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过一个录像片，题目叫做“左派的孩子们”，内容是美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和著名活动家的孩子回忆他们的童年生活。在美共近乎销声匿迹的今天，看看这些左派的孩子们有过什么样的童年，这种童年在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响，很有发人深省之处。
这些人的父母亲是从30年代到50年代活跃在美国左派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如美共总书记尤金·丹尼斯，美共在南加州、波士顿和芝加哥的领导人琼·海雷、萨哈罗夫、霍罗维兹等。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他们的家庭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气氛，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了在家中举行的党的会议，堆到天花板的党的文件，络绎不绝的来客，和一夜响到天亮的打字机键盘的声音。
最让他们觉得兴奋的是跟着大人出席那些党的大会，当父母在前台演说和辩论时，孩子们有的半懂不懂地听，有的在后台玩耍，吃东西，在人堆中打打闹闹，很象社区教会举办活动时的情形。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难怪要被称为“裹红色尿布的婴儿”了。
这些“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他们生活的环境与众不同，党组织就是他们的社区，父母以外的党员干部都叫叔叔阿姨。美共的成员常常在同一块地方买房子或租房子，在这块地方用党的语言和组织方式创造出一个和外面不同的环境。对于那些和左派格格不入的邻居，他们称自己为“进步人士”，决不暴露自己的美共身份。
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他们把这块地方称作“社区中的社区”。他们相信自己的父母和那些叔叔阿姨们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人，他们在为穷人谋幸福。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说要有远大的志向，知道世界的未来是属于自己的。
美共芝加哥分部领导人霍罗维兹的儿子回忆说：“我很小就知道将来要把世界改造成我们的家园，把世界变得更好，我们的文化也要占领一切地方”。他跟父亲散步时，父亲指着路牌对他说这些路名都是开发这里的地产商的名字，革命后他们要重新给马路起名。于是父亲就让他为每条马路将来应该叫什么而出主意，这成了他们经常的游戏和消遣。
这种“将来的天下是我们的，是党的”意识在每个裹红色尿布的孩子心中都是扎了根的。美共总书记丹尼斯的儿子小丹尼斯回忆说，当年他跟父亲一起参加“五一”节的群众大会，骄傲站在父亲身边，听他那激动人心的演说，看他挥动有力的双臂，再看下面成百上千的群众在跟着欢呼，这时他虽然还小，也不懂父亲究竟在说什么，但只觉得全身充满了力量。很多孩子在十多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政治活动，挨家挨户分发宣传品，敲门为政治活动收集签名。
美共南加州领导人琼·海雷（Dorothy Healey）是个有名的女共产党活动家，聪明美貌，有很多崇拜者。她儿子回忆说，小时候每次跟妈妈出去，同志们都会开玩笑地说他将来也一定会是个出色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孩子们自然而然地培养起一种“我们”意识。“我们”虽然住在某一块地方，但却另有自己的社区；“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有远大的未来；“我们”甚至自有一套说话的方式和特别的术语。从小就生活在强烈的政治气氛中，懂事起就有鲜明的“我们”身份认同和“得天下”的群体意识，参加那些热热闹闹的政治活动，这些都让这些孩子觉得与众不同、兴奋和骄傲。
当年密切监视美共活动的美国联邦调查局长埃德加·胡佛曾经说：“共产党不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是一种生活方式。共产党人是在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的父母都想训练他们的子女成为狂热的共产党人。”他指的就是这些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
但是，这种裹红色尿布的生活也常常充满了困惑和苦恼，这一点他们也从小就已经感觉到了。例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党内的派别斗争错综复杂，美共既是共产国际的分部，又受苏联直接控制，美共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面临“站队”和“跟风”的问题，即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搞清楚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究竟谁当家。是跟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还是服从斯大林，弄得不巧就会身败名裂，被自己过去的同志视为死敌。
另一个麻烦是必须时刻和苏联摇来摆去的政策保持一致。例如，从1933年到1939年8月，反法西斯是政治正确的，因为苏联当时的外交政策是反法西斯。从1939年9月到1941年5月，不反法西斯是政治正确的，因为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斯大林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把酒言欢。从1941年6月开始，反法西斯又变成政治正确的了，因为德国进攻了苏联，反法西斯是为了保卫苏联。
一切为了苏联，一切听从苏联，一切以苏联的名义，美共似乎完全成了国中之国，是美利坚的苏维埃。每一次这样的脑筋急转弯，在美共内部都引起不解和混乱，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也分享了他们父母的惶恐不安和无所适从。
美共的黄金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当时苏联是美国的盟友，保卫苏联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一致，很多美共成员觉得可以扬眉吐气地宣传共产主义了。在那个时期美共成员发展到了将近7万人。然而好景不长，二次大战结束后，冷战开始了，美苏成了敌人，美共的日子开始变得越来越难过了。到了50年代初，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搞反共扩大化，美共党员成为主要对象。大批美共党员除了少数入狱外，或是被迫去法庭作证，或是宣布退党，或者起码丢掉了工作，失去了中产阶级的地位，只好卖掉房产，到低收入家庭居住区去租房子，去餐馆打工维持生计。
裹红色尿布长大的孩子们也受父母的影响。他们看着自己父母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看着电视转播他们在法庭上的作证，听着那些说美共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指控，感觉到周围那些充满敌意的眼睛，不由得心惊肉跳。很多人回忆说当时正是自己开始交异性朋友的时候，而对方常常在父母的反对下和自己断绝来往。最凄惨的是坐火车去监狱探望被关押的父母亲，那是他们终身难忘的经历。
许多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把他们父母的遭遇看成是在冷战气氛和麦卡锡反苏反共狂热下受的迫害。但是，麦卡锡反共扩大化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在冷战和两大阵营的对立下，可以公开活动的美共确实成了苏联利益的工具，是苏联利用美国的自由和开放从事渗透､颠覆或起码是刺探情报的组织。美共在美国可以公开活动（虽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它的公开纲领就是拥护苏联，要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实现苏联号召的共产主义，所以它本身就是冷战的一部分，不是无辜受冷战的牵连。美共的这个性质其实从一开始在共产国际策划下成立时就明确的，不过到了冷战时期更引人注目罢了。相反，在苏联，根本不可能有公开的亲美组织，大张旗鼓主张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更不用说有这样的政党，只有内部寥寥无几的异议人士，相互争论的主要还是如何搞社会主义。
更重要的是，反苏在美国也决不是美国一小撮右派政客的阴谋或煽动。例如40年代末当美共在纽约举行五一游行时，纽约工人举行10万人反游行，在数量和气势上远远压倒了美共的游行。一些裹红色尿布的孩子回忆说：比自己的父母亲被审判和投入监狱更让他们震惊和伤心的是，在那些高举反共标语牌的游行队伍中，在那些被警察强行隔在大街另一边朝美共的游行集会大声叫骂的人群中，绝大多数是蓝领阶层。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校园中他们才听到一些让他们安慰的声音。
裹红色尿布的孩子们对此十分不解，因为他们一直被教育说美共是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知识分子是中小资产阶级。但在美国的社会现实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却是反美共的主力军。其实不光是美国工人，美共在美国被认为是最受压迫的黑人中也毫无影响。美共曾经在30年代大危机中企图在黑人中发展成员。黑人激进分子可能对美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感兴趣，但一当美共言归正传，要他们加入组织推翻这个制度建立另一个制度时，他们往往就摇头摆手：伙计，这活我们不干，你们好自为之。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黑人主流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从未发展到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全面否定并让他们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地步；相反，他们基本是宪制派。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梦不是一个随他解释的乌托邦，而是要真正实现美国宪法对所有美国人的许诺。
在遭受了50年代早期的严重挫折后，50年代中期美共又受到两次致命的打击。第一次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20年前的大清洗，这使得很多美共党员丧失了对苏联的信仰﹔第二次是同一年苏联集团出兵匈牙利，镇压那里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运动。
经过这两次事件后，苏联和美共在美国声名扫地，很多在麦卡锡“白色恐怖”下坚持下来的美共党员退了党，包括一些裹红色尿布孩子的父母，他们曾经是美共的领导和中坚，追随美共二十多年。他们不但退了党，而且换了工作，搬了家，和原来的朋友和社会关系断绝交往，从头开始新生活。
因此，对美共和美国左派最大的打击，并不是麦卡锡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
上面提到的那个女革命家琼·海雷的人生历程就说明了这一点。海雷的家庭背景是匈牙利的犹太裔，1910年代来到美国。对美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会知道，世纪之交来自东欧的犹太裔移民是美国左派和美共的主要人力资源，很多著名的活动家都有这个背景。一次大战中他们反战，一次大战后他们拥护苏俄。这个族群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如此突出，以至美国政府在1919年时将一大批这样的移民（有的来自东欧但不一定是犹太裔）装上轮船送到他们心目中的祖国苏俄。他们当中有一个著名的女革命家，叫艾玛·戈德曼，她到了苏俄之后，对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完全失望。后来，她的年轻左派朋友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受延安革命家的感召，要到中国来。艾玛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劝她不要去。史沫特莱是在和艾玛决裂后去的延安，后来其名声不亚于埃德加·斯诺。
海雷在政治气氛浓厚的东欧犹太人社区成长，少女时期就辍学参加革命，高中都没念完，可以说是从少先队干起。30年代时，美共在南加州洛杉矶地区的组织在全国有很大影响，其活动由她组织。1951年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她被法庭以企图颠覆美国制度的罪名判5年，罚款一万美元。她不服上诉，说自己只是遵照美国宪法中保证的言论自由，从未有任何暴力行动和计划。1957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她的案件作了裁决，推翻地方法庭的判决。
但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的揭露斯大林时期大规模政治镇压的秘密报告传出后，又发生了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那里的民族民主主义运动的事件，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使得海雷改变了对苏共和美共的看法（海雷的匈牙利背景，沙俄在19世纪的欧洲充当专制主义的宪兵的历史，这些对海雷有一定影响）。此后，虽然她从未声明放弃共产主义立场，但已和美共从貌合神离到分道扬镳，她要做一个独立的党外共产主义者。后来她在60年代兴起的女权运动中重新为自己的政治热情找到了献身对象。
当然，也有很多美共干部没有随波逐流。美共总书记丹尼斯在麦卡锡时期被判刑，蹲了五年班房后被释放。他的儿子小丹尼斯回忆说，父亲恢复自由后立刻找到党，接上了组织关系。但面对面目全非的世界和分崩离析的党组织，他再也找不回当年振臂一呼万众欢腾的感觉，整天眉头紧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后来被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小丹尼斯——那时他已长大成人——看着父亲整天从这面墙踱步到那一面墙。终于有一天，他停下脚步，严肃地要儿子答应他一件事：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共产党人。
（原载《凤凰周刊》2016年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