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篇论文是为参加纪念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而写，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邓小平应对毛文革遗产复活负责；二、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三、毛是红二代的精神教父；四、毛魅影下的习近平治国困局。现由美国之音首发。
毛的文革遗产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
毛的文革遗产究竟是什么，应如何界定？目前学术界有各种说法，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做出解读，五花八门，见仁见智。我不想介入各种观点的争论，因为这对整体把握毛文革遗产的实质并没有多少帮助，更不想陷入中共官方的话语陷阱。这里，只想从宏观上加以界定：毛的文革遗产是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极端表现形式，其理论形态是所谓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学说；文革的真实目标是夺权和清洗，换上忠于毛路线的人，最终建立毛氏家天下；文革理论和实践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人物，是列宁式极权体制、中国皇权专制传统、中国底层流氓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原有的走向。中共官方史学用“革命史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历史，把它说成是“两个过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共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过程。但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视野里来看，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表象之谈。
近代中国的百年激荡史，实际上是世界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被动卷入其中，目前这一过程仍未结束，还在继续扩张深化。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毛是中国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失落、抵触、挣扎、反抗、一再挫败，最后选择激进变革，以俄为师，走上共产极权道路的人格化符号。毛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试验，开启了一个狂热和恐怖的年代。
毛发动文革与“理想主义”无关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肇端是急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狂想。斯大林死后，触发了毛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欲望，改变了原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表，大幅加快对各行各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约定“超英赶美”后，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刮“共产风”，结果造成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
闯下大祸后，毛拒绝认错，在庐山会议上整肃直言谏诤的彭德怀，从此心魔缠身，自觉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更担心自己身后被人清算，落得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他认定刘少奇就是准备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人。于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魔咒驱使着毛像唐·吉诃德一样大战风车，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之路。由于刘少奇在党内的势力已经坐大，声望日高，通过正常途径已经难以铲除，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发动文革，就是毛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这里之所以概述文革的历史成因，就是不想在讨论毛的文革遗产时，堕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阱，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说成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等，用“理想主义”的锦被掩盖毛的真实动机。
文革：毛个人意志与极权体制结合的怪胎
毛一生嗜权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掌握在毛及其亲信手里的委婉说法。事实上，毛发动文革非但与“理想主义”无关，反而是出于“宁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先是急于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又怕被人清算，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把整个国家拖入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
顺便一提的是，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极权体制是产生文革的根本原因。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把主次颠倒了。不错，一党极权体制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但与毛的个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试问，同是在中国的一党体制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会发动文革吗？同样，前苏联东欧也是一党极权国家，他们那里发生过历时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吗？所以更确切地说，文革带有毛强烈的个人印记，是毛的个人意志与中国一党极权体制结合而产生的怪胎。
毛“人民情结”的背后是要做“千古一帝”
在清理毛的文革遗产时，除了所谓“理想主义”的问题外，毛还有另一个迷惑人之处——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也有必要加以分析。这种说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非常虚伪。毛发动文革开的是夫妻店，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由文革派接掌最高领导权，确保自己身后不被清算，人民群众不过是他手中利用的的工具。事实上，毛从来不以苍生为念，饿死几千万人，拒绝下罪己诏；还向赫鲁晓夫说大话：不怕打核大战，中国六亿人，死一半还剩三亿。
文革中，毛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上，鼓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众的那只手，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烧向刘少奇，冲垮党内反对势力。为了政治需要，毛在文革中曾多次变脸，对红卫兵、造反派始用终弃，一脚踢开。
毛这样翻云覆雨，原因在于他刻意表现的“人民情结”和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这两个角色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层民众的姿态，号召他们起来造体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党体制的缔造者和官僚集团“最大的官”，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毛虽然对党内官僚集团不满，试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那不过是“帝王情结”在作祟，嫌官僚集团妨碍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千古一帝”，因为共产党的江山毕竟姓党，而不姓毛。毛扶植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建立家天下的企图受到党内官僚集团的强烈抵制，最后不得不妥协，牺牲奉旨造反的民众，回归一党官僚体制，来换取官僚集团默认事实上的毛家天下——由文革派在毛身后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是文革实际走过的轨迹。
毛的文革遗产的基本特征是反文明、反传统、反人性的，深得马克思、列宁暴力革命学说的精髓，同时又带有毛鲜明的个性特征。文革中，毛那些充斥阶级斗争、鼓吹暴力、煽动仇恨和斗争哲学的语录成为最高指示，风靡全国，诸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乃至“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等等。在毛歪理邪说的蛊惑挑唆下，整个中国一片红色恐怖，成了人间地狱，顺毛者昌，逆毛者亡。在“革命”的名义下，人命如草芥，揪斗批判，游街示众，私设牢房，血腥杀戮，冤狱遍于国中，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文革最大的罪恶：泯灭人性，释放兽性
文革浩劫对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摧毁，更是危害深远。毛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他以历史上的专制暴君自喻，不仅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而且也可以看出文革与焚书坑儒一脉相承的关系；至于马克思学说，本来就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过程中一时因运而生却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乌托邦空想。毛的文革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思想发展到极致，乃至到了反人类文明的地步，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价值观，对中华文明的毁灭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文革期间，中华文明遭遇了一场旷古劫难，整个人文精神体系崩溃，只剩下一个大脑和八个样板戏。文革理念与现代文明更是背道而驰，与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水火不相容。
文革中，中外一切文化传统通通被斥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封资修”，大张挞伐，就连西洋古典音乐也不放过，自己老祖宗的文化传统更是在劫难逃，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传统的核心儒家文化。文革初期，中央文革指使红卫兵砸孔庙，烧典籍文物，毁历史古迹；毛后来还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掘地三尺，把孔圣人拉出来鞭尸。毛如此对待孔子，除了有政治上的需要外，根子在于内心深处的反传统情结和底层流氓文化意识。毛读私塾时，就曾干过砸孔子牌位的事。毛的这种反儒倾向经过五四运动后更加强烈，文革就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次总清算。人们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其实，文革才是真正的“崖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道德、伦理的“种族灭绝”。
毛的文革遗产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反人类的，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是非善恶标准与人性道德底线。可以说，文革最大的罪恶在于泯灭人性，释放出兽性，其中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精神的虐杀，对肉体的残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广西甚至发生吃人的现象。在文革那个狂热的年代，只要是反对毛，就是阶级敌人，就不是人，可以做出任何灭绝人性的事情。父子相残、夫妻反目、亲友揭发、家人背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不是个人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人性沦丧。文革对中国人的伤害，莫此为甚。只有彻底摈弃毛的文革遗产，全民族认真进行反省忏悔，才能使人性复苏，重建中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