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不知道，民国很多车夫的收入大大高于警察，也高于政府公务员干部——科长呢？提起民国车夫，大家都会想起《骆驼祥子》。小说里面骆驼祥子生活是悲惨的，根本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理想中的生活，最终自暴自弃，成为一个五毒俱全的坏人。实际上，民国的车夫并没有小说里面那么不堪，基本都在温饱线以上，他们其中一部分人还属于高收入人群。
《骆驼祥子》只是一部小说，里面有很多牵强附会的地方。
小说里面，骆驼祥子的生活也没有那么不堪，个人甚至夫妻两人的生活都完全没有问题，2年多时间还买了1辆价值100多块大洋的黄包车。之所以几起几落，都是特殊的原因，是作者老舍故意让他这么倒霉的。
第一次丢了车，是明明城外在打仗，任何车夫都不敢出城，祥子却为了一些小利冒险出城，结果被军队抓走，丢了车。自然，这是民国频繁战乱的危害，是人所无法抗拒的，却也有祥子自身的原因。祥子明知道有很大危险，为什么还去做这件事呢？
第二次丢了卖骆驼的35块钱，是因为被追踪曹先生的孙侦探敲诈。曹先生这件事和祥子没有关系，孙侦探也不敢抓曹先生，只借机讹诈，欺辱弱小而已。对祥子来说，这属于无妄之灾。且不论这种事是极为偶然和零星的，即便祥子遇上了，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祥子完全可以向曹先生诉苦，寻求帮助。通情达理的曹先生是大学教授，收入非常高（月薪在100块大洋左右），应该会给予祥子一定补偿。况且孙侦探敲诈走的不过30多块钱而已，就是车夫1到2个月的纯收入，也不算大事。
至于第三次就更荒唐了，是因为妻子虎妞死于难产后的丧事花费。有意思的是，在虎妞难产的长达一周内，接生婆多次告知可能生不下来，稍有智商的人都会想到有可能要去医院，应该提前准备钱。去医院花费也不过几十块大洋，祥子并非拿不出来。且不说可以找虎妞的亲戚（至少知道她有个姑妈）借钱，祥子还有辆价值至少90块的黄包车。如果有心救老婆孩子，祥子完全可以将车子押给黄包车厂甚至当铺，立马就可以拿到现钱。但祥子没这么做，甚至压根没考虑去医院，最后还是邻居小福子自己出点子去医院咨询一下。显然，祥子摆明了是让老婆去死而保住这辆车。自私的祥子仇恨虎妞，早就希望她死了，不准备救她。既然让她去死，为什么还要在她身上花钱呢？至少媳妇死了，祥子还赚到一辆车，这是他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赚到的。既然是想保住这辆车，为什么反而在老婆死后把车卖了，把钱都用来丧事呢？这说不通，完全是矛盾的。根本是作者老舍牵强附会编造情节，刻意让祥子失去这辆车。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祥子在说谎。
卖车的钱并没有都用于丧事，至少绝大部分都被他带走了。所谓的卖车，只是不想背一个不管媳妇的骂名而已，毕竟他还要在北平街面上混。
老萨上面说了这么多废话，下面说正题。
1、黄包车盛行的原因
在民国初期，基本是没有城市交通工具的。电车、汽车均是从30年代才开始进入城市，自行车和三轮车在当年都是进口货，价格极高，数量稀少。
从清末开始，依靠人力的黄包车就成为城市主要的交通工具。黄包车是日本人发明的，最早在中国叫做东洋车。这种车既可以搭载多个客人，也可以搬运行李、货物，足可以满足实际需要了。黄包车的缺点是依靠人力，通常不能去太远的地方，速度也比较慢。好在当时城市也都不大，以南京为例，在城墙内骑自行车，横贯南北或者东西也不过1小时左右。出了城墙就是荒无人烟的农村，很少有人去这些地方，用黄包车就足够了。就黄包车本身来说，除了买车要一笔钱，平时仅需要很低的养护费用，也不需要用汽油和饲料，经济节约，节能环保，非常符合落后的中国。
在北平、上海、广州、天津、济南这些大城市，黄包车数量都至少有数千到上万，其中天津的黄包车数量最多，高达6万多。
2、黄包车夫在民国属于社会最底层
在民国，黄包车夫地位很低，属于是社会最低阶层，不但低于城市平民，也低于农村的农民。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城里的黄包车夫，除了季节性打短工的以外，全部是失去土地进城打工求生的农民。
在农村，即便是贫农，好歹都有一点土地。即便没有土地，也可以做别人的佃户、长工，毕竟种粮食的吃粮食不贵，吃些高粱玉米山芋来填饱肚子，还是比较容易的。而黄包车夫失去了土地，又无法找到佃户长工的工作，才被迫进城的。
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在农村混不下去的人，骆驼祥子也是这样。
对于城市平民来说，黄包车夫是一种重体力活，工作强度大，又毫无技术可言，行业竞争比较激烈，稍微有些文化和技术的城市平民都不愿意干。
有技术的城里人，可以做工人或者小生意。如果活比较累的，收入肯定不会比车夫低；如果收入比较少的，显然活又比车夫轻松得多。
总之，城市平民根本不愿意做车夫。民夫这个行业，压根就是入城农民无可奈何的求生手段。1933年国民政府对首都南京的黄包车进行统计，发现受调查的1300多位黄包车夫中，仅有60人是南京本地人。而这60人中，生于南京的仅为27人。
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南京车夫，都是刚刚进城的农民。就文化程度来说，1300多个南京车夫中，仅有200多人勉强可以看懂报纸的大标题，其余基本都是一字不识的文盲。这些人除了拉车以外，几乎没有办法找到任何其他的工作，只能借此活命。
在城市，车夫同搬运工、清道夫、掏粪工一样属于社会最底层。
不过，车夫这个群体却不能一概而论，是分为好几个层次的。
其中一些层次较高的车夫，收入并不低，甚至可以算是城市高收入群体，根本没有《骆驼祥子》说的那么不堪。
3、最下层车夫的收入
车夫可以分为有车的和没有车的，包月的和拉散座的，有家的和没有家的。
有车的车夫，就是车夫自己购买了车辆，用自己的车运营。
没车的车夫，则要靠向黄包车厂租车使用。
有车和没有车，其实区别并不是很大，主要在于每天是否要交车份。
所谓车份，也就是今天出租车的份子钱。
自己有车，车夫自然不需要交这个钱，每天赚的都是车夫的纯收入，赚一毛是一毛，赚一块是一块。
没车的车夫，就必须去黄包车厂租用车子，每天都要付给车厂租金，也就是车份。
这个车份有多少呢？其实并不算多。
根据车夫每天收入的不同，一般要把三分之一的收入，也就是0.15到0.3块大洋交给车厂。
根据民国时期1928年调查数据：这里不提收入很高的包月车夫，就算是收入较少的散座车夫，每日除去车份，收入仍然在0.7元大洋到1.2块大洋左右。
那么，无论每月生意如何惨淡，散座车夫纯收入仍然在至少10块大洋以上。
民国物价不高，以物价最高的上海为例，一斤面粉仅仅0.075块大洋，一只很大的母鸡才卖0.37块大洋。
如果车夫为单身，依靠10块大洋可以毫不费力的养活自己。即便车夫有家庭，只要孩子不是很多，养活全家也还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民国时期调查数据，北平一个有老有少的五口之家，每月10元大洋左右可以保证最基本温饱（也就是吃饭和住房）。
换句话说，10块大洋就是5口之家的最低收入线。
这种收入最差的车夫，即便全家只有一个男人出去工作，家庭收入也在温饱线上。自然，日子会紧紧巴巴，不能遇到大事和大病，至少吃饭住房没有问题，可以保证全家基本生存。
如果他们的妻子出去工作，比如做女工、保姆之类，全家每月收入就会增加5到6块大洋，可以完全解决全家生活问题，还能略有存款防备各种灾难、疾病。
要知道，这还是收入最低的车夫，也就是没有车的车夫。如果有车的车夫，收入就要提高一大截，即便家中人口不少，妻子不出去工作，也在温饱线以上了。
只是有车的车夫数量相对较少，以北平为例，有车的大约是全部车夫的一成到一成五。
有人责怪车份高，压榨车夫，其实车行也绝非暴利行业。他们需要购买价值昂贵的黄包车，还需要定时保养修理，牌照费用也是他们负责，实际收入仅有车夫上交款项的2成。
以上说到的，就是车夫中最惨的一群，也可以保证全家基本生存。至于其余的车夫，比他们好的多。
4、高层车夫生活是不错的
车夫分为包月和散座，所谓散座就是像今天的出租车一样，在大街上游荡揽活，收入不固定，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
包月，则是专职为某些有钱人拉车，实际上成为有钱人家的仆人。包月的车夫，相比散座车夫有很多优势，他们的活比较轻松且固定，收入稳定，还有很多外快。
还是以北平为例，包月的车夫如果自己有车，月薪为15元，这可以说成是底薪，最少也有这么多。
同时，主人会给车夫每天的饭食费用，一天至少30个铜圆，一个月最少5到6块大洋。当年吃饭并不贵，物价最高的上海街头卖的饭团（裹着油条），一个不过四到五个铜圆，食量再大吃两个也绝对够了。这样，车夫一个月就饭食上面，又可以纯入账至少4块大洋以上。
两者叠加，包月且有车的车夫一个月收入就有近20元。
除了以上的收入外，包月车夫还有其他外快。
根据惯例，只要主人家请客就必然要用车夫接送客人，每次车夫至少可以得到主人0.2到0.3块大洋的赏钱。如果遇到主人或者客人心情好，一次赏个一到几块大洋也是寻常事。
有人说，一个月能请客几次？真的会请很多客。
这种有钱人家往往有很多社会关系，也重面子和排场，一个月请客四五次甚至七八次都不稀罕。
有人又说，那么这种有钱人能有多少？真的很多。
民国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穷人多，但有钱人数量也不少。除了大富大贵以外，即便中产阶级，也就是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也普遍在一二百元以上。他们雇佣一个车夫根本就是小事，车夫想找个包月的工作并不难。骆驼祥子就找到了曹先生这样的大学教授家，做专职车夫。
这样一个月下来，包月有车车夫可以纯收入20多到30多元。即便自己没车的车夫，也不过少给5块大洋而已（主人家一般都有车），收入一样至少在20元以上。
这个收入就不少了。
即便在收入最高的上海（北伐之后的1928年），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银元时代生活史》作者陈存仁医生回忆：当年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换句话说，收入较高的车夫不但远远超过警察，甚至比正儿八经的政府干部，一个科长的收入还高。
这种车夫，养活全家绰绰有余。
就算有一家五口（夫妻带三个孩子），妻子不出去工作，全家每月除了10月的基本衣食消费以外，还盈余10元大洋。
在北平，1块大洋可以买8斤猪肉，也就是有80斤猪肉的盈余。在农村，一亩良田不过卖20块大洋。
这些车夫虽谈不上多么富裕，至少远在温饱线上了。
民国时期，除了吃饭不贵以外，如果你不是要求较高，其他生活消费也不高。
以住房为例，一家五口人在北平偏僻地方租住四合院的一间房，房租不过一个月0.4到1元大洋，比今天还要低得多。
单身车夫可以住车厂的单身宿舍，3到4个人一间，条件较差，但每天仅仅收2到3个铜圆。
对于很多单身车夫来说，除了吃饭住店，每月竟然有接近20元的盈余。
由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没什么追求，他们很多人喝酒抽烟赌博嫖妓，甚至还抽大烟。有的因为狂嫖滥赌搞得身体虚弱，甚至不能胜任拉车的工作。
以上都是以骆驼祥子所在的北平为例。其实民国时期的北平，并不算什么很发达的城市，在其他一些城市，车夫收入更高，消费还更低。
以广州、福州、杭州等地为例，拉散座的车夫每天净收入高达1块大洋，远高于北平。只是这些车夫也难以存钱，除了吃饭穿衣以外，其余收入全部用于嫖赌，也就是“惟惜彼等不知谨慎，每每嫖赌饮酒，不顾一切，以至染病”。
5、大部分车夫生活仅仅在温饱线上，是因为他们是社会底层
老舍塑造的可怜车夫，主要是指某一类特殊的车夫。
《骆驼祥子》里面真正惨的车夫家庭，只有两家，一个是二强子家，一个是老马家。
二强子之所以穷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嗜酒如命，不但把女儿卖给军官，甚至逼女儿卖身换酒钱。这种好逸恶劳，卑鄙无耻之徒，不要说他是个卖苦力的车夫，就算家中有金山银山也迟早挥霍干净。
老马家也很特殊，他儿子主动去从军，结果很久没有音讯。注意，他是主动去从军，并不是被抓了壮丁，这有本质的不同。乱世中从军也是一种职业，一些人能够当上军官，甚至军阀，成为社会顶尖人物。即便做个排长，月薪也有40多块大洋，连长则可以有70多块。工作虽危险，收入却不菲。
自然，从军可能会被打死，有一定风险。老马的儿子自愿做了这个冒险的职业，又能怪谁呢？他完全可以过比较安稳的日子，在家拉拉车也好。却非要在险中求富贵，结果送了性命。老马儿子是家里主要劳动力，他几年无音讯后，媳妇也跑了，只剩孩子和老人。这种只有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又怎么能好的了呢？但老马依靠他们家那辆破车，好歹为祖孙俩赚了一口饭吃，还没到绝路。
换句话说，这两个家庭都是特殊家庭，没有参考意义。书中其他的车夫，大体生活还不错，最低程度不为柴米油盐发愁。
就普通的底层车夫来说，他们生活也不可能很好，主要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社会底层群体。
就像之前说的那样，这种车夫一般是刚刚入城，身无分文，只能依靠拉车为生。由于人生地不熟，甚至不会当地方言，不可能直接去有钱人家拉包月，只能拉收入较低的散座。
即便这样，如果车夫是单身一人，维持自己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如果这种车夫还是拖家带口一大家子七八口人，妻子又不出去工作，仅靠一个男人在外拼命，生活自然是非常艰难的。
话又说回来，就算放到今天的中国甚至美国，这样的人家也是肯定生活困难，更别说还处于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了。
万幸的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多。以车夫收入最高的广州为例，全市5000多车夫中，未婚的占百分之五十，已婚但没有生育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两者相加为百分之七十五，这些人基本不承受家庭的负担。
即便已婚的，因家里不宽裕，也不会疯狂生育，最多生1到2个孩子。已婚且有很多孩子的车夫是极少数的，根本不能当做普遍现象。
不过，这些温饱线附近的车夫，是不能遇到重大灾害或者疾病的。当年没有什么社会福利、医疗保障之类，万事都靠自己和亲朋好友。其实也不单单是车夫，社会底层任何职业者遇到这些大事也够呛。就算今天，也还不是一样吗。微信上整天的众筹，都是干嘛的？
综上所述，民国车夫的生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堪，基本都可以养家糊口，甚至还有一部分是高收入车夫。
我们对于民国的历史要实事求是的看待，不能一味唱衰，也不能一味唱好。
出于政治原因一味把民国的劳动人民生活说得极差极惨，又把劳动人民说得都像天使一样，那就更没有必要了。
毕竟八成的车夫都有嫖赌抽的经历。冯玉祥回忆自己临时雇佣的车夫，他们每拉一段就要停下来抽大烟。每天拿到的薪水非赌即嫖，毫不顾惜身体，让人又同情又气愤。
骆驼祥子这样的人，最后吃喝嫖赌，欺诈害人，无恶不作。
所谓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