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1日的这一天，中国向世界宣布将实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全方位改革。改革的宣言是27岁的中国皇帝以诏书的形式发布的，叫做《明定国是诏》。这份诏书比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改革诏书晚了整整30年，中国的改革者希望中国也能用3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像自己的东邻一样，抵御外侮、国富民强。
在那个火热的夏季，北京的改革者们沉浸在对现实的热忱和对未来的憧憬之中。但他们过低估计了保守势力的强大，随着颐和园秋叶的凋落，这场103天的改革被一场宫廷政变所终结，君主的救赎和民权的伸张都在菜市口的血污中化为灰烬。
后世学者认为，改革的幼稚与操切断送了改革本身，而它激起的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弹又直接导致了两年后的义和团排外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但无论如何，在那一年夏天，中国年轻的改革势力第一次尝试全方位地改造这个国家，他们离成功曾经那么切近，他们的热望与勇气甚至感染着114年后的我们。
历史不能在今天被假设，然而未来之路却坚实地踩在今天的脚下。
他是一位青春王子，他让理想飞，让政见飞，不设防的他，被人抓军权，一举击中了自己的“阿喀硫斯之踵”，而轰然倒地。可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已经出手了！千年等一回，生来就为这一天，这一天终于到来，他竟然打开了通往君主立宪的路，谁能料想到，他竟有这般伟力？有清一朝二百余年，最光辉的那些日子，王朝中国两千余年，最有意义的那时刻，都在这短短百日，他因此而成了“千古一帝”。
训政：从“堂子”到朝廷
戊戌维新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变法路线，由陈宝箴行之于湖湘。
另一条是改制路线，由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定国是”于中央。
对于变法，慈禧并无异议，袁世凯入强学会，张之洞与康梁合作，翁同龢向皇帝推荐康有为，他们这么做，是对变法的认可，一提改制，则无不反对。不光翁在皇帝跟前与康有为划清界限，就连那时正在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奏请皇上谕饬康氏，将《孔子改制考》自行毁版。
荣禄问康氏，改制要不要改祖宗之制，康氏回答当然要改，又问改不动咋办，答曰杀两个一品大员就改动了。所谓祖宗之制，其实就是家天下。家天下是国体，连国体都要改，那家天下里的政府——“六部”当然也要改，所以，李鸿章问，改制要不要改六部？康答曰，当然要改，再加上改科举……这样改制，分明在搞无政府主义，谁还会支持？空想的幽灵，从《大同书》里跑出来闹中国。
王朝制度，本来家国一体，虽说是“家天下”，但那“家”，也要被体制化。可清朝有所不同，它在国家体制外，保留了一个极为私秘的家族信仰的内核，魏源《圣武记》卷十二说，堂子是满洲旧俗，是“祭天、祭神、祭佛之公所”。“公所”一说，说明作为汉人的魏源对于萨满的性质以及堂子祭祀那一套完全不懂，可以说，有清一代二百余年，没有汉人真正知道堂子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
萨满，是满人治国平天下的神秘力量，最核心的军国大事，例如，出征和废立，往往不是在朝廷上议定的，而是在“堂子”里决定的，得由自家人请示自家神，让神来指引。起初，这叫做“谒庙”，乾隆时，改称为“谒堂子”，总之，这就是庙堂了。庙堂才是国体，决定政权本质。而朝廷，只不过是政权的形式，要体现庙堂意志。这就是为什么慈禧要从皇帝身上拿走“老佛爷”名头，有了“老佛爷”名头，她才是庙堂代表，皇帝来向“老佛爷”请示，就如同“谒庙”、“谒堂子”。“佛爷”原由皇上专用，慈禧欲训政，便抢了“佛爷”名头，此名头，虽说从佛教来，却被萨满化了。萨满太太手握神权，虽然不在王权体制内，却是满人家天下里最核心的一环，其权力最有私密性质，满人再怎么汉化，惟此不化矣。
“堂子”如古明堂，清人昭槤《啸亭杂录·堂子》就这么讲：“名曰堂子，实与古明堂会祀群神之制相符，犹沿古礼也。”天子坐明堂，一付“治国平天下”模样，而皇帝进“堂子”，是以萨满“修身齐家”。同样以宗法制搞家天下，儒有一套搞法，萨满有一套搞法，清两套并用——“阳儒阴萨”。
用儒教那一套立朝廷坐明堂，用萨满教那一套开堂子以神道设教。同样以神道设教，儒教“率民以事神”，神具有全民性，而萨满教则以家族为单元，用家族化的信仰建筑庙堂，如同军队被私有化一样，神也被私有化了。清朝有两面，正面是朝廷，掌握政权，背面是庙堂，拥有军权和神权。本来，皇帝既是朝廷之君，也是庙堂之主，军政合一，政教合一，可慈禧一称“老佛爷”，就将二者分开了。
这样一分，就分出个执政与训政来，如此局面，慈禧并非始作俑者，乾隆爷早就这么干过，我们读韩健《孙中山训政思想溯源》一文，发现韩文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孙的训政思想的来源。他认为孙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跑到三代之时的伊尹、周公那里去找根据，根据就在眼前，那就是慈禧，再看远一点，还有那位乾隆爷，“乾隆—慈禧”式训政，并没有被孙的“驱逐鞑虏”驱逐掉，反而以历史的惯性被延续下来，保留在孙的革命方略和建国大纲里，孙不提它们，不等于它们就不存在。
慈禧训政是以乾隆爷为榜样的，她不光学乾隆爷在昆明湖里玩水师，还学乾隆爷以“老佛爷”的名义坐堂子搞训政。她把皇权分为两半，在朝廷执政，那是皇帝本分，以庙堂训政，则是她分内的事情。她退居二线，坐堂子训政，在她治下，家法大于王法，治家比治国还严，她用家法治皇上，有她这么一治，那些对皇帝不满的人都跑她那里去了。就这么跑来跑去，终于跑出个帝党、后党来了。帝党是执政党，很牛，康有为就牛气冲天，见了后党头目荣禄，开口就言杀，说杀一两人，法就变了。可后党训政，更牛！他们老是质问皇上“权大还是法大”？那法便是祖宗之法。清朝有清朝的宪法，祖宗之法就是宪法，康有为改制，改的是祖宗之制，康有为变法，变的是祖宗之法，康有为立宪，是为皇帝立新宪。
共和：从“家国”到国家
慈禧抓军权，搞政变，废了君主立宪，她还想废皇帝。
可督抚不应，洋人不肯。为什么？因为皇帝代表国体。朝廷不光是“家国”，还是国家，废立皇帝，不光是皇族的家务事，更是国之大事。据孙宝瑄《日益斋日记》载，慈禧对李鸿章说，有人说你是康党。她没想到，李居然供认：“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明知康氏改制，人皆避之，唯独李表示支持。维新一开始，光绪便召见康氏，康遇李鸿章，李告知康氏，荣禄、刚毅欲加害，要他“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有“上粤督李鸿章书”，提到“荣禄相攻，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
李有民主思想，观其致函李提摩太，为汉译《泰西新史揽要》作序便可知。李言“民主”，以“天下为公”定义，认定三代以来的中国，由民主而君主，走向“天下为私”，对于晚清“海禁大开”，并未站在“家国”立场上表示反对，而是站在国家立场上以恢复“公天下之局”视之。
洋人之于李鸿章，如湖湘子弟之于曾国藩，不乏欲其为帝者。伊犁之役，戈登远至，李劝以西征，戈登许诺。俄抗议，戈即表示，愿脱英军籍，观淮军曰：“率此以往，足以御敌矣。”其时，王公大臣惟恭王之命是从。戈登怒归，对李曰：“速予兵五千，先入京清君侧，再议西征。”同治帝逝，无嗣子，法使热福理曰“不如李某为帝”，后来，八国联军欲立新帝，有言立曲阜衍圣公为主者，有言立明朝之后者，瓦德西至，使德璀琳谓李曰：“各国军舰百余艘拥公为帝，可乎？”李一笑而谢，也就罢了。
庚子年，慈禧挟帝而逃，“家国”杳然，而国家依旧，尤其东南无主，当地督抚便曾有意自组美国式的共和政府，选李鸿章为总统，李亦有意担任，后因“家国”出现，乃作罢。
以“家国”立场，李当勤王，论国家立场，则应“东南互保”。然而，首倡“东南互保”，并以李鸿章为总统者，竟是朝廷党争中专门与李作对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以一旦“家国”不存，即推李为国家“总统”，主持大局。读史至此，我们才懂得陈寅恪先生为何那么推崇张南皮了。
后来，孙中山到武汉，对张的评价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孙如此评价，乃基于武昌起义，张治湖广20年，兴学校，办实业，练新军，客观上为革命做了准备。原其所欲，虽不离忠君爱国，观其所行，亦不过变法改良，但他已与传统有别，因为他已经有了立宪思想。何以见得？此由陈宝箴能雷厉风行推新政于湖南可知也，若非张之洞支持，陈难有那一番新政成就；更由其倡导东南互保于国难时可知也，阻废立，保皇上，他不及刘坤一，也不如李鸿章，可捍卫国权，深谋远虑，他当仁不让。
他以李鸿章为总统，在东南互保的背后，布了一个东南共和的局。历史上，惟西周有过周召共和，他要在清末，与李联手，再造一次共和。其时，不光张之洞，连孙中山都对李寄以希望。还有章太炎，早就说过“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这一回，他再次上书李鸿章，请以两广独立，为东南各省表率。
甲午战前，他是个裱糊匠，现在他是硬汉——敢跟老佛爷扳手腕！
为变法，他自称“康党”；为保皇上，他问荣禄有几个脑袋；为保国家，他以最高指示为“乱命”，敢以“东南互保”与朝廷争；为救生民于水火，朝廷垮了，他敢立“东南共和国”。
光绪帝读《泰西新史揽要》时，恭亲王也读，据说，俄使对恭王说，这书是讲民权的，如果4万万汉人都来讲民权，你们600万满人就只好回老家了。汉人收复国权，传统方式是改朝换代，此为曾国藩所不取，近代，最好的方式是民主，而曾氏对此有所不知，知之而欲行者，唯李而已。
皇帝不分满汉，但求正义，实际上，他还是一位青春王子，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里，便有着青春王子的身影。青春王子让理想飞，让政见飞，不设防的他，被人抓军权，一举击中了自己的“阿喀硫斯之踵”，而轰然倒地。可他并不在意，因为，他已经出手了！千年等一回，生来就为这一天，这一天终于到来，他竟然打开了通往君主立宪的路，谁能料想到，他竟有这般伟力？有清一朝二百余年，最光辉的那些日子，王朝中国两千余年，最有意义的那时刻，都在这短短百日，他因此而成了“千古一帝”。
然而，李鸿章却没有出手，他阅历太深，包袱太重，所以，没能成为开创共和国的总统。此二人者，一个太青春，太单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另一个太多虑，太克己，知其可为而不为。
立宪：从君宪到党宪
庚子事变后，非立宪不能“结与国之欢心”，慈禧就接着皇帝立下去。
而立了对她未必有利，就把立宪搁在“预备”里，正所谓“立又不立”。
孔祥吉从清人钞本《时务汇录》中，发现了一篇《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奏对时，慈禧说：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问张有什么办法。张说：只须速行立宪。慈禧说，她也同意立宪，已经在预备了，可张不以为然，说：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
慈禧临终前究竟说了什么？从太监追里传出来的是“误矣！毕竟不当立宪”这临终一悔，将立宪推翻，导致后来一连串事件的发生——皇帝之死、袁氏开缺、张之洞请假，还有皇族内阁。古人有“一言丧邦”说，从历史上看，秦桧的“莫须有”算一句，还有，就是这句“不当立宪”。
观此言，益见其“但知权利，绝无政见”，死到临头，才说立宪“误矣”，还将这笔误国的账，算到皇帝头上，皇帝先她一天死去，岂偶然也？“不当立宪”，那该当什么？该当革命！
革命后，立宪有宋教仁。民国初，宋教仁要在中国搞出一个执政党来。同盟会属于会党，会党，或为革命党，或为江湖帮派，还不是执政党。革命成功了，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宋就主张搞责任内阁，可最后采用的，还是孙主张的总统制。3个月后，孙要让位于袁，让位前，才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了。
这显然违背了南北和谈以袁氏为大总统的协议。孙、黄等人也在不同场合说过“袁能令中国为完全民国，决举为大统领”，国法不是兵法，当以神圣视之，而党人却以兵法撄国法。
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岂非兵不厌诈？孙中山就认为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帝制推翻，皇帝垮台，如果总统又被虚置，试问国权怎立？改制，专为对付袁氏：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
不光改制，在定都问题上，双方也都玩兵法，都以武力威胁共和国。参议院议临时政府，有以北京为都者，议员多附议，议案就通过了。可孙、黄不干。孙要复议，黄怒斥党人与“我党”有异。据吴玉章《辛亥革命》言，黄兴对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结果，参议院以十九票对八票复议，改都南京。
孙、黄为速成“国民党内阁”以实现“统一”，要求国务员一律加入国民党，黄以威胁口吻，要求教育总长范源濂入党：公如固执，将来破坏吾政策者，实君一人。财政总长周学熙说：财政总长地位是一时的，“周学熙”三字为永久的，因一时之地位令永久之个人入党，昧良无耻，莫过于此。
更有甚者，黄兴还去拉袁氏入党，欲推袁为国民党领袖。
孙、黄拉袁氏入党未成，袁氏却来挖宋教仁去做他的国务总理，宋不肯，他不想做总统制下的总理，想做内阁制总理。可孙、黄都愿意宋出任，宋一出任总理，“国民党内阁”就名至实归了。
我们不好说，袁氏请宋出任总理，是孙、黄“调和”袁氏，袁氏呼应“国民党内阁”的一个重大成果，可结果却是，宋像钉子一样扎在那里，不仅让袁氏碰了钉子，还让孙、黄碰了钉子。
这样一根立宪的钉子，锋芒毕露的立在那里，坏了“孙、袁统一”的好事。宋教仁一死，对于孙、袁二人，都是一种解脱。我们不好说他们就是宋的死因，但凶手确与他们都有关系。
然宋至死信任袁氏，临终前，还请黄兴代笔，椎心泣血，致电袁氏：“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之将死，而以人性优于党性，民权高于党权，超越革命党人而为宪政英雄，一如孟子所谓“圣之时者”，虽未能成为中国的杰佛逊，但也不失为中国的甘地，或中国的马丁·路德金。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成为了他们那个民族的灵魂，我们民族也有宋教仁，可谁把他当做民族魂？请看国民党人！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宣判：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就是“桃源渔父”——宋教仁。
至于宋的遗言——中华民族的宪政遗产，谁还把它当回事呢？临死之人，痴心一片，托宪政于袁氏，殷殷期望，人谓其“至死不悟”，闻者心酸。那时，在他心目中，袁还是宪政同路人，且两人所争，并非立宪，而是总统制和内阁制，政见不同，尚能磨合。而他与孙分歧，惟有各行其是。
宋案后，党人有过三种意见，一是孙的武力解决，二是黄的法律解决，三是章太炎在《民主报》发表的“宋案当以政治解决为妥善，法律解决相提并进”。我们认为，第三种主张比较好，一方面继承宋的政治遗产，在多党制和议会斗争的道路上积极进取，形成国民党执政的事实；另一方面，通过法律途径，按照司法程序，追查凶犯，牢牢地牵着袁氏的牛鼻子，应该说，这是袁氏最害怕的。
最重要的是，要坚决捍卫国民党竞选胜利的成果，须知，这是中国历史上“千年等一回”的第一个立宪之果，是宋以其32岁的宝贵生命为代价向中华民族奉献的最美丽的自由的花朵。
然孙文之于立宪，说了没做，理论上，提得最高，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行动上却排在最后，依次为军政、训政、宪政。从军政到宪政，每一次转型，都是否定，都要打，拿人头来换。读一部民国史，我们已了然于此，故难免要问，何以孙文，终其一生，都未立宪？究其思想根源，可见其“知难行易”的哲学尚有缺陷。我们今日来看他的“三政”说，理上虽可“知”，事上却难“行”，说起来通，做起来不通，例如，军政导致军阀混战，训政导致国共相争，只是打来打去，而宪政依然遥远。
近代以来，重整河山定国是，无非以“立宪”二字。今欲行之，当回到光绪帝，以无量之单纯，以无限之勇气，披荆斩棘，从头做起。
2012.0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