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西藏小商人扎西文色因为提倡保护藏语，遭到中共当局关押。扎西文色主张：学校应推行真正的双语教育，让藏族儿童精通母语。他的呼声和遭遇，反映如下事实：从2002年起，中共规定，在藏区，所有课程用汉语教学，藏语仅仅成为众多课程中的一门，地位等同于外语。藏人在自己的祖国变成外国人。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新疆。今年，由新疆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维吾尔语文课本，删除了全部经典维吾尔文学及其现代文学部分，维吾尔作家的作品几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汉语翻译成维吾尔语的古汉语作品和现代汉人作家的文章。维吾尔人感到，这是对维吾尔文化的釜底抽薪，刻意让维吾尔人后代汉化，丧失对自己祖宗文化、历史、文学的认知和传承。
显然，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是文化灭绝政策。文化灭绝，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种族灭绝。
中共建政后，把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称为“自治区”。然而，从区、市、县到基层，一律由汉人担任第一把手，藏人或维族人至多只能担任第二把手。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地民族完全没有自治可言。没有藏人治藏，没有维人治疆，只有汉人治藏、汉人治疆。没有民族平等可言，只有政治上的歧视。政治上的歧视，就是最大意义上的种族歧视。
中共的民族政策，自称“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一手，就是剥夺与镇压，剥夺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传统，镇压少数民族，压制他们的任何权利诉求。软的一手，就是所谓“经济发展”，每次所谓“西藏工作会议”、“新疆工作会议”，谈的都是经济，用经济议题全盘代替政治、社会、文化等议题。以为“经济搞上去”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说穿了，就是拿金钱收买人心，“穷得只剩下钱”。
然而，西藏和新疆的现实却是，贫富分化，贫富悬殊。官民贫富悬殊，汉藏贫富悬殊，汉维贫富悬殊。这是中共资源掠夺和民族剥削政策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也是中共各级官员贪污腐败的直接后果。
政治歧视，文化灭绝，经济剥削，就是中共民族政策的核心要素。北京统治者自以为，他们的这一套政策很成功。然而，少数民族的深层愤怒和持久反抗，却给了北京统治者相反的答案。经济剥削，滋生民族不满；文化灭绝，激化种族矛盾；政治歧视，引发民族反抗。
藏人抗争不止，近些年更是以自焚形式，惨烈抗争。144名藏人自焚，创下人类历史的纪录，标志着中共在西藏统治的失败。在新疆，维吾尔人更是以武装自卫的方式，回击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每年，甚至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维吾尔人与中共军警的暴力冲突事件，死伤难以计数。这也证明，中共在新疆统治的失败。
今年，流亡藏人社会再次举行了民主选举。盘踞北京的中共腐败集团，对藏人的民主选举竭尽诋毁。竞选中不同立场的表述，被中共夸大成内斗和分裂；不赞同达赖喇嘛尊者“中间道路”而主张藏独的，反而被中共说成是反对达赖喇嘛“藏独”路线。中共出于对内宣传的需要，一直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扭曲为“藏独”路线。
中共对藏人民主选举的诋毁，出于对民主价值的直接敌视，也出于对其独裁统治的间接辩护。中共刻意忽视的是，流亡藏人的思想与情绪变化。随着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藏人忧虑尊者的身后事、关切西藏的未来。由此出现不同主张，探索不同道路，实属正常。北京统治者应该从中感受到危机，而不是踌躇自满。
中共一直拒绝“中间道路”，也拒绝达赖喇嘛。这是典型的权力傲慢。中南海的潜台词是：我是强权我怕谁？我是流氓我怕谁？在这种强权心态和流氓心态的双重支配下，中南海自我膨胀、不可一世，极其短视而缺乏远见，须知，强权如秦朝，历十五年而崩溃；强权如唐朝，历三百年而寿终；强权如清朝，历二百六十七年而谢幕。建政半个多世纪的中共红色强权，到底又能持续多久？可以肯定的是，中共红朝灭亡之日，藏民族还活着，藏民族的未来寿命，将远远超过中共的寿限。境内外藏人，一定能够见证中共的覆亡。
北京统治者在等待达赖喇嘛尊者圆寂，以为，尊者圆寂之后，中南海钦定一个假的“达赖喇嘛”，由中南海操控为傀儡，藏区就大局底定，北京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其实，那时，北京将面对至少三种尴尬情形：
情形之一：十四世达赖喇嘛选定十五世达赖喇嘛，中共却指定一个假的“十五世达赖喇嘛”，作为对抗，继上演转世班禅喇嘛的双胞戏之后，又上演转世达赖喇嘛的双胞戏。但，正如中共钦定的转世“班禅喇嘛”得不到境内外藏人和国际社会的承认一样，中共钦定的转世“达赖喇嘛”也同样得不到境内外藏人和国际社会的承认。
情形之二：十四世达赖喇嘛终止达赖喇嘛转世制度，中共仍指定一个“十五世达赖喇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强行指定，更得不到境内外藏人和国际社会的承认。
情形之三：中南海无法防范，无论是中共指定的转世“班禅喇嘛”还是中共指定的转世“达赖喇嘛”，有朝一日，可能觉醒，宣布脱离中共控制而回归藏人文化。那时候，北京机关算尽，不过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关于达赖喇嘛转世，中共高官朱维群宣称：履行“历史定制”，诸如批准寻访转世灵童、批准实行金瓶掣签、批准灵童坐床，权力都在中央。这个“中央”二字，历史上，要么出自蒙古，要么出自满清。
而那恰恰是中华民族亡国的记忆。朱维群等人，以蒙古国和满清国的政权为“中央”，是典型的亡国奴心态、汉奸心态。认蒙古汗王和满清皇帝为自己的祖宗，数典忘祖、卖主求荣，可以想象，如果二战时日本占领中国成功，朱维群一定会认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为祖宗。
这个朱维群，最近被揭发出靠贩卖活佛指标敛财，尽管他矢口否认，并恼羞成怒，但朱维群却无法解释他与假活佛吴达镕（化名白马奥色）的关系，也无法解释这个自称“法王”的假活佛为演员张铁林上演的“坐床”、加封“活佛”的闹剧，是否得到了朱维群的“加持”？
历史上，藏蒙、藏满先后建立供施关系：西藏法王为蒙古汗王或满清皇帝的精神导师，蒙古汗王或满清皇帝则为西藏法王及其疆域的保护者。而历代中国政权、汉人政权，包括夹在元朝（蒙古政权）和清朝（满清政权）之间的明朝（中国政权），与西藏之间，都从未建立类似的供施关系。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藏之间，更绝无供施关系可言。
需要指出的是，达赖喇嘛的尊号，来自于蒙古汗王的赠予。那是1578年，蒙古俺答汗首赠此尊号于西藏最大教派——格鲁派大师索南嘉措。那时，蒙古与中国无关，中国进入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满清与西藏结成供施关系，是在1639年，那时，中国仍处在明朝末期。5年后，1644年，中国明朝为满清所灭。
如果说，蒙古汗王和满清皇帝曾介入达赖喇嘛转世事务，还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成分，他们都信奉藏传佛教。作为无神论者的中共领导人，却与宗教信仰格格不入，而且是历史上藏传佛教的最大破坏者。如果由无神论的中共领导人来确认转世达赖喇嘛，不仅毫无法理逻辑，而且是对藏传佛教的最大亵渎。
冷血无情的中共当局，对144名藏人的自焚抗议，毫不动心。提到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中共官员，如朱维群等人，除了开口辱骂、谩骂、咒骂，根本讲不出任何道理，他们根本不会讲人话。我说过，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共统治者相比，是神与魔的对照；藏人与中共官员相比，是人与鬼的对照。
不可一世的中共政权，正在遭遇一系列失败。在台湾，经过民主大选，产生了新的总统和国会，随着台湾政局的变迁，台湾正远离共产中国而去。在香港，港人主人意识觉醒，坚信普世价值，唾弃北京的独裁高压，开始毅然追求香港独立。在新疆，维吾尔人继续英勇抗争，以牙还牙，让中共军警坐立不安、日夜恐惧。
这一切表明，无论镇压、还是收买，中共的民族政策，包括其港台政策，全盘失败。独裁与腐败的“中国模式”，走不出中国内地，走不到西藏、新疆，更走不到香港、台湾。如果开放互联网，人们可以看到，这一“中国模式”，甚至走不出中南海的红墙。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无非是自说自话，一出红墙，就“见光死”。
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源自一个简单的道理：不得人心。中国古人有言：“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中共占领了土地，却无法占领人心。中共在形式上控制了西藏和新疆，却从未赢得那里的人心。可以说，中共在西藏和新疆的统治，是空洞而无效的统治。
迄今，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仍是凝聚海内外藏人的最大共识。“中间道路”的内涵是，西藏留在中国版土内，惟落实中国宪法里规定的真正自治，尽可能保存、保护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等传统。
如果能接受达赖喇嘛，接受尊者的“中间道路”，中南海大可以从失人心变为得人心，有利于汉藏和睦、有利于国家稳定、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但中共领导人，头脑僵化，思维极左，不会变通，失去了以变求通的能力。只会“以不变应万变”。
按照文革后八十年代的标准，今天的中共领导人，太左了；他们的语言，左得过头了。那么，为什么，他们却仍在党内有市场？
其实，这种僵化与左倾，除了思想问题，也与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密不可分。1992年，名义上退休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当时，邓说这句话，表达对主政的江泽民、李鹏等人的不满。但邓死后，中共领导人的表现，一个比一个左。江泽民以左闻名，但胡锦涛接任后，似乎表现更左，到了习近平，表现更是左的离谱。
这要从八十年代说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因主张政改、支持民主化，受到党内保守派的群起围攻，遭政治老人罢黜，先后黯然下台。胡耀邦心情压抑，突发心脏病而早逝。赵紫阳则在无情的软禁中度过十六年惨淡余生。胡、赵的命运和结局，震慑了后来继任的中共领导人。改革派销声匿迹，保守派翻身成为党内主流派。
于是，在党内抓权，需要比赛左，谁左，谁就能得势，因为，越左，越证明他维护党的既得利益，越能得到官员、党员的拥护。这是中共的“挣表现”文化，更是黑社会原理：谁对外越是凶狠，越是杀人越货，谁就越在黑社会里有地位。越是能恐吓外面的人，就越是能恐吓自己人。中共党内生态，等同黑社会生态，个个比凶斗狠。
从思想上而言，胡锦涛未必比江泽民更左，但因江泽民垂帘听政，胡锦涛权力遭架空，更遭军头和政法王左右监控，无论胡锦涛本身有多左，都不得不表现出更左，更维护“党的利益”，他需要在政治老人面前挣表现，否则，连他自己的身家性命恐都难以保住。同理，从思想上而言，习近平未必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左，但他必须表现得比他们更左，至少要为他名为反腐打虎、实为抓权固权的政治动作做掩护。习近平在全党面前挣表现，其潜台词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党、救党、维护党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老人政治，其实就是监控政治。在中共那里，防变天，成为老人政治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于是，中国政治沦入一潭死水，成为无法打破的僵局。
台湾，在马英九和国民党主政的八年里，对中国大陆竭尽亲善，但中国大陆并没有发生政改和民主化，让两岸统一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香港，回归的香港人，在十九年的时间里，见证了共产党的无信、无义、无情，港人无法融入中国，而是与中国渐行渐远。发生在2014年的占中运动和雨伞运动，是港人对北京的最后一次呼唤，当北京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权力傲慢之后，港人彻底绝望，他们的惟一选择，就是远离。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公开宣示香港独立并成立相关政党，表明，港人追求独立，已是大势所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港独，就是中共一手催生的杰作。
其实，拒绝达赖喇嘛，拒绝“中间道路”，是中共民族政策失败的关键。试问，温和如达赖喇嘛，北京都不能接受，那么，中共又如何能在西藏收获人心？如果连虔诚信佛的藏族人都不能安定，又如何能安定血性十足、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
达赖喇嘛不仅是西藏高原的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而且是世界范围的宗教领袖和精神领袖。非但如此，达赖喇嘛还大有资格成为中国汉人的精神导师。面对世风日下、道德沉沦的中国，达赖喇嘛尊者可以起到拯救社会、普渡众生的重要作用。
如果北京接受达赖喇嘛及其“中间道路”，迎回年事已高的尊者，不仅可以安定西藏，而且可以示范新疆，以怀柔政策，抚平维吾尔人的伤痛，进而安定新疆。以此类推，藉助达赖喇嘛的崇隆声望和道德力量，中南海调整思维，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落实“港人治港”的政治承诺，港人不见得会执着于独立诉求。接纳达赖喇嘛，将使北京当权者站上“怀德致远”的高度，那么，台海两岸的和平相处，也就并非难事。
2016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