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访“卖身”交超生罚款的教授

取消一胎化政策了，中国的广告牌上出现甜美温馨的一家四口。从前那些因为生二胎受处分、甚至要“卖身”交罚款的人怎么想？

杨支柱一打开房门，他的小女儿立刻跑过来。小姑娘今年六岁，梳着马尾辫，穿粉色的芭蕾裙，手上捧着个什么小东西。小东西--宠物鼠--飞快地跳到我们翻译的手臂上，翻译惊呼一声，“呃……”

小姑娘说，“但是，它的毛真的很柔软！”

这样的欢迎仪式令人吃惊，不过，小姑娘若楠的存在也令人吃惊。当年母亲意外怀孕，若楠生于2009年。当时，杨支柱副教授和妻子已经有一个女儿了。在农村，第一胎是女儿的夫妇可以再生一胎。但是杨支柱夫妇是城里人，不可以再生二胎。不过，他们下定决心要生下这个孩子。

杨支柱当时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他的领导们也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说服他们两口子改主意。温和儒雅的杨教授被一次又一次地叫去和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学院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真的，确实有这个职位—一起开会，领导要他慎重考虑。

杨教授说，“他们很礼貌，从来没有用过堕胎这个字眼。他们只是告诉我要遵守法律。”

杨教授在抽屉里翻了一阵，拿出一份盖着大红印章的文件。这是解雇信，若楠出生后不久收到的。

和其他许多违反了计划生育条例的政府雇员一样，杨教授也丢了工作。另外，他还被判上交将近40000美元（25000英镑）的罚款，这笔钱相当于四年的工资。罚款是所谓的“社会抚养费”，2012年中国总计征收31亿美元（20亿英镑）。据说是为了补偿政府养育超生儿童的负担，但是，至于这笔钱到底怎么花的，透明度却很低。

因为有存款，杨教授几乎是刚好可以交上罚款。但是，他不愿意交这笔他说的“恐吓费”，后来，法庭把钱从他妻子的银行账户转走。杨教授并没有就此退缩，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启动“乞讨”运动，并且拿着“讨饭碗”走上北京街头。

杨支柱从女儿床后抽出一张绿色的“大字报”，他说，“你看，这上面写的是，我无力缴纳（罚款），只好把自己卖了……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

没有人出钱买教授，但是，杨支柱坐在过街天桥旁的便道上卖身引起了公众关注，让大学很尴尬。大学否认曾经解聘杨支柱。杨支柱仍然领工资，但是不准任课。

我开玩笑地说，其它教师可能还会羡慕你的，没有管学生的麻烦了，不是可以更自由地去专心搞研究？杨教授可没笑，他说，“我的职业，完了。”

不过杨支柱又扮演了新角色：成了那些违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的顾问。

如果说，在城市的夫妇超生可能会被罚款、降级、开除，在农村，犯了规矩的人命运可能会更惨。

2012年，陕西23岁的妇女冯建梅怀孕7个月的时候被强行带至医院、注射引产剂，胎死腹中

2012年，陕西23岁的妇女冯建梅怀孕7个月的时候被强行带至医院、注射引产剂，胎死腹中。那张照片—医院病床上，血迹斑斑的胎儿躺在冯建梅身旁—广为流传，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引发强烈愤怒。

在山东省，我也访问过一个悲痛欲绝的家庭，这名女子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堕胎。她的亲戚曾经表示愿意支付罚款，但也没用。这家人还说，女子的丈夫、公公被关在附近的一个旅店内，遭到打手毒打，直到她同意堕胎。

活动人士吴有水律师说，干部面临确保生育不超标的压力，他说，如果辖区内计划生育工作做得不够好，其他的做得好也都没用。吴有水律师还批评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把超生罚款作为创收的一个渠道。

眼下，中国的计划生育领域充满变化和不定性。许多指标外出生的孩子仍然是“黑人”，没有合法身份。一些父母因为害怕当局可能强制他们补交罚款而不愿意申报超生的孩子。

但是，也有一些城市和地区开始悄悄地给这些“黑人”孩子上户口。

充满竞争活力的经济实际上也是需要年轻人的。

广告可能也是变化的一个明显标记。现在，那些出售从快餐、家具再到汽车的广告牌上几乎都是一家四口了：慈爱的父母、两个可爱的小宝宝，通常都是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

新中国的新宣传。但是，对杨支柱这样的家庭来说，看到这样的画面，感觉可能既甜蜜、又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