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五．一六通知》，把党内不同派别视作死敌，进行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更到处寻找敌人，把斗争扩展到社会每个领域，再通过运动群众，以惨无人道的政治和武力冲突，全面铲除反对毛泽东的朝野内外人士。此后十年，毛泽东全面夺权，政治权力一人垄断，社会陷入不断斗争，经济停滞不前，思想千篇一律，是名副其实的十年浩劫。
文革的可怖，不单是个别领导人丧尽天良，而是整个权力制度对野心家缺乏制衡，甚至可以说，让执政者为所欲为，坏事做尽，伤害最多的人。换言之，即使毛泽东没有独揽权力，或者掌权力另有其人，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足以是万恶之源。建国前，远至上世纪30年代，中共在不同根据地大规模肃反，冤假错案数以万计，到40年代延安整风，一时之间，谍影重重，其实是领导人以各种藉口迫害异见者，以求赶尽杀绝。
建国后，中共强势执政，1951年毛泽东讨伐电影《武训传》，使文艺界全部姓党，1957年反右运动，以阳谋引蛇出洞，把55万人打成右派。接着火头烧向党内，国防部长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无知、冒进，反被罢黜，再打成右派、反党集团。到60年代，毛泽东为要灭绝异见，由文艺、经济到历史、哲学的无数党内权威，都一一被打倒，同时大搞株连，每趟都有成千上万人受害。
再到文革后，邓小平带着历史的重托推动改革开放，为中国寻觅新路。但面对89年民主运动，却可以绝不手软，下令军队屠城。到习近平上台，一面反贪打老虎，一面整顿异己，清洗意识形态领域，严厉对付维权人士，把更多权力集中于总书记手上。这一切极端行动，都以极权制度为支撑，分别只是掌权人的胸襟。
当然，目前的社会境况与文革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执政者对绝对权力依然紧握不放，对异己依然视为仇敌，以言入罪，不容半点“妄议”，有时甚至不顾真相和公义，如不去追究假奶粉和豆腐渣工程的制作人，却但求维稳，对追讨责任的受害人亲属诸多刁难，甚至恐吓、检控和判刑，以示权力不容挑战。
由这种统治者君临天下、容不下半点异见的文革心态，便不难理解张德江访港期间，香港警方何以劳师动众，大幅提高警戒级别，采取“反恐保安行动”，目的就是杜绝反对声音向当权者表达的机会。其实“恐怖分子”有严明的法律定义，其名单亦已刊宪，根本与近日上街抗议张德江访港的政治团体无关，但警方却以对付恐怖分子的强硬手法应对。尽管与文革期间的武力镇压不可类比，但警方的罔顾事实，以堂而皇之的藉口，自欺欺人，以图扼杀言论自由，彼此可谓互相辉映。
可悲的是，香港保安当局已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港人在山岭挂上“我要真普选”的直幡，是行使表达的权利，若不碍他人的其他权利，当局有责任尽量协助挂幡人，只须同时限制围观者，避免造成危险。相反，警方竟以避免有人围观直幡，引致安全问题为由，派员到狮子山顶扎营看守，实际上是想吓走挂幡者，剥夺他们的表达权利。警方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却做了，还不怕贻笑大方，以歪理解释败行，与当年文革“抓革命、促生产”那种偏离常理的夸张说法，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政府全力奉迎张德江，罔顾事实、编织藉口、扼杀言论自由这些文革遗毒，也植入了特区施政者的脑袋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