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连要饭的都不如，要饭的至少还有好身体”
杨守法，1963年9月10日生，河南省镇平县四里庄村人。2004年6月，杨守法经普查被镇平县疾控中心确诊为艾滋病。2012年9月，杨守法病重，到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检查却显示自己并未患艾滋病。2015年7月，镇平县疾控中心对其检查，结果相同。
杨守法说，被误诊艾滋病后，妻子与其离婚，子女随妻远走，与其疏远，其生活困苦；常年吃抗病毒药，致其身体受损。
2016年5月19日，镇平县表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责成县卫生局调查处理，责成有关部门做好同杨守法的对接、联系、安抚工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尽快处理此事。鉴于杨守法的现状，镇平县政府要求玉都街道办事处将其住宅列入危房改造计划，尽快使其恢复正常的生活起居，为其购置炊具、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以维持其正常生活；杨守法继续享受两个低保指标等生活救助。同时按照精准扶贫等有关规定安排专门人员对口扶持帮助，争取其早日脱贫致富。卫生部门在原有对其帮扶基础上继续对其列为重点帮助扶持人员，定期安排人员上门为其进行健康检查、慰问等帮扶活动。确保其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安享晚年。
“患”病
“听说这病得上了就活不了几天，我特别害怕，想自杀”
记者：什么时候被告知“患”艾滋病？
杨守法：2003年河南省镇平县卫生部门进行艾滋病大筛查，年底时村里的医生通知我去参加健康普查，还被抽了血化验。几个月以后，检查结果出来，我村诊所医生跟我说，我被查出来得了艾滋病。
（镇平县卫生局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2003年，按照河南省疾控中心统一部署，镇平县对既往献血重点村开展重度感染层和中度感染层调查，杨守法采血时间是2003年12月15日，初筛阳性时间为2004年1月18日，确诊日期为2004年6月23日。）
记者：对这一诊断结果，你怀疑过吗？之前有早期症状吗？
杨守法：没怀疑。当时诊断书上说我可能感染的途径是献血，时间是1992年，我就想到我1992年的时候确实卖过一次血。当时村里好多人都因为卖血得了艾滋病，一直发烧，我也量不出烧不烧，医生说我是低烧。
记者：当时你知道得艾滋病意味着什么吗？
杨守法：之前就听人说过这病，都说传染率很高，很痛苦，一旦得上了就活不了几天。当时我特别害怕，不想活了，想自杀。
记者：你都接受了怎样的治疗？
杨守法：一查出来后，我就开始去村诊所领免费的药，说是抗艾滋病毒的，每天吃两次。刚开始吃药后我的耳朵就开始嗡嗡响，我以为这就是艾滋病的症状，就没管。除了吃药，每年还要抽血两三回，有时是四回，我也不知道抽血是干啥。
记者：家人知道这件事吗？他们是什么态度？
杨守法：当时我老婆带着大儿子和女儿在四川打工，我想着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了，就没跟她说过这事。可是后来大儿子回来，看到了我的治疗本，把这事告诉他妈了，原本老婆出去打工年年都回来，可知道我得病，就再也没回过这个家，还把儿子也接走了。
记者：“患”艾滋病后，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
杨守法：老婆知道我“得”了艾滋病，一直要离婚，前些年都闹到法院去，把婚离了，孩子们都跟她走了，之后她又成了家。亲戚和村里人都知道我是艾滋病人，见我都躲着走，就是我主动跟人打招呼都没人理我。我一个人，很孤单。以前没“得病”时，我种些小麦、苞谷、黄豆、土豆，有时出去打打工，还买过石子粉碎机，反正啥赚钱干啥，“得病”后我一直吃药，头晕、手抖、浑身没劲，一点地都不种了，要吃没的吃，房子漏雨也没法修，要住没的住，生活困难。
反转
“去好几家医院做检查，都说不是艾滋病”
记者：2012年9月，你为什么会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
杨守法：就是因为一直吃药，我身上毛病可多，耳朵经常嗡嗡响，头晕、手抖，常常浑身发冷、没劲、疼，看东西都很模糊，也记不住事，我觉得自己快死了，就去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看病，想做个全面检查看看到底咋回事。结果医生说艾滋病毒抗体显示阴性，我根本就没得艾滋病！（据媒体报道，这次检查，还查出杨守法患食管炎、糜烂出血性胃炎、胆囊炎、前列腺增生等疾病。）
记者：当时你是什么反应？找其他医院复查了吗？
杨守法：我赶紧去村里的艾滋病诊所（治疗点）问这是咋回事，诊所医生说我一直在吃抗艾滋病病毒的药，可能会影响化验结果。之后我就赶紧把药停了，年年去好几家医院做检查，光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就查过两次，南石医院查过一次，肿瘤医院和疾控中心都检查过，都说我不是艾滋病，我才知道当初给我看错了。
记者：家人知道你被误诊了吗？他们现在对你是什么态度？
杨守法：这些年和他们都不咋联系，去年知道我不是艾滋病后，前妻带着孩子回来看了看我，家里的房子几年前就塌了，我都借住在我哥家，他们看也没地方住，看完我就回去了。
记者：你怎么看被当成艾滋病患者的这十来年？
杨守法：把我一辈子都毁了，现在我连要饭的都不如，要饭的至少还有个好身体，我却一身毛病。
维权
“我能有啥要求，就指望拿到赔偿后赶紧看病”
记者：确定自己被误诊后，你都做了些什么？
杨守法：去年，我拿着这些医院的化验单，去找县卫生局和疾控中心，他们又给我抽了血，还是显示艾滋病病毒抗体阴性，承认我不是艾滋病。我向他们讨说法，他们只说现在我身上还有这么多病，先把病治好再说，反正就是推卸责任，相互扯皮。我没办法，就去北京上访，被拦了回来，卫生部门承诺一定处理这事，但我回来了又继续拖着。去年11月，我侄子帮我在网上发帖，引起了关注，县卫生局说会调查和补偿，但到现在都没人赔偿我。
（注：镇平县卫生局2015年11月通报称，杨守法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结果为阴性，但2003年留存血样检测结果仍为阳性；将申请对血样进行DNA比对，若不符，将调查相关环节。之后，相关部门称，当年的留存血样中无法提取DNA，无法进行比对。杨守法的侄子杨东接受记者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听说叔叔讨说法一直碰壁，就想到通过发帖的方式帮叔叔维权，发帖后，由于媒体介入，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进行交涉，但对赔偿问题一直无法达成共识，“事情就一直拖着没解决”。）
记者：你有什么诉求？听说你向卫生部门索赔200万？
杨守法：我还能有啥要求，被误诊了十来年，吃药吃出一身病，就指望他们能给我赔偿。我知道，不是我要多少他们就能赔多少的，但要是我要的少，那赔的不是就更少了？所以才说了个200万。今年3月，县疾控中心和卫生部门把我侄子找来，说和我谈赔偿的事，但村干部告诉我，估计10万都赔不到，我扭头就走了。前几天，村支书又问我，赔25万行不。我很气愤，被误诊十几年啊，我几乎家破人亡，如果当初没有误诊，这些年我干些啥还不都能挣十几万？5月19日县里又来找我，说一个星期后再谈赔偿的事。
记者：这些年你都靠什么生活？
杨守法：种不了地，干不了重活，只能开个三轮车拉客，每天出去拉两三个钟头，赚个十几、二十几块钱，反正够一天吃两顿面条。
记者：政府对你有什么补贴或救助吗？
杨守法：我有两个农村低保指标，每月能领到200元。本来2013年起，每年还发2400元艾滋病救助金（每月200元），但是去年卫生部门证实我是被误诊后，就不给我发这笔钱了，说我没资格了。
记者：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杨守法：没啥打算，拿到赔偿后赶紧看病，好好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