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Rosie，一名中国外交学院大一学生，走进了教师休息室，准备进行英语口语考试。她戴着宽框的黑色眼镜，坐在屋内的一张荧光橙色扶手椅上。她将口试的题目从桌上推过来，上面写着“我的故事”。我在期末考试一栏的最上面写下了她的名字。
或许意识到正在考试，她字斟句酌地用英语轻轻地说道：“在初中的时候，同学们嘲笑我有‘白痴’的父母。因此，在高中，我决定不告诉任何人。现在在北京，我仍然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朋友们都不知道。”
在中国，除了亲密的朋友以外，人们通常不会讨论不幸福家庭生活的细节。但是，我从很多学生那里注意到了一个共性，那就是，他们毫不犹豫地与我，他们学校的外籍英语教师，分享他们的故事。
Rosie说，她的父母是聋哑人，她出生在远离北京的地方。面对社会耻辱，找不到工作，她的父母不得不依靠他们的父母生活。Rosie的父亲吸毒上瘾，并虐待她的母亲。她的母亲被指控偷窃入狱。Rosie的父亲强迫她帮助他购买针头。
考试从10分钟抻成了40分钟。午饭铃声响起。其他班的学生们鱼贯地走出了大楼，穿过了院子，进入了食堂。Rosie端坐在橙色扶手椅上，姿势从未变过。我的手臂在评分栏上盘旋，我还没有给分。
我作为一名在中国大学的外籍英语教师来到了北京。“Princeton in Asia”组织尽量帮助我为可能面对的文化落差做准备：抄袭，学生不愿意参加课堂讨论，死记硬背的教学偏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提醒我，学生们愿意在英语课上分享他们的私人生活细节。
Rosie不是个特例。很多中国学生，在与外教用外语讲话的时候，出人意外地自如讨论他们生活中非常感性的时刻。一些学生在私下谈话的时候——一对一考试，教师开放办公室时间，安静的课后讨论——对外教畅所欲言。也有学生在课堂上对同学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坦率地谈论私人和家庭生活，通常不认为是中国特色。Peter Hessler，曾作为“Peace Corps Volunteer”在中国教过英语的获奖美国作家，写道，在他的经验中，中国人通常“非常谦虚，不喜欢成为关注的中心。”他指出，“通常要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让一个人畅所欲言。”像八卦或微词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以尽情分享。但是，严肃的话题，很少人愿意和陌生人讨论。这使得中国学生在英语课堂上的表现显得有些异常。
一名以前的学生告诉我说；“讲英语时，我觉得自己像换了个人。”。讲中文的时候，他很顺从，害羞，保守。在英语课堂上，他变得冒险，开放，豪爽。讲英语的时候，他可以冒讲中文时不敢冒的险。对中国人来说，英语，可能像一个面具一样，在讲真话和听者的反应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学生们会更注重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如果有误会，可以归咎英语。
对Rosie来说，英语成了一种逃避——逃离父母，家乡和她希望远离的生活。随着时间推移，我了解到，Rosie被一所注重英语的特殊高中录取，在那里她专攻英语。在班里名列前茅的她被保送上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外交学院。现在，她生活在北京，远离家乡。每天晚上，她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收看CNN和BBC学习英语。
或许，讲外语可以让人更放开。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发现，用外语对道德问题进行决策时，会产生更“理性”的结果。作者指出，这种现象起因于在非母语交流中产生的“降低情绪响应”。尽管，很难证明降低情感这一说法，但是，这个结论似乎与很多中国学生的表现吻合。Edward，一名中国外交学院的大四学生，在他的期末英语作业中讲述了他与抑郁症搏斗的故事。他说他用英语讲话时不会那么情绪化。“或许，用母语，我会哽咽，或许我会太情绪化，而讲不出来。用英语，我可以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
中国学生在英语课堂上更敞开心扉，或许是因为外籍教师可以掌舵，外籍教师往往在他们大学的行政机构之外。在中国外交学院，我只有在开学前，被邀请和管理人员开了一次会，从那以后就没有和中国教师讲过话。学生们不用担心讲错话会被写进档案，或影响在学校的进步。外籍教师流动性大，通常在大学呆一年或两年。学生们知道他们的私人故事，不会带来不良后果，可能不会在校园停留很久。
与此同时，外籍教师带来了独特的教学方法。新疆石河子大学的美国教师Chris Delacey，说他的课堂以讨论为主，互动性强，比中国同事的课堂更不中规中矩。Delacey表示：“我总是试图跟每个学生有目光接触，来个20秒的谈话，检查他们怎么样。”相反，他大学里中国教师的课堂更加等级森严。石河子的另一位外教Marina Powers，同意这种说法：“很多学生说，以前从来没人问过他们的意见。”
中国学生对外籍英语教师的放开也可能因为没有其他渠道（敞开心扉）。在中国，心理治疗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毛时代，心理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禁止。专家估计，每1000到1500人，需要一名心理治疗师。但是，到2014年，中国只有2万名精神科医生看诊，大概只能服务2000万到3000万人。在中国对治疗有兴趣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但是人们仍然讳疾忌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尽管中国有高达13%的成年人可能罹患精神疾病，但这个问题很少被讨论。和我交谈过的很多学生从来没有看过校园内的精神科医生。有几个人甚至不知道校园内有精神科医生。
对于中国人而言，政治总是被监管的，因此，英语成为了（人们表达心声）的避难所。美籍华人哈金（音），自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选择不回中国，通过用英语写作成名。他说：“使用英语，我可以表达我的心声。”严歌苓（音），获奖中国作家，使用英文和中文写作。她在2009年与《路透社》的采访中说，使用不同的语言，她就是不同的人：“一个自己是中国人，在语言方面，更细腻，更微妙。但是，英文的自己年轻，大胆，我可以说我想说的话。”
Rosie的英语词汇量在增加，但是，她仍然找不到词汇来形容她对英语的感觉。她告诉我说：“英语让我觉得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英语很美。”
应采访者的请求，文中名字使用化名。
本文译自MATTHEW DEBUTTS于6月15日发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原文题目是“China’s Students Are Sharing Their Secrets …In English”
译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