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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调L型走势,中国经济驶入何方?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任期间曾偶然发现一个秘诀,那就是货币政策98%是靠说的,2%才靠做的。那么经济政策是否也是如此呢?对于中国来说,以“权威人士”形式在其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公开谈论宏观经济,似乎也成为新流行。

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不具名的“权威人士”以专访形式回应了关于中国经济的12个焦点问题。在《人民日报》历史上,政要撰稿、集体笔名曾经多次出现,而“权威人士”的出现也有长远轨迹,不过权威人士集中谈论经济则是最近一年新趋势,此前两次均引发不少关注,分别是2015年5月发表的《五问中国经济》以及2016年1月发布的《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权威人士发布有什么信息量?首先,总体定调中国经济运行是L型的走势,而且这一趋势不会很短,“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增长。”

其次,对于金融风险问题给予充分关注,一方面强调依靠过剩产能支撑的短期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强调高杠杆是“原罪”与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处理不好,小事会变成大事。”

最后,总体重申供给侧改革重要性,呼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归主线,要求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

如果是官方目的在于定调经济预期,研判未来形势,那么这一次口径更为坦率,对于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也有了充分认识。资本市场也因此应声而跌,上证指数报2832.11点,跌幅2.79%,深成指数与创业板跌幅都超过3%。可以预见,未来去产能的力度会加大,而货币政策难以如以往那样放松,总体而言,这一次定调的基准是做减法,多少放弃了过去“既要又要”的口吻,意味着未来宏观调控风向可能出现更多权衡取舍乃至重大变化。

为什么权威人士选择这一时间点发布信息?关键点在于中国一季度经济情况。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7%,这一数字虽然是金融危机以来最慢增长速度,但是仍旧是符合市场预期,也有利于完成全年GDP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中国增长预期从6.3%向上修正至6.5%。也正因此,中国统计局发言人对于一季度经济运行评价也是“亮点纷呈、好于预期”,第三产业在一季度占比有所提高,甚至表示一方面中国经济从中长期角度一个L型,但短期有可能是阶段性的U型或者是W型。

对于一季度数据理解的不同,或许也导致对于未来宏观政策取向不同。6.7%的统计数据背后,少不了库存等经济周期变化,也离不开刺激力度的加大,FT社论亦表示一季度的信贷扩张让投资者感到担忧,而各类大宗商品交易茂盛源自信贷泛滥的投机狂潮。财政政策赤字加大的同时,央行也多次降准降息,根据央行最新发布的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创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第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6.5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93万亿元,其中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44.75万亿元,同比增13.4%,增速高于上年末和上年同期。

与此同时,不得不谈官方GDP面临的可信度问题。根据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伍晓鹰的估算,官方GDP往往高估非物质服务业、工业产出增长率等领域。根据他的最新研究结论,2015年中国GDP仅为3.8%,2016年或许持平或者更低。

如此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确实低于潜在经济增速,不少学者也认为此刻应该增加刺激,那么长期潜在增长率与短期宏观需求管理是否不存在矛盾?如果不依赖刺激,经济能否承受减杠杆与去产能?甚至L型之后还有更多的L?

首先,不同于前些年关于增速是否还有8%的讨论,近年以来伴随着经济下滑,中国经济长期增速下滑已获得主流认可,甚至国内学者在2012年就已经表示经济将是耐克式复苏。如今关于中长期潜在增速在5%到6%之间比较具有共识,此刻官方表态也明确表示了降低长期增长预期,符合现实趋势。

其次,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经济体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而宏观经济自身具有周期,所以实际情况往往只能接近潜在增速——无论是短一些的库存周期还是中型的债务周期抑或长期的人口房地产周期,都不同程度对于经济带来影响。从大家呼吁的结构性改革而言,可以解决中长期问题,但是宏观需求管理往往是针对短期问题,当短期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时,应该出台更为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

然而,对于经济刺激甚至宏观调控应该始终报以谨慎态度。深究中国经济诸多问题,其症结恰恰在于过去长期的扭曲,这并非短期需求可以解决,甚至过度反应的宏观政策往往会导致更大扭曲。这一案例从过去的四万亿政策可以看出一些教训。全要素生产率(TFP)往往用来解释经济中技术进步和创新,某种程度代表了经济体发展的效率。根据伍晓鹰的研究,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仅有0.5%,不仅远低于相似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而且金融危机后三年(2008到2010)放慢最多,总体工业TFP年增长率只有0.3%,堪称过去30年中最差的时刻,而其恶化原因正是在于四万亿政策的刺激政策。

最后,中国经济问题看起来千头万绪,其实核心在于过剩产能。所谓金融风险以及债务危机其实都是过剩产能在金融风险的体现,而过剩产能在实业层面的体现又是各种僵尸企业,首要的改革任务其实是以市场化方式解决僵尸企业。

未来的道路如何走?答案既简又难。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期接受采访时所言,“供给侧改革”应该分成两个词,一个叫“供给侧”,一个“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实质是改革。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已经点明实质。笔者在此前专栏《需求端,供给端,还是改革端?》中,也曾表示无论需求端还是供给端都不是核心问题,要点在于改革端,而真正改革必然触动各类既得利益集团,这显然需要政策智慧做出权衡。昔日地方竞争成就了中国奇迹,但今天却已经步入蜕化,地方经济分权与中央政治集权在过去成就了三十年的高增长,但未来这一模式可能将面临更大挑战。

回到伯南克,他所谓98%的“说”,也就是通过声明来重塑市场对未来政策变化的预期,他认为这一能力是美联储握有的最强大的工具。然而,美联储之所以能够和市场有效沟通,正在于其专业性、独立性以及透明性,这是宏观政策沟通中应该学习之处。然而,面面俱到的权威人士显然也留意到这点,在采访中强调稳预期的关键是稳政策,不搞“半夜鸡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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