，而邓小平这个八九后遗症的制造者，也一直为此后遗症所困。从六四延续到今天的八九后遗症表明，六四其实是邓小平的滑铁卢，此后直至去世，他再也没有办法走出自己挖的陷阱。
八九后遗症有诸多侧面，其中之一便是，它产生了完全逆反的国际效应，共产党阵营各国政权不但没有被六四镇压所鼓舞，相反，却从中看到了镇压的惨烈和卑劣；实际上，六四镇压因各国媒体的广泛传播，震撼了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领导人，并以巨大的心理压力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从而防止了类似的镇压在其他国家发生，也因此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天鹅绒革命。
六四之后，中共重犯了毛泽东1957年在81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错误。那时，毛泽东自以为豪迈地在此会上发言，表示中国欢迎世界大战，包括核大战，愿意牺牲几亿人口，消灭帝国主义。他以为，此豪言壮语能一举征服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心，从此成为他们心仪的世界伟人；毛不懂的是，他完全低估了其他国家共产党领袖的人性，结果毛的战争狂人姿态吓坏了各国共产党人，多数领袖反而对毛泽东更加疏离，而毛的解放全世界的革命理想和野心也从此落空。1989年的危机度过之后，中共高层颇为他们不惜代价捍卫了政权而自豪，自以为在共产党阵营里树立了一个榜样。该年10月中共特地派姚依林到东柏林，向东德共产党头目昂纳克介绍六四镇压的经验。昂纳克认真听取了中共的镇压经验，在随即发生的东德几个城市的民众静默抗议行动之前，也准备了镇压力量和医院的血浆。但是，东德共产党高层的其他成员害怕在东德发生北京大屠杀的惨剧，苏共高层也反对镇压，结果，主张效法中共实施流血镇压的昂纳克反而被迫下台。紧接着，柏林墙开放了，东德的红色政权终结了。当时，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的垮台，同样是因为军队首脑拒绝服从武力镇压民众的命令。1年多以后的夏天，苏共保守势力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变当中再次遭遇军队哗变，反对镇压民众的军队投到叶利钦一边，然后苏共被苏联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苏联随即解体。
经过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六四之前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本来是颇为自得的，他觉得，中国的现实证明，他的政策明显优越于苏联，在共产党阵营的大国里独树一帜，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功载史册，长达30年的中苏对立最后以后辈戈尔巴乔夫登门拜访而收尾；甚至六四之后，他也相信，中国在共产党阵营里始终名列前茅，其地位不会被西方的制裁所动摇。然而，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是，六四枪声响过之后不久，共产党阵营居然从此不复存在，中共竟沦为共产党阵营最后的孤儿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克里姆林宫扩散到全世界，最后却终结于中南海，对邓小平这样从年青时便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国际共运大内斗当中打滚多年的人而言，这个结局实在是太讽刺、太沉重了。
八九后遗症之二：邓小平的自毁和自救
在中国，大家习惯地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改革开放进入了高潮。可是，南巡讲话之前，改革开放是如何落入低谷的？如果邓的南巡是“东风欲来满眼春”，那么，从六四镇压到南巡之间的两年半期间，是谁把中国推入“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境地？其实，南巡不过是邓最后的自我拯救，而邓小平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源自八九后遗症之二，即六四镇压让邓小平几乎自我毁灭了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
在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和推动者是总理赵紫阳，邓小平能在高层维持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也倚重于赵紫阳。十三大之后，邓小平要总书记赵紫阳仍然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就是希望赵能够在这个位置上维持经济政策的既定方向。然而，从1988年开始，国务院系统那些反对市场经济的经济官僚们就集结在陈云麾下，开始了阻挠经济改革的种种谋划，而赵紫阳则逐渐失去了经济政策主导权。1989年邓小平为了六四镇压，不得不抛弃赵紫阳；而为了证明六四镇压的正当性，他甚至企图诬陷赵紫阳。其结果是，邓小平虽然一手主导了六四镇压，但六四之后高层的政治天平并没有朝邓小平这一侧倾斜；恰恰相反，这个天平倒向了主张恢复计划经济的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等保守势力。苏联东欧各国剧变启动了意识形态官僚们的“反和平演变”鼓噪，经济官僚和意识形态官僚的合流开始支配中国的基本政策方向，而陈云则是他们的主要后台。江泽民初登高位，本来就在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个元老之间两面讨好，但1990年起陈云派的势力逐渐占上风，江泽民便靠了过去。六四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就开始倒退，先是准备从地方政府和企业收权，然后陈云提出，要在经济领域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重新强化计划经济。随后，党媒便开始批判改革开放政策，包括把市场化称为搞资本主义，强调对经济改革政策要“问一问姓社姓资”；1991年底在中央党校的讨论中甚至出现了“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话题。这类批判在中国甚嚣尘上，矛头直指邓小平。
当时的邓小平其实陷入了“毛泽东之忧”。毛死前最担心的是，自己虽有建国之功，但文革决策却可能被否定，因此将声名狼藉。邓小平的后半生最主要的是两大决策，改革开放和六四镇压，后者的恶名是注定的了，他只能像毛泽东依赖建国之功那样，依赖改革开放政策来保住声名；如果改革开放政策被否定了，邓小平的身后结局将比毛泽东还惨。就像赵紫阳被软禁后所谈到的：邓维护改革开放政策，是害怕此政策被批判后，自己就成为历史“罪人”了。
邓小平之所以选择在92年初南巡，有两个背景。其一，陈云系的倒退政策导致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迅速恶化，国有工业企业的债务与资产的比例从前两年的40%跃升到60%，银行开始面临危机。这给了邓小平反戈一击的理由。其二，陈云的身体状况恶化，李先念濒临死亡，保守阵营的后台不牢。所以，虽然邓小平自己的身体也迅速衰退，他还是顽强一搏，通过南巡杀了个回马枪，而杨尚昆兄弟挺身出来为邓“保驾护航”，使得邓的自救努力得以实现。
八九后遗症之三：权贵资本主义
在号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的晚年有记者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地大声说，权贵资本主义。杜润生说出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那么，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如何生长出来的？可以说，它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产物；也可以说，它是八九后遗症的另一个侧面。
当邓小平在南巡中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时，他把中国同时在进行的两大任务发展和转型混为一谈了；而更关键的问题是，邓小平把这两大任务的手段和目的也混为一谈了。什么样的发展和转型才是正当的？其衡量标准是社会正义。也就是说，无论是发展，还是转型，必须体现社会正义；如果发展和转型失去了正义性，结果就必然是权贵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如果“发展是硬道理”排斥正义性，权贵资本主义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发展正义问题，我在2009年发表的《中国发展的困境：社会不公的逻辑结果》一文中专门谈过。此文首次提出了两个30年彼此否定的观点，引起了关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此做了专访，刊登了采访录音的文字稿（顺便说明一下，此录音的文字稿现在仍在国内广泛传播，我的姓名与陈伯达儿子名同姓不同，但国内有人把我的姓名更换成陈晓农了，许多人就此更正，但谬传未止）。我当时指出，发展不能自我正名，若走上了畸形的发展道路，则走得越快、越久，损害就越大；那么，如何判断发展的正当性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分析一下，为谁发展谁受益，发展的果实大部分落入谁的袋中，是一小部分权贵独占鳌头，还是大多数国民与权贵同步致富。这里不再赘述。
改革或转型也同样有转型正义问题。评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好坏，其价值判断标准大体是三条：透明、参与、公正。前两条在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俄国大体上都做到了，而中国因为拒绝民主化，所以不可能做到。至于第三条转型正义，其要害是，当公有财产和公共资源被私人占有时，谁不应该得大头；换个角度来讲，对于因创建、维护一个失败的制度而成为精英的社会群体，是否应该在转型过程中给他们奖赏。在中欧国家，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是，种祸者不赏，结果，在这些国家红色精英的大部分没有在转型中捞到多少好处；在俄国，原来的红色精英在转型时期利用他们过去积累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网，或者由于他们位于最有利的捞好处的岗位，捷足先登，成为转型的最早、最大的得益者，于是俄国出现了旧权贵的资本主义；而在中国，红色精英继续垄断一切权力，理所当然地把经济转型变成了建立权贵资本主义的过程，堂而皇之地通过占有国有资产或者占有垄断资源、垄断的机会，而成为富有的资本家。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下一篇讨论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文章里具体分析。
最后想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并非只有权贵资本主义一条独木桥。邓小平之错在于，他镇压八九民主运动，阻止了这一运动可能带来的中国的政治进步；同时又片面地强调发展，实际上却是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创建打开了大门，通过放纵权贵资本主义，让红色家族们全面参与腐败，从而既维持中共统治，也维持他的死后声名。在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之下，虽然经济能在一段时期内获得发展，但全面的腐败却造成了权贵阶层与绝大多数民众之间无法弥缝的对立。如果说，“六四”镇压在政治上宣示了当局与国民的对立，那么，权贵资本主义的固态化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方面普通民众对权贵群体的怨恨从此再也无法消解。这种局面恰恰凸显出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原初意图的失败，他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政治方面因“六四”镇压而造成的官民对立，可以逐渐被经济方面的满意度所化解或替代；但事实是，权贵资本主义在经济社会层面造成了新的几乎是永久性的官民对立。当局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满，只能不断强化政治高压，这又进一步扩大了官民对立。一个处于如此高度紧张状态的社会充斥着仇官仇富情绪，有如不断加热的高压锅。当精英们对国家前景感到不安，对外转移财产并申请外国居留权时，无法出走的中产阶层对局面恶化的担忧让他们同时害怕权贵的掠夺和底层的革命倾向。邓小平为中国找到了出路吗？恐怕忙着转移资产到国外的红色权贵们也心中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