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要想弄臭一个人，对手往往从男女之事上下手。只要成功地把文章做成，那么这个人无论别的方面怎样好，都没有用了，一定会臭。即使自己脐下三寸也不怎么干净的人，鄙夷起别人的那点事儿来，也是振振有词，而且义正辞严。在正人君子流，则凡是有这样事儿的人，人品就不用提了，反正是一臭遮白俊，未盖棺先定论。
正人君子，有权的多，自己干净不干净，不好说，但要是整人，多半从这方面下手。反正不是偷情、通奸就是嫖娼。而嫖娼，是当今之世最常见的帽子。谁要是被戴上这顶帽子，虽说还不算犯罪，但拘留罚款不成问题，最严厉的，可以劳教关上半年。最关键的是，只要被定了这个罪名，那么，背罪的人在某些人眼里也就永远不得翻身了。
其实，在当今之世，这都是正人君子一厢情愿的想象。由于被嫖娼的人太多，以至于真假莫辨，假做真时真亦假。就算你说人家嫖娼，而且证据确凿，人们也未必信。雷洋事件，民众一个劲儿地追问雷洋是怎么死的，而警方则一个劲儿地证明他嫖娼。好像只要证实了雷洋嫖娼，他们无论对雷洋做了什么，都没问题了似的。如此坚持道道主义，在道德主义的死胡同里走到底，真是让人感动。
然而，这种中国特色的道德主义，本身是封闭时代、禁欲主义流行的副产品。古代不说了，精英人士泡在青楼，还写出来炫耀。民国时期，北京人都知道，两院一堂的人，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两院就是国会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当时已经改了北京大学。胡适嫖过妓，不耽误他被视为学界的孔子。陈独秀逛胡同都出了大名，依然被共产国际看好，成为中共的创始人。道德主义泛滥，绝对是后来的事儿。在人们的娱乐和消费都被压抑到极点的时刻，物极必反，只要有机会，就会导致纵欲。所以，在那个时代，尽管男女之事很容易把人搞臭，但凡有点权力的人们，却依旧前赴后继，总是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然而，时代变了，几十年的开放，在男女之事上，放的最开。禁欲主义撞墙反弹，力道十足。以至于在今天，男女之事，人们早就不大在意了。只是，权力机构总是比社会慢不止一拍，习惯性地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做来做去，越做越被动。
不消说，今天的人们，更关心的是公权力的放肆。在官权大于天，但民众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觉醒的时刻，警察的滥用职权，显然比有人嫖娼危害更大，大到不可以道里计。更何况，警察的抓嫖，也未必是多么有道德情怀的事情，谁不知道，这样的抓嫖，是件油水特大，风险很小的好买卖。
说一千道一万，道德主义，已经是一个被人用得过于久的工具，已经破烂到提不起来了。不是因为民众道德水准下降，而是人们已经不大好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