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倪匡在内蒙古农场任公安干警时得罪了总队书记，因拆木桥烧柴取暖而被扣上反革命罪行，面临死刑判决；他雪夜单骑逃亡，乱碰乱撞，到辽宁鞍山投奔哥哥，再辗转逃至香港。
作为“逃港者”，倪匡逃亡的起点，始于上海，从根子上说，始于内蒙古。
说起内蒙古，便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致。那是一九五七年，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保安沼地区。上世纪五十年代，那里只是监狱、关押罪犯的劳改农场。保安沼监狱的前身，是一九五三年四月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劳改管理大队。两年多后，倪匡来到这里。外传倪匡当过兵，这是误传，需要澄清。其实，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当过兵。他穿过制服，但上面有“公安”两字。那是公安部，第四处，即劳改处。当时各地劳改农场，属于公安部系统管辖。许多人分不清“劳改”与“劳教”的区别。在劳改农场，劳动力都是劳改犯人。这样的农场，编制就显得特别，类似军队。
倪匡是从江苏省公安厅调来保安沼的公安干部，专职管理劳改农场的犯人。倪匡十六岁辍学离家，只身从上海去苏州，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成为公安干警。他参与了一段日子的治淮工程后，被派去内蒙古。当时的内蒙古保安沼是第三劳改管教支队所在地。倪匡二十岁来内蒙古，二十二岁离开。
在保安沼劳改管教支队，倪匡饲养过四条极为凶狠的小狼狗，它们一见外来人，便狂吠着扑上去就咬。那天，总队书记来支队视察。这个书记是汉人，是退伍军人，当过营长。视察完他正要离开，倪匡与干警们随行送别。书记走过关狼狗的屋子，不知怎么就随意拉开房门，只听到四只小狼狗狂吠。倪匡在书记背后，还没看明白发生什么事，只听书记一声惨叫，他手背上鲜血直冒，一条厚厚的棉裤，也被咬出几团棉花。书记随即拔出腰间手枪，砰砰砰砰，几下震天枪声，四只小狼狗，无一幸免。书记火暴，转身厉声问：是哪个畜生在营房养的野兽？中队干部个个噤若寒蝉。枪击硝烟弥散，四周空气凝重。倪匡低着头，硬着头皮站出来承认是自己养的。书记狠狠看了一眼倪匡，没再说什么。事后表明，书记怀恨在心。
另一次，也与狼有关。倪匡所在的支队接到上级通知，选派干警去总队参加批评会。中共执政下，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已是家常便饭。倪匡被选上去总队部开会。开会了，由那位枪击四只小狼狗的书记主持，这次挨批评的是一名测量员。会议上，书记宣布了他的罪名：那天，测量员独自赶路，身后一条狰狞灰狼始终跟着他。身处草原旷野，测量员内心慌乱，挥舞水平仪，驱赶灰狼，测量员在挥动水平仪时，不慎与地上砂石碰撞而毁坏了。他回到大队部，书记、队长震怒，认为这是恶意破坏国家财产。无疑是典型的“上纲上线”，“纲”和“线”，就是阶级、专政，就是阶级斗争，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大是大非。
数十人的批评会上，人们争先恐后发言。测量员诚惶诚恐，不时低头认错。批评会步入高潮。平时，倪匡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好动好说话，此时听了“上纲上线”的批判，忍不住发出笑声。举座愕然，书记大怒。书记循笑声看到是倪匡在发笑：这小子不就是那天养四条小狼狗伤自己手的那人？书记按下怒火，厉声责问：“你笑什么？这是严肃的政治斗争。”
个性活泼、意识单纯
倪匡站了起来，一板一眼说：“你们要他怎样呢？他没有一点不对呀，要是他不把狼赶走，被狼叼走，茫茫草原，水平仪也找不回来，现在水平仪虽然坏了，还可以修嘛。你们如此批评他，根本没道理。”倪匡从小生性活泼，年轻时，意识单纯，政治上近乎胡涂。他最不喜欢受约束，最讨厌正儿八经，也绝不会道貌岸然。这些日子来，他渐渐意识到共产党的种种不合理的行为，跟宣传的自由、民主、平等完全不是一回事，事无大小要汇报思想、开会检讨，倪匡对此越来越失望，经常忍不住跟上级争拗。
此时，批评会矛头陡然转向。会上批评不再提水平仪和测量员，而劈头盖脑冲着倪匡而来，他稀里胡涂被扣上“在严肃场合竟然纵笑”的罪名，不到十五分钟，有了更具体的结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生命线，嘲笑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反对党的生命线，就是反对党的政策，就是反党。”如此“上纲上线”，倪匡自然不买账，据理力争，一一反驳。书记官大，却不善口才，几番争辩，书记竟然结结巴巴，声望受损，再度记恨之心。
倪匡和战友住的房子，冬天一旦没有燃料，就和冰窖差不多。一次，受大风雪封阻，燃煤运不到，燃料中断，不到二十四小时，本来身贴上去暖烘烘的墙上，出现了厚厚冰花，冻得人都没法坐，这样下去，人都会冻死的。倪匡想起不远处有一道小河，河上有一道简陋小木桥，是粗糙地随意搭成的，河水早已冻到了底，过河可以不必用桥。于是，倪匡带了工具，找了几个人，把那座木桥拆了，化成一堆木柴，搬了回来，烧了三四天。煤运来了，就此渡过难关。本来，认为那是小事一桩，来年春暖花开，再去砍几株树，把桥搭起来就是了，谁知总队知道后，这就上纲上线变成政治事件。倪匡背上一大罪名：“破坏交通”就是“反革命罪行”。批评会、批判会、批斗会，逐级升级。
在一次批斗会上，那个总队书记竟拉起衣袖，展示手背疤痕，大声宣布：“此人早就对革命同志怀有仇恨，故意蓄养凶狼，残害革命同志。在战场上，日本鬼子国民党，都没能伤了我，我是给他养的狼狗咬伤的。我是党员，咬我等于咬党，这是早有预谋的反革命行为！”会场上群情激愤，倪匡只好唯唯诺诺，低头弯腰。会后，写上几万字检讨，承认自己“潜存的反革命思想”。不久，倪匡被隔离在十里方圆没人烟的一间小屋子里。农场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彻查他。
倪匡早早就踏进社会，看到共产党的种种不合理制度和愚蠢行为。共产党有非常完整的统治制度，人在制度内只会变成完全服从的机械，自己毫无主意。倪匡天性好自由，但这个体制却事无大小都要约束他，天天思想汇报、开会检讨，他实在受不了。如今，逆境中的他接受审查，等待审判。
五月初的一天，总队部政治处的一位朋友，悄悄跑来倪匡那间小屋。这位朋友是蒙古族人，来自托克托县。原先与倪匡一起工作，两人成了好友。那朋友说：“情况不对劲，看来你有危险了。听说要组一个法庭审判你。”那时的共产党很荒唐，一个县长级的干部，就能组个法庭判你刑。
触犯了破坏交通罪
倪匡说：“他们会判我？我又没犯罪。”那朋友说：“已触犯破坏交通罪。”倪匡说：“这怎么能算‘破坏交通’呢？不就拆了一座小木桥吗？到夏天再重新铺上去。”那朋友说：“依我看，事情会很麻烦，一旦特别成立法庭，那就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倪匡惊呆了：“那怎么办？”那朋友说：“你赶快逃跑，远离这里。”
沉默了好一阵。倪匡疑惑，问那朋友：“怎么逃？”那朋友说：“从草原腹地走，要朝北跑，那里游牧民族多，有蒙古人村落，蒙古人好心肠，会收留你的，他们正需要劳动力，住上两三年再说。”他接着说：“我帮你去偷一匹马，骑上它逃亡，越远越好。”
翌日早上，那朋友牵来一匹马。马，又老又瘦，没有马鞍，只披着两个麻布袋。他还带来一大迭倪匡的人事档案材料。那朋友说：“你快跑吧，兄弟。”倪匡握着他的手臂：“我跑了，你们怎么办？”“你别管那么多了。记住，往北走。”几十年后，倪匡还记住这个蒙古人，认他是恩人。五六十年后的今天，倪匡仍珍藏着与他的合影，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那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惟倪匡心里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倪匡骑着马逃跑，他不辨方向，无法认路，好在这匹老马识途，只好听天由命，由马慢慢走。下午时分，又开始下雪，田野茫茫，雪花飞舞，极目所望，不见人影，似乎天地之间，只是他一个人，那种茫然苍凉之感涌上心头，至今想起，都为之感慨。入黑时分，到了一个小村庄，居然有小吃店，倪匡要了一大碗热豆浆，两只大馍。他的手已冻得无力端起碗，只好俯首就着碗喝，热腾腾的豆浆，化成一股暖气，身子哪一部份先暖和，可以清楚感觉，到了脚趾，吸一口气，竟有死而复苏的感觉。休息了一阵，雪也止了，倪匡继续上路。
此时，倪匡心情落寞，这一去，何去何从，虚空无着，莫此为甚。入夜，骑着马，朝北？往南？朦朦胧胧的焦虑中，全不知道自己走的是哪个方向。凭心问夜，唯有自知：我的一生，注定落魄，但决不会失魂。放眼四周，黑夜下的茫茫草原，皑皑白雪，世界只剩下黑色和白色。
五月初，刚下过一场大雪，看不到北斗星，他在马背上，发现一条火车轨道。倪匡任随胯下的马无意识循着铁轨前行，来到一个不知名的小火车站。车站里没有人影。他将马拴在一条木柱上。他走进破陋的车站小屋。站里很冷。没有灯光，他在黑暗中，只见到奄奄的火炉。他将墙角损坏的半条板凳拆成木条，扔进火炉里燃烧取暖。他拿着那包“偷”来的个人档案，打开翻阅，除了简单履历，每次所谓组织鉴定，几乎相同：“自由散漫”、“自由主义”、“思想觉悟不高”、“批评领导”、“与组织对抗”等。倪匡略微沉思，举头望着窗外的黑夜，想，人都消失了，留着这些档案还有什么用？随即一张一张扔进火炉。
火焰，灰烬。他的过去泯灭了，未来如何，他根本不知道。靠着一把椅子，他混混沌沌，睡意袭来。不知过了多久，火车撞击轨道咣当声由远而近。他惊醒了：前路茫茫，上车再说。转身走出屋，走向那匹带着他到此的老马，捋了一下马颈上的鬃毛，又轻轻拍了两下老马的脸，向它道别。随后跳上车卡，那是一列载货火车。
火车把他载往何方？他不知道。唯有一个想法，尽快逃离这里，他生活了两年多的内蒙古。哐啷哐啷的火车，缓速行驶，前途风云莫测，一路疑虑的辙痕。敞开露天的载货车厢，倪匡倚靠在杂货箱边，刺骨的寒风，耳边呼啸掠过，他把头窝在长羊毛皮衣里。伴着车轮与车轨的撞击声，他迷迷糊糊，混混沌沌，火车缓缓前行。载货的火车停站了，他又混上客车，客车停了，他又扒上货车。
天亮了。长空湛蓝，几丝云彩。倪匡见到了太阳。载货火车缓缓行驶。再次进入一个车站，停靠的竟然是黑龙江泰来县车站。倪匡这才知道，火车是南行的。他跳下火车，冻得脚麻木，脑发晕。他颤颤悠悠走向车站候车室。到了候车室，就有地图了。墙上一幅辽宁省地图，倪匡走近，在地图上指划着，他找到了泰来，而后往南寻觅，白城、通辽、沈阳、辽阳、鞍山，倪匡在“鞍山”停顿了。哥哥倪亦方不就在鞍山吗？在辽宁省鞍山钢铁厂任工程师。倪匡心里一亮，去鞍山找哥哥。他口袋里还有点钱，他没花钱买火车票，能省则省。他跟着一帮盲流，见火车就上，查票了，被赶下火车，在车站睡觉，有火车了，就再上。一路往南。经一番周折，他找到了鞍山钢铁厂，找到了哥哥。
哥哥是优秀共产党员
倪匡父亲倪纯壮，母亲王静娴，一九五零年都去了香港，父亲在香港荷兰好实洋行保险部任业务经理。父母生了五男二女。一家九口人，倪匡是家中老四，本名倪聪。大姐大哥，从小由亲戚抚养长大，都改了姓，在中国大陆。老三倪亦方、老五倪亦平、老六倪亦舒，即作家亦舒，老七倪亦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倪匡哥哥倪亦方，与倪匡走的完全是两条路。中共辽宁省委曾作出向倪亦方学习的决定。他先后被授予鞍山市特等劳模、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荣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二零零八年四月病逝。哥哥几十年追随中共，最终梦圆，成了中共一员；弟弟至今仍抗拒中共，发誓中共不倒台，他不会返回大陆。
五十多年前，一九五七年，中国政局风云变幻。倪匡，一个逃亡的公安干警，在哥哥倪亦方家住了一个多月。亲人都不敢长期收留他。倪匡自己也明白，不可能报进户口，此地不宜久留。那些日子，他反复筹划去向，最后决定：先去上海，再寻找机会偷渡香港找父母。
倪匡坐船去了上海，他住在舅公家里。亲友也都不敢收留他太久，有的甚至见他都怕。一天，倪匡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能帮忙去香港定居，实质就是“偷渡”。倪匡按广告所示，找到那家机构，那里拥挤着很多人。半小时的面谈，沟通。他们总共要收倪匡四百五十元人民币。倪匡回家筹措这笔资金。亲友们怕倪匡给他们带来麻烦，一个叛逃的公安人员，一旦被捕，而亲友又没举报，个个都是包庇、窝藏罪，必定株连九族。亲友都恨不得要倪匡赶快离开，谁都愿意出点钱。钱很快凑足。倪匡付了钱，义无反顾，等待时机出走。
坐运菜船偷渡到香港
任何偷渡，都要冒生命危险。倪匡知道这一行程不说九死一生，至少是对半机会或生或死。静待逃亡的倪匡，终于接到启程通知。他听从安排，坐火车去广州，三天后偷渡去澳门。他在澳门住了几天。一九五七年七月，再由澳门偷渡香港。当时倪匡乘坐的是一艘运菜的船。曾经有人撰文说，倪匡在偷渡路上“吃棉花”、“吃老鼠”什么的，全是胡编乱造。偷渡安排，一路上很周到。倪匡跟随他们到了香港九龙，就在一个码头偷偷上岸。
翌日，倪匡等一众人被带去政府机构办身份证，填表，给一张照片。由此，倪匡成了香港公民。
此时，倪匡二十二岁。至今五十七年来，他没有再踏足过中国大陆。
（亚洲周刊2014年7月27日第28卷2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