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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坦克履带夹蓝裙 “世界疯了”

蔡崇国当年透过黄雀行动经香港逃亡法国,认为港人更了解八九民运发生的事。何柏佳摄

1989年透过黄雀行动逃出大陆的学者蔡崇国,27年来不准回国。父母去世后,他对中国大陆的故土之情淡了,把当年救助并给他极大温暖的香港当成新故乡,也见证了近年香港变化,他始终认为:“六四不是大陆的事件,而是香港人本身的事。”

蔡崇国当年坐类似的小船偷渡来港。

“89年4月至6月港人完整地全心投入地看了一个多月,对每个学生市民他们比我们还熟悉。八九前香港也瞧不起大陆人,现在叫‘蝗虫’,当年叫‘表叔’。突然发现大陆年轻人这么勇敢、这么有理想,这么清楚什么是民主自由,又惊讶又钦佩,但boom,在他们面前被打死了。”

1989年4月到6月香港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全天候电视直播北京情况的地方,蔡崇国认为香港人比大陆人更了解八九民运到底发生什么事,也直接承受六四镇压带来的心理创伤:“经历过那种投入的人,六四会坐在维园,为六四,也是为自己那时伤心的一种抚慰。”

流亡法国后重踏香港故土

蔡崇国是六四幸存者,1989年被黄雀行动营救。“黄雀行动的人们把我们当家人一样。然后到了香港,那种到处看到的亲切,那种感情。”他后来流亡法国,7、8年前重回香港:“我到处找一块土,鞋袜一脱去踩,这是故土,跟国家是两回事。”

蔡也见证了香港人近年的情感变化:“2010年到维园纪念六四,烛光下一张张年轻的脸;到去年六四完全变了,讲本土的多了,香港很多人和大陆有情感上的分离。”不少本港年轻人既不理解六四对上一代港人的影响和震撼,也不了解六四使中国和世界拉开很深距离,这点倒是与很多大陆人是一样的。

蔡崇国说:“因为八九六四,西方很多政治家、记者对中国有一种疏远感。不知六四就不知道这种情感对立,一些留学生驻外甚至外交人员,会认为这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排斥和蔑视。”

中央政府里也有激进者:“我们看见一些外事官员对香港的态度或语言里也有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强大,香港算什么?’这就很危险。香港远不是他们想像的那么弱小!这就是为什么六四不能忘,没有真正反省、甚至歪曲六四,那些方方面面的政治家将来还可能作同样的蠢事。”

见证近年变化忧暴力重演

蔡崇国认为六四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维稳政治,从邓小平开始,一直到现在,这情况正从大陆,蔓延到香港。“金钟催泪弹扔出来之后,这两年警察暴力多了,游行的人也暴力多了,这是恶性循环!催泪弹是不能扔的,这些连我都明白的道理,港府高官怎会不懂呢?中联办、港府把不同意见说成敌对势力、外来操纵,就像八九学生运动被人民日报说成是少数人挑动,政府的蔑视和傲慢激化了矛盾,跟当年很多东西很像。”

前年雨伞运动时,蔡崇国时常去金钟,尝试跟香港年轻人讲怎样把充满激情的抗议,变成有进退算计的政治行动,他认为“这是八九很重要的教训之一”,他担心有六四那样的暴力重演。而对于这位操普通话的前辈之言,港青不以为然。

睹坦克履带夹蓝裙 “世界疯了”

当年中共发通缉令通缉包括蔡崇国在内的多名学运参与者。

27年前的六四经历,蔡崇国讲得不多:“讲的太多次了,我更愿意讲讲现在。”1989年五月下旬,34岁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蔡崇国在宣布戒严后去北京参加学运,6月3日晚在走去天安门附近的同学家留宿途中,见证了军队进城开枪,翌日清晨早上又目击六部坦克车碾压学生。

“民众用石头、汽水瓶扔过去,军人拿着冲锋枪弯着腰往前走。一排子弹打过来,第一个念头是:都疯了!国家领导人疯了。我以为结束了,然后早上六、七点突然口号震天响,学生回到长安街准备回校园。那些坦克马达开起来,以为学生又要冲广场。然后扔催泪瓦斯,坦克在烟雾中冲过去,压死了十几个学生。”

母申请护照探望被拒

他记忆最深是被夹在坦克履带里的一条蓝裙:“六四前一个多月人类的情感,兴奋、期望、愤怒、绝望轮流达到顶点,你看到开枪了,你觉得世界疯了,发生什么事都不奇怪了。甚至有人向你开枪,也会感觉随你便,那时候生命就像一片树叶。”

六四镇压后他逃到深圳,“黄雀行动的人把我们当家人一样。在深圳躲真是走投无路,我还记得七哥笑着拍拍我的肩膀,问我想吃什么。”他偷渡来港的过程并不顺利,中途遇到公安巡逻,跳海逃亡,游了三、四个小时竟游回了深圳,幸亏黄雀行动的兄弟们找回了他,再偷渡一次。

逃亡后他再也没能见到父母。2007年他以为母亲在武汉突发脑溢血去世,十天后,在法国哭干眼泪的蔡崇国竟收到母亲的信,才惊悉原来妈妈没死!信中写着:“儿子,妈很想你,别挂念我,我一切都好。最近又去了派出所申请护照,他们又不给我……”原来他母亲多次申请护照欲出国探儿,但因他仍被当局通缉,官方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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