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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四十四)

钱钟书

除了那个艺术家皇帝得不到宽恕,施蛰存小说世界里的其他所有人物,皆是众生平等。而且不啻是平等在死亡面前,也同样平等在欲望底下。正如卡夫卡小说中的众生被世界的荒诞所吞噬,施蛰存小说里的人物被难以克制的欲望所折磨。恻隐之心,由此而生;谦卑之意,因此而起。读钱钟书的《围城》,会时不时地听见作者的窃笑。但读施蛰存的小说,即便讽刺也轻淡如云,作者没有任何优越感。比如《鸠摩罗什》中这段细节:

得知那个放浪的女人是个妓女之后,罗什的两眼闭上了。他有着一个要见一见这个妓女的企望,很热心的企望。但不知为了哪一种动机,他沉思了一会:“那是个苦难的女人呢。”“不,是个欢乐的,幸福的女人。”那年轻的禁卫军说。“但灵魂是苦难着的。”“她没有灵魂,况且名为灵魂的那件东西,她是不必要有的。”“她要老了呢,那时候灵魂将使她感受到苦难。虽然现在是青春,是欢乐,是幸福。”“不,国师,在她是没有老,只有死。她永远是青春,永远是欢乐的,你没有看见她常是对着人笑吗?”“官儿,你罪过了。”

尤其是这样的结尾:

所以在他寂灭之后,弘治王替他依照外国方法举行火葬的时候,他的尸体是和凡人一样地枯烂了,只留着那个舌头没有焦朽,替代了舍利子留给他的信仰者。

那个舌头之所以变成了舍利子,不是因为讲经,而是由于与女人的亲吻。这样的讽刺,不能说不深刻;但这样的幽默,又不能说不宽厚。人欲固然丑陋,但又是合理的,合乎人性的。施蛰存小说既不把欲望歌颂成天堂,也不把欲望一脚踹入地狱,而是把欲望像一盘红烧蹄膀似的,轻轻地端上桌子,让读者细细观赏。大凡读过施蛰存的小说,人们既得不出有必要禁欲的结论,也找不到理由,可以纵欲。这就好比出恭,抑制出恭会导致失常,但整天想要出恭却成了病患。从施蛰存小说里可以读出的是,该出恭时就出恭,不想出恭时就不必强求。凡事都得顺其自然。而顺其自然,恰好就是老庄哲学的要义,也是施氏小说不同于卡夫卡小说的品质所在。

沿着卡夫卡的深邃,会走向绝望意义上的悲观。这种悲观的一个反衬性前提,乃是作者认为世界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这就好比苏格拉底会喋喋不休地告诉雅典同胞,你们理当更加优雅更加高贵。但问题是,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雅典人本来就是没有苏格拉底所希望的那么优雅那么高贵。这与其说是人类的人无完人,不如说是卡夫卡和苏格拉底本身由于追求完美所致的悲剧。卡夫卡害怕婚姻,是担心婚姻不够完美,从而承担不起不完美的责任。假如卡夫卡能够认清婚姻本来就不尽完美的真相,那么就会减少许多承担责任的恐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上更无完满婚姻,只消退一步,就可以海阔天空。施蛰存懂得这样的道理,所以有了“淡如水”之说。这可能也是东方哲人与西方哲人的区别,从来不把世界设想得十全十美,所以不作乌托邦之论。而乌托邦正好是卡夫卡悲观的逻辑前提。就像苏格拉底死后,弟子柏拉图以理想国来悼念先师。这与其说是情感原因,不如说是逻辑结果。中国的圣哲如老子庄子,从来不设这样的逻辑前提,所以有了顺其自然。施蛰存的小说,在精神空间上具有卡夫卡那样的深邃,但在其文化承继上,却得了老庄哲学的真传。在小说《鸠摩罗什》那种悲悯一代高僧的目光里,处处闪烁着庄子式的智慧。由此联想到那个可怜的熊十力,只消稍许有点这样的智慧,就不致于颠狂得不成样子。据说,熊十力晚年因为被红卫兵拉上台与妓女同台批斗,引为奇耻大辱,从而羞愧难当。倘若熊十力能够认真读一读施蛰存的《鸠摩罗什》,或许会把与烟花女子同台批斗,看作一件趣事,一笑了之。须知,一本正经地给草莽皇帝写信,才是真正的奇耻大辱。

以“北山四窗”著称于世的施蛰存,在其东窗(古典文学)、南窗(现代文学)、西窗(外国文学)、北窗(金石碑版)诸窗上的治学和译作,广博其次,才情居首,其境界一如在小说里的悲悯和谦卑。读施蛰存的《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宋元词话》之类的书稿,与读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施氏学术让人感觉亲切,颇有将拳拳之心、诉诸谆谆之间的平易风度;而钱氏学问却拒人千里,读者有如面对一位知识巨富,一不小心就会遭受无声的耻笑:笑你知识贫乏。施蛰存解读唐诗宋词之际,心里想的是读者,字里行间充满着与众分享的快乐;钱钟书挥霍知识财富之时,满是富家子弟的趾高气扬,念念不忘自己如何的聪明过人;就连过目不忘的记性,都会成为一种荣耀。钱氏小说里的自恋,一旦溃疡到学术著作里,情不自禁地变成了自恃和自傲。诸多细节,不管必要不必要,纷纷沓沓的拉扯进来。乍一看,还真不知道究竟想要表达什么;但细细一想,恍然大悟:钱氏操练学问,有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在西方人文史上,也有一位博学如钱钟书的学者。这里指的是,《英文字典》的作者,英国学者塞缪尔·约翰逊,其字典又称《约翰逊字典》。但这位博学者留给世人最深的印象,与其说是浩瀚的学识,不如说是出俗的人文气度。塞缪尔·约翰逊之所以获得后世敬重,也不是因为知识的如何渊博,而是其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出类拔萃。一位学者的大气与否,不在于读过多少书,记住多少字,而在于精神上的不可摧折。相比之下,钱钟书的学问,再浩瀚也难免间杂着精神底蕴上的楚楚可怜。这并非是可以归咎生存环境过于严酷,而能够替钱钟书开脱的。

要说生存环境,钱钟书有幸生于清室逊位前一年,更幸长于百家争鸣的民国时代。钱钟书的不幸在于,后半生被钦点为红朝御译。御译有如侍妾,再怎么个风光,再怎么个籍此获得庇护、从而赢得一方小小的清静之地,个中滋味也并不让人受用。由此可见,钱钟书的埋头撰写《管锥编》,既犹如马尔克斯小说《百年孤独》中的布恩地亚上校没完没了地做小金鱼,又好比《白毛女》里的喜儿被奸污过后,一声不吭地使劲扎鞋底。其中的满腹郁闷和一腔无奈,钱钟书心知肚明。不管怎么说,钱钟书毕竟是个热爱自由之人。虽说《围城》里的方鸿渐过于自恃,但绝不是个自我压抑到畸形地步的孔已己。即便是有关学问,钱氏也有着不凡的彻悟,有道是:“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钱氏如是凝聚在《管锥编》里的辛酸苦辣,孤独的心境,曲高和寡的心气,难以为肤浅的后学们所体味。不少将钱氏视作学术偶像的学人,鲜有领略个中三昧者。他们仰望着钱氏的学问高山,羡慕着钱氏的功成名就,却从来不曾想过,这可是钱氏以低声下气做御译的代价,换来的心血结晶。钱氏籍此告诉世人,《管锥编》里的钱钟书,才是真正的钱钟书;一如喜儿告诉大春:身子遭污,灵魂犹在。中国文人和中国妇女,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至今不变的现实中,都属于被污辱被损害的同类。

至于《管锥编》和《谈艺录》的人文价值,足以与李渔的《闲情偶寄》相提并论。钱氏学问留给后世一座厚重的学问高山,李氏偶寄告诉世人,中国文化的精粹并不见诸皓首穷经,而是见诸日常生活的如何讲究。两相对照,中国文化的林林总总,长长短短,诸如感官上的,记忆中的,也就尽在其中了。面对既琐碎又精致的钱氏学问,被毛时代剥夺过知识习得权利的一代学子,自然会惊叹其学识的渊博;但让以知识爆炸为特征的电子时代的年轻人看在眼里,却又会为有前辈如此沉缅于浩瀚的书海,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会怀疑,这样的人生,真的很有乐趣么?当然,对于附庸风雅的文化票友来说,钱氏著作乃是他们的永恒经典;一如《易经》之于算命观相看风水之徒。这应该是施蛰存的学问所难以企及的。因为施氏的诗话词学,不过是与读者分享的一道道美味佳肴,不求永恒,但求愉悦;分享过后,烟消云散。按理说,这其实也该是钱钟书撰写《管锥编》的初衷:在那漫长而又无可奈何的日子里,自娱自乐一番,并不曾想到要成为文化票友的经典。人生有如白马过隙,这是施、钱二位共有的彻悟。稍微不同的只是,钱氏绝对不会推却朝廷恩赐的荣耀,但施蛰存面对官家褒奖,却会从容不迫地告诉对方:你们颁奖,颁错人了。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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