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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五十)

李泽厚最失败的著述,当推那部《批判哲学的批判》。同样是以在毛泽东时代的自甘寂寞为代价写成的著作,钱钟书的《管锥编》可以世代相传,但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却只能是过眼烟云。因为没有读过康德著作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李泽厚在说什么。而能够看懂康德批判哲学的学人,又根本不会对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有兴趣。这就好比读过一流世界名著之后,不会把《艳阳天》、《金光大道》当回事。康德的批判哲学,连黑格尔都不敢随便置啄,以李泽厚那点中译马克思哲学根底,哪来的批判能力?就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李泽厚又并不彻底。马克思敢跟女佣睡觉,并且有了私生子之后,逼着他人领养,李泽厚敢么?至于毛泽东的彻底,更是李泽厚可望而不可即。倘若要说精神上的彻底,那么康德彻底到了不食人间烟火,七情六欲皆除。而李泽厚却功名利禄,食色情欲,样样俱全,没有一样能够彻底。李泽厚之于康德哲学的批判,就好比一个初进道观的小道士,非议人家佛门里的佛祖释迦牟尼。即便纯粹从理论上来说,李泽厚也不过是从马克思的哲学书里读到了一点唯物论,距离德国古典哲学的经典大家所建构的思辨体系,要说有多远就有多远。退一万步说,就算李泽厚有过人的本事,但汉语文字本身,却已经构成表达思辨哲学的障碍。李泽厚在批判什么?

只消随便翻翻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就可以发现,李泽厚在向康德不停地唠叨吃饭。李泽厚晚年非常准确地将自己的哲学信仰通俗化为吃饭哲学,这既是对唯物主义哲学一种简明扼要的概括,也是对李泽厚自己生存处境的某种自嘲。因为他写了一辈子的著作,结果只是换得了一个饭碗。可是,李泽厚向康德的唠叨吃饭,却实在不得要领。康德哲学跟吃饭,或者说跟唯物论,风马牛不相及。康德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之人,是一个徜徉在纯粹精神世界里的漫游者。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与康德对应的人物,也就是老子庄子,或者述而不作的禅宗列祖。李泽厚想要走进康德的思辨哲学,先得洗去唯物主义的病毒,然后修身养性,去掉一些俗思俗念,尤其要去掉经世致用的事功念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然后康德,方可。但李泽厚的无知无畏在于,竟然以为读了中译的马克思或者列宁的什么哲学,就可以向康德发难;一如当年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美学,就可以把朱光潜批倒在地。李泽厚更可笑的地方在于,一面向康德唠叨吃饭的重要性和首要性,一面悄悄地将康德的主体性概念,窃为己有。从八十年代过来的学子,大都听说过主体性一词,就像他们听过费翔的“一把火”。步入八十年代的李泽厚,以唯物为宗旨的极权主义实践美学,转瞬即逝。最后使他能够在理论界一息尚存的,恰好就是他从康德那里偷得的主体性。

至于李泽厚的思想史论,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乃是从五十年代《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文扩展出来的,主要倾诉了对康有为的羡慕。其《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颇有点朱子再世的意思,其中对孔子的论说,值得注意。后来李泽厚又专门写了《论语今读》,并非偶然。其《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学术价值最低。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全然是基于对历史的无知,并且与其后来提出的告别革命,自相矛盾。因为启蒙不是被救亡给压倒的,而是被革命中断的。至于李泽厚对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茫然,对周作人的隔膜,一如其对马克思主义以后的西方哲学和西方思想的不甚了了;凡此种种,只能从李泽厚知识结构和成长道路上的历史局限性,作出宽容的理解。

但李泽厚由此提出告别革命,却不能仅仅归之于知识结构和历史局限,而是一次不太成功的自我突破。其中的思想背景在于,从早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到晚年的向孔子、朱子和康有为靠拢。马克思的偶像,被悄悄地换作孔子的尊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被悄悄地改换成朱熹的存天理;康德的主体性,则被悄悄地融入王阳明心学。李泽厚从唯物主义向主体性的转变,有如王阳明将程朱理学改为心学。心即天理。尽管角度不同,天理犹在。这与其说是李泽厚在著述上灵活善变,不如说是李泽厚总要依赖什么,才感觉踏实。过去依赖马克思的客观规律,后来依赖改头换面的主体性。才大气粗的李泽厚,骨子里其实是很不自信的。

李泽厚的改换门庭,既有心理因素,又是亲身经历所致。李泽厚不仅看到了革命的暴虐,也亲身领教了经由革命建立的王朝根本不把书生当回事的苦涩。告别革命的首要潜台词是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已经破产的共产主义理论。告别革命的另一潜台词是走向改良,在没有帝王的时代最后扮演一下帝师:警告朝廷小心革命;同时装扮一下思想导师:劝告民众不要再闹革命。殊不知,就朝廷而言,过去的革命,乃是其权力来源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所在,岂容告别?至于未来的革命,则是高悬在极权专制当局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无论是体制内的改革派,还是体制外的自由派,将来都有赖于动用此剑作为法码,逼迫顽固的守旧派打开改良的道路。岂能告别?李泽厚籍告别革命所做的转体一百八十度变身,既让当局看了不顺眼,又让民众见了不对劲。可见,帝师时代确实结束了;而导师,又不是那么好做的。

李泽厚于此心有戚戚焉。在一次次的访谈中,总要提及思想导师和精神领袖那样的说法,把八十年代人们随口编造的故事,当作已然生成的历史。当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的时候,当人们刚刚从被剥夺知识习得权利的历史中走出来之际,李泽厚的著述、尤其是《美的历程》,确实在莘莘学子当中风靡一时。然而,随着国门的打开,随着各种译著纷至沓来,李泽厚的作品迅速泛黄。且不说其它,仅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的中译本面世,就让人见识了,什么叫做美学。虽然朱光潜本人于美学并无多少建树,但《悲剧心理学》中所提及的西方美学思想,却让人茅塞顿开:美学原来是这样的。事实上,五十年代的那场美学论争,并没有争出多少美学思想。学人的思想是被统一了,但美学,却离中国学人更加遥远。

但李泽厚不管如何失落,都不愿放弃曾经有过的荣耀。他决定坚持到底,赫然声称:

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这本书中讲到,人是使用、制造工具来吃饭的,今天为止,什么都得靠工具,离开工具,人就没法活。这个就是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人类生存首先是物质生存,包括衣食住行和寿命,这都是历史的基本要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是精神的东西。我对港台的“新儒家”不感冒,他们大谈精神哲学,可是不吃饭精神从哪里来?人类要生存,吃饭不容易,再伟大的真理都是从普通的事件中来,吃饭就是对我的人类历史学的说法。海内外都有人批评吃饭哲学“庸俗化”,可我就坚持我这个吃饭哲学。

“实用理性”是我在1985年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提出来的,有人认为大逆不道,既然是我提出来的我有责任把它解释清楚。我反对一些人讲哲学时大喊口号,所以我的哲学就是“吃饭哲学”,传统必须经过转化才有生命力。

如此自恋,有必要用钱钟书的话提醒一下:“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如此张狂,难怪李泽厚读不懂周作人。因为周作人的哲学是苦茶哲学。苦茶哲学与吃饭哲学的区别在于,苦茶哲学是谦卑的,无奈的;而吃饭哲学是自以为是的,世俗实用的,粗鄙浮躁的。用李泽厚的说法:什么都得靠工具,离开工具,人就没法活。这倒是跟毛泽东非常相通:知识分子不听话,不开饭。让知识分子没法活,知识分子就听话了。令人困惑的是,凭借这样的吃饭哲学,怎么还能谈论美学?按照李泽厚的说法,高尔泰显然不是个懂得吃饭的学人,所以被朝廷砸了饭碗。时至八十年代,高尔泰依然不懂吃饭的重要。在李泽厚沉缅于思想导师和精神领袖的自恋中时,在朱光潜声称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之际,高尔泰在历史翻到争取自由一页的当口,如同五十年代坚持《论美》一样,挺身而出,从而再度身陷囹圄。倘若说美学真的像李泽厚所说的那样,必须通过实践来证明,那么惟有高尔泰才是真正的美学家。

事实上,审美感觉是最具精神内涵的人文底蕴的。王国维能够成为历史的先知先觉者,不是因为学术功底如何扎实,而是由于审美上非同寻常的敏锐。高尔泰能够成为名符其实的美学家,也不是因为其学养如何深湛,而是由于其不凡的审美能力。朱光潜的学术素养,加上高尔泰的审美能力,等于一个王国维。朱光潜的学术素养,减去高尔泰的审美能力,等于朱光潜。高尔泰的审美能力,减去朱光潜的学术素养,等于高尔泰。除了朱光潜由于审美能力欠缺和审美境界不高的缘故,会因吃饭而向当局作妥协,王国维和高尔泰都不会因为吃饭而苟活,不会因为生存需求而降低自己的审美境界。倘若以这样的审美气度为标准,那么就可以想见,李泽厚的吃饭哲学和实践美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在笔者看来,美,是对象化的瞬间陶醉。美,有类于性爱高潮过后的那种宁静。欲望因为美而消退,心灵因为美而升华。美,天然可以消解欲望,导致审美主体产生心灵的净化。即便一个好色的男人,见了出俗的美女,也会因心灵的陶醉而自然而然地驱除欲望的纠缠,有如《红楼梦》里之于薛蟠见了林黛玉的描写。所谓对象化的涵义,意指美的发生通常是审美主体在把审美对象作对象化的同时,也将自己作了对象化。这种对象化既是双向的,又是共时的。美在时空上的瞬间性表明,美的心理效果可以是永恒的,但其物理距离或者时间长度,肯定是有限的。再美的艺术,再亮丽的美人,时间一长,都会产生审美疲劳。虽然人和动物可能有各自的喜好和追逐,但审美却是人之为人的寓意所在,而不具有人与动物众生平等的涵义。审美,当与宗教相类,乃是通向存在的自由之路。审美,又与哲学有缘,乃是自由思想所开放出来的精神之花。

就笔者的美之定义而言,高尔泰的《论美》,是获得了瞬间陶醉的美学经典,有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是推广了经典美学的学术著作,与他后来的《西方美学史》相类。李泽厚的一系列实践美学论文,以唯物为宗旨,成功地营造了极权主义美学的意识形态。李泽厚美学的现世例证,乃是国家主义的颂赞程式,诸如《东方红》,《阿里郎》;或者国家主义的庆典和游行,比如《意志的胜利》,京奥开幕式闭幕式;广场上的红旗红花红海洋,威严的仪仗队,整齐的方阵,雄赳赳的工农兵队伍;还有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在胸前飘扬,诸如此类。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显然比他的美学思想更有价值;至少可以与谢晋电影一起,载入史册。

二〇一〇年元月十六日完稿于哈德逊河畔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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