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膜炎，是一种头骨和大脑之间的一层膜被感染而引发的疾病。此病通常伴由细菌或病毒感染身体任何一部分的并发症，比如耳部、窦或上呼吸道感染。常见症状有发热、头痛、呕吐，精神差等。病发期间，如不及时住院治疗，将有生命危险。
1.
从出生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就注定和这位脑膜炎母亲捆绑在一起。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街坊邻居总是在背后指指点点，“啧啧啧，这就是那个疯婆娘的女子！”
他们嘴里的疯婆娘，每天除了摊在床板上睡大觉，就只管等着男人回来给她做饭吃，听说吃饱后才能干正经事。床沿边的木头桌上永远放着一杯凉白开，杯子是塑胶的。实际上这哪里是杯子，不过是男人从工地上捡回来的、在超市里随处可见五块钱的空饮料瓶。早上出工前，男人会在瓶里灌上一整瓶开水。起先，他总是倒刚出锅的沸水，只听见一阵“哧哧哧”的声响，瓶被烫坏了好几个。女人在床上躺着笑，“你个瓜男人！瓜日戳戳！”
后来男人改换用隔夜开水，临睡前烧好，临走前只管倒。
疯婆娘之所以被叫疯婆娘，是因为她有病，还病得不轻。她打小体弱，出生时只有三斤多重。村里人说这女子难养，恐怕日后会害了她家人，叫赶快扔掉。可家畜都不舍得扔，更何况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
不知道在几岁，她的脑子被一场高烧给烧坏了。从此说话疯疯癫癫，走路抖抖闪闪，有事无事就爱咧嘴傻笑。她是疯婆娘这件事，大抵已经在整个村传遍了。
可说也奇怪，挨到了十九二十，居然有人主动上门提亲。对方是同村老王，三十岁还未娶头婚。想来他是知道周家闺女脑子有病，嫁不出去。向疯婆娘提亲，一来没有人与他竞争，二来流程简便，用不着礼金。毕竟活到他这岁数还没成家，已经够遭到村里白眼和唾弃了。
虽然疯婆娘脑子有病，可婚后却享受到同样女人应有的待遇。每一次干正经事，她都会发出母猪临宰前的惨叫声，那声音忽高忽低，忽上忽下，丝毫没有节奏感可言。与此同时，那声音惊为天人的大，盖过了村口野狗的狂吠，盖过了田里青蛙的争鸣，更盖过了隔壁身着大裤衩的邻居跑他们家来强有力的踢门声和辱骂声。
后来我才知道，我就是在这种反复杀猪与被杀声中给制造了出来。
2.
自从怀上我，男人带着疯婆娘走出了村。听在西宁的同乡说那边有活可干，他们便风风火火地连夜坐上了从成都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
这种列车我坐过，每年寒暑假，我都会从小村里出来，到西宁和他们呆上一两个月，再被送回去。
去的时候，正值新疆棉花盛开，硬座车厢里塞满了人。他们大多面黄如蜡，皮黑如煤，颧骨以下永远有两团挥散不去的高原红。张嘴一说话，便能得知这是一群从川西高原来的少数民族同胞。他们被某个民营企业统一招工，每年一到这个时间，就得全体到新疆摘棉花。
我坐在刚好能放下两瓣屁股的板凳上。但要是一个不留神，三分之一的屁股就被挤出了原位，悬吊在空中。身边突然会多出一个人，好像从一开始就在这，两颗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瞪着你，让你看不见半点关于这件事的疑问。
我生性胆小，又不敢与人对视，每回遇到屁股飞在空中的情况，只能收紧尾骨缩作一团，尽量让自己减少占用空间。
起始站西宁，终点站成都。同样是硬座，回程的车厢里人明显少很多。四周充斥着熟悉的四川口音，屁股也不会突然飞到空中，人开始下意识变得放松起来。
第一次听这个男人向外人谈起我妈的病，也是在回程的火车上。
那年我六岁，没有买车票，上车后被他用黑外套裹在里面，放在两座一排的桌子下。外围有和我蹲下来一般高的涂料桶，正好将我挡得严严实实。车子刚发动没多久，我妈便开始睡大觉，像是得了软骨症，整个人摊在了窄小的桌面板上。不给对面座留一丝空间。
她脱了鞋，两只脚翘在排气口上。时不时上下摆动，前后伸缩，我有点喘，被那恶心的怪味弄得在桌板下直咳嗽。
“让小妹妹坐上来嘛，查票来了往厕所跑！不怕，我们这么多人看着呢。”对桌的女大学生看我在下面实在难耐，出于好意，她向我爸给了建议。
我爸尴尬地伸出头朝左右车厢望了望，看着列车长消失在混乱的人群中后，才慢慢推开涂料桶，示意让我从下面钻出来。
涂料桶很沉，原本里面的涂料在工地上就给用完了，剩余一些在桶盖和桶檐边结了壳，用手得劲掰都很难掰掉，早已凝成了一团。现在里面有一堆榔头棒槌，和冬天的棉袄混在一起，最顶层有几本书，是我带过去的假期作业。
我侧身从四双腿的夹杂中穿过，像是刚刚走出一道死亡迷宫，连衣裙的后背有点湿，披散的头发早已没有原来的型。
他一面用手把我从下面拉上来，一面撬开油漆桶盖，从上面拿出语文课本：“这不之前没买着票吗，现在又得送她回去上学。本来打算上车补票，你看这人也挺多的，我们担心连站票都没有。”
女大学生在耳朵两边挂上了白线，好像刚才的话没说过，两只眼睛望向了窗外。
“来，坐桶上。开始写作业！”
事实上坐火车根本没法做作业。毕竟列车要横跨三省，且频繁地进山洞穿隧道，再加上两白昼一黑夜的缘故，眼睛长时间被极明和极暗的光影响，自然无心学习。
就室内环境而言，车厢内人来人往，不时有错不开身的人将我挤向桌面板，胸腔抵靠在板弦上，很是要疼。或者一个大力，桶被踢走了位，我整个连人带作业本，也都成歪曲状。不过在火车上就是这样的，身为一个逃票的人，即使闻到浓香的泡面味，听见大口的滋溜声，也只能一遍又一遍往喉道儿里吞口水，眼睛死死地盯在作业本上，丝毫不敢抬头往上看。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女人开始流起了哈喇子，像糖浆，粘稠度极高。掺和着白色气泡，掉在手背上随火车的运行来回滚趟。她气息不稳，喉咙和鼻子配合胸腔发出震颤，呼吸里带有厚重的塌气音。
“她感冒了吗？”女大学生扯下耳机。
“没有。这，这里有问题。”我瞥见我爸用手指着脑门儿，不尴不尬地说道，“脑膜炎。”
女大学生看看我妈，再看看我，脸上露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她把身子往椅背上贴了贴，用手捂住鼻子，继续挂上耳机，望向窗外。
3.
关于我妈得脑膜炎这件事，在我上学以后才有深刻体会那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六岁以前，我一直跟着奶奶生活。听说，在我出生后没三月，我就被送到了她家。我妈是没有奶水的，加上她的病，自然无暇顾及到我。
她的奶子很大，捏上去松松软软。和街上那些时髦小姐不同的是，别人的胸部往往坚实挺直，而她的那俩部位，像两颗跑了空气的大水球，天生自带下坠。
在我六岁以后，他们随我一同回村，此后就少有机会出去了。
每天天不亮疯婆娘就把我叫起来，待我梳洗完后她才开始慢悠悠坐在床头。好像是电机器在发动前需要提前预热一般，她一动不动，比罗汉还罗汉。
天有些蒙蒙亮，我们便出门了。
从住的地方到学校，有半小时的路程。有一大段土路，一小段石子路。临近学校周围，才能看到明晃晃的水泥路。那狭小的一片区域呈圆形，环学校而造。七点一刻就能看见四面八方的人沿不同的道儿赶来。我们走的是学校背面正对的那条路，每回到了后门，还得绕着铁栅栏围着学校走半圈。为了防止闲杂人等进校，后门放学可以出，但进校只能从前门入。这是学校规定，谁也没胆违抗。
她送我上学，男人接我放学。走在路上，我们几乎不说话。她一定要让我牵她的手，这就有一种我随时都有可能扔下她跑掉的感觉。事实上我通常只在一种情况下会撒开她的手，那就是在她奶子被村里小孩用石子砸的时候。
那些死小孩随他们家大人叫，“疯婆娘，疯婆娘，你又出来装疯了啊！”他们一群人站在马路前面，边跑边喊，边喊还不忘在路边上捡小石子。
她早上出门是不穿胸衣的。透过一件白布衣裳，两个大水球往下坠得更加厉害了。她走路本身已经抖抖闪闪，加上被村里小孩用石子砸，更加失去了重心。一会砸中肚脐，一会砸中大腿，但他们的目标是那两个巨大的奶子。偶尔砸中了，他们在带风的路上欢呼，“耶！疯婆娘的奶奶要憋咧！”偶尔砸到她的头，她开始变得异常恼怒，一摇一晃地拽着我加快脚步，她想要跑上去逮住这群死孩子，然后狠狠地教训他们。
每当这个时候，我心里有一团火一冲而上。我挣开她的手，在路边捡了比他们大十倍的石子接连砸过去。由于石头体重，射程并不能达到想象中那么远，每回石头飞到一半变呈自由落体时，我便十分沮丧。我是多么希望将他们脑门挨个砸中，从此再也不能出现在我眼前。
然而这样的想法太过于偏激，因而也从来没有被实现。
疯婆娘好像知道我心中所想，每次当我搬起比砖块还大的石头时，她总是一把将其推倒在地。有时候在慌乱中力气使错地儿，我连人带石头也跟着摔倒在地上。看着那群逐渐远去的背影，我气得牙疼，慢慢爬起来，站在地上和她对峙。
我哭着在她身上不断拍打，又是挥拳，又是脚踢。她起先没反映，直到我开始骂，“你个害人精！你是一个害人精！”后，她开始和我扭作一团，在地上相互撕扯。
“老子把你白养了！”她口齿有些含糊，但我能清楚听见她说的话，“早晓得就不该引你，没想到把你引出来就是个祸害！”
我气急败坏，眼里好像要喷出火花来，一把捏住她的两个奶子得劲儿往里掐，“你才是祸害！你才是祸害！”
有关于我和疯婆娘打架的事情就是这样，我爸从来不知道她身上的印痕从哪里来，她不提，我也不会说。
4.
我极少叫我爸作“爸”，而他对于这件事好像也并不在意。
每次遇上写作业笔芯断了，我将笔往他身上一送，还不等我开口他便老大老实地拿出去削。看到别家小孩在泥巴地里玩玻璃球，我一面将眼神定位在那几颗弹珠上，一面用手将他的大腿紧紧抱住。直到他感觉到强有力的拉扯让他迈不开步时，他便清楚应该掉头带我去村口的小卖铺买那玩意儿了。
有时家里来人客，出于礼貌我会在众人面前叫他“爸”。每当听到我唤他作“爸”时，他总是会先愣上几秒，好像在寻觅着接下来是否有人抢先答应，待到周遭一片惨寂后，他那张并不着肉的脸上露出前所未有的欣喜，黝黑的皮肤随着面部神经的牵动被拉出无数条向上的褶子，之后像是费了好大劲才从一口昏黄的牙齿里冒出一声“诶！”来。从这些行迹上来看，他又理应是希望我叫他作“爸”的。
夏天的时候，我时常陪他去河边给疯女人洗月经条子。好听一点讲叫月布，那是一种棉麻质地、吸水性极强的浅白色布条。去河边之前，他会先从床板下面端出一个土瓷盆，瓷盆里面有一根塑胶口袋，口袋里塞满了冒着腥臭味的月经条子。
我对这些东西极为反感。因为每当疯婆娘要用到它们时，除了月经条子被染成血色外，外裤也同样会被浸成另一种颜色。和她一同走在街上，这便意味着我也会遭到过路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
她无法判断自己什么时候换月布，所以这也在无形中给男人增加了不必要的活路——在洗月布时往往又得连带外裤一同清洗。
男人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将就疯婆娘，但唯独一点，如果疯婆娘打我，他是将就不得的。
疯婆娘离开人世那天，她打了我。
那天是我爸生日，我们一家三口坐在中厅吃饭，疯婆娘将自己身前的一大杯橙汁端起来，递到我手里。她示意我敬酒。“喊，喊人！”
我接过杯子，立身朝男人的方向站起来。两手握着将其推送出胸口堂外，“生日快乐——”
男人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但接下来是一片哑语。
手在空中举杯的时间过长，开始变得有些发抖。橙汁像是要即将经历一场余震，已经在杯里摇晃地不停。
“我喊你叫爸爸！”疯婆娘好像很生气，一把将筷子摔在桌面板上。
“不叫！”
“你再说一遍！你叫不叫！”
“不！我不！我不叫！”
男人一脸严肃，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话。突然间空气中划过一声清脆的声响，紧接着一声“哐当”，杯子被打翻在地上，橙汁沿着水泥地的痕呈四周分布状开始向外蔓延。
我的脸有些微微发烫，然后一片惨红。
“我让你叫你爸！”疯婆娘此时已经站起身来，和我呈对立面。
“我说了，不叫！我不叫！”我用手捂住那片红，一脸憎恨地望着她，两只眼睛开始止不住地往外飙泪。她扬起了手，准备第二次在空中划出完美曲线，不过这次并没能如愿，男人一把扯下她的手，掐着脖颈把她拖到墙角边。“她说了不叫，你听不懂吗！”紧接着是一连串头碰在墙壁上的“咚咚”声。
我甚至都不敢回头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只听见疯婆娘连哭带骂地说：“我要回娘屋！这日子没法过了！男人打婆娘，你不得好死！”
她言语不清，踉踉跄跄地走出了家门。男人没追，只是朝我说了句，“坐下来，吃饭！”随后便拈起筷子，若无其事地吃起饭来。
直到村口小卖部来人说，“不好了！疯婆娘被拖拉机碾死了！”他走一路，喊一路，从声音里丝毫不能分辨这究竟是高兴的捷报还是悲伤的祷告。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天空呈土灰色，像是被涂上一层厚厚的水泥粉。走出门的那一瞬，身背后仿佛有千斤重担压着，让人喘不过气。加上空气里到处都有街坊邻居的哄闹，大家从家里跑出来，这一次不用在背后指指点点了，他们一个个面朝我和我爸，满嘴地碎叨：“啧啧啧，这下可咋个子办咯！”
事故现场围了很多人，拖拉机斜放在路中央，肇事者早已消失无影无踪。留在地上的，除了一摊猩红的沸血外，就剩一具撞得脑浆开裂、面目全非的疯婆娘的尸体了。待到我们走到村口时，地上已经招来了些许苍蝇，红的、绿的、黑的，让人见了直犯恶心。
我爸一句话也不说，就把尸体抬了回去。血浸染了他的全身，仿佛他才是这场事故的始作俑者。他把疯婆娘抗到房屋背后的山上，连夜用锄头在半腰拦中挖了一个坑，随后便把她埋了进去。第二天，他找人修了一块墓碑，屹立在昨天的坟头前，显得格外庄严而肃穆。
5.
疯婆娘死后，每天上放学都只能是男人来接送。
刚念中学没多久，我开始来例假。当微热的血打湿里裤，顺着大腿内侧由上往下淌时，走在路上的我来不及做任何反应。我拼命地跑，希望以最快地速度赶回家，无奈这个过程漫长而又艰辛。由于奔跑过快，流血速度也跟着变快，自然一些血滴子掉在地上，变得极为醒目。
有时被一些不害臊的男同学瞧见，他们三两成群地躲在后面大声讲道：“哟，屁股上出血了！她是不是遗传她妈的脑冒烟哦。”
他们甚至都不能准确叫出“脑膜炎”这个名字，还曾一度以为这仅仅是一种发病期脑袋顶上会冒黑烟且不能被治疗的怪病。这其中包括他们不能理解的某些生理现象，也通通归位怪病的一类，比如：少女初潮。
男人在看出了某些端倪后，迅速从床板下端出那个破瓷盆，里面有一根新的塑料袋，他一面解，一面望向我说：“这些月经条子你先拿去用，用完以后爸给你洗——”
还没待他解开，我一把从他手上扯过那根黑胶塑料袋，使劲往地上扔，“我不会用这些破东西，别给我！”
他先是一阵愣住，接着从地上捡起袋子就往外扔。“好不用。咱不用！”他好像在尽力讨好我，只见口袋飞出门房，一大堆崭新的月布在空中飞舞，透过光的照射，白的那样刺眼。
往后他每个月会固定在桌匣子内存放几块钱供我使用。我通常会拿着这钱上村口小卖部买袋装的卫生棉，这东西我在女厕看见同班女生用过，包括使用方法，也都是在那儿偷学来的。
中二那年开设了英语课，老师站在讲台上挥动着竹蔑条指着黑板说：“father，father，是爸爸！”她边说边要求我们跟着重复：“father，father，是爸爸——”
我很难用中文念出最后两个字，每次跟着大家一起重复时，我甚至都无法模仿口型。嘴巴像是被强力胶黏上了，拿铁锤也撼动不得。
无法张嘴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疯婆娘死后没多少日子，一天夜里我听见外面鸡鸣狗吠，吵闹至极。我甚至分不清是天快要亮了还是后半夜刚起头，但我能肯定的是男人在楼下说话。
“钱，你要的钱都在这！”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他把一叠皱巴巴的钱递到了一个女人手里。天太黑，我几乎看不清她的样子，从上往下看，那一头波浪卷发却显得格外突出。
女人接过钱，随后便跟着进了里屋。但不一会，她又跑了出来，边跑边摆弄她衣衫不整的身体。
楼下一阵乒乒乓乓响个不停，男人打着赤身冲出房门，一把抓住了女人的胳膊。“你不能走，我女儿需要有人照顾。”他自知站不住脚，“钱，我会挣来通通给你。留下来！”
女人的胳膊被越拖越长，透过一些零星的光，在地上倒影出一条长长的影子来。
“我看你是疯了吧，拿干活的钱让我当孩子妈，这买卖可不是这样算了啊。”她使劲从男人手里挣脱可出去，想要撒腿往篱院外面跑，此时男人一个反扑，将她猛地撂倒在地上。
男人像一头公狮骑一般在女人身上，一把扯开她还未穿戴好的衣裳，暗夜里我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直至女人不再反抗挣扎后我便失掉了之后的记忆。
6.
中学以后我去了县城读书。临走前男人用蛇皮袋给我打包了两捆，里面扎扎实实地全是棉絮。他去村里找人新弹了两床，加上旧的两床刚好够我春夏秋冬轮换着用。衣服不多，一根猪饲料口袋就能解决，剩余一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被拾掇进了那个从西宁带回来的涂料桶里。
当坐上县中学派来接我们的长途巴士时，他和其他家长一样，站在车身前不断叮嘱，“丫，照顾好自己！”
我坐在靠里的位置，隔着旁边座的同学和一大面玻璃窗，隐约通过口型能猜出他说的话。
“家里别挂念，认真读书！”
“丫，别委屈自己！”
“……”
车身开始慢慢抖动，车尾的引擎发出一阵轰鸣，窗外的人头随着巴士的前行也在不停地来回攒动。
列车忽然一阵飞驰，男人使出浑身地劲儿用力敲打着玻璃窗，“爸有时间来看你！”
空气中掀起一片尘沙，他站在马路中央望着行车的方向，久久不愿离开。
高中时期我谈了一场恋爱，对方是班长，也是校长的儿子。我们同在冲刺班，他性格开朗，为人低调。相比于一些爱搞特权的插班生，他反倒看起来另类很多。
他对我很好，两年来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去食堂打两包子一馒头，外加一盒豆浆，当女寝楼下开门时，他就已经站在哪儿等我出来了。
我们喜欢在午饭后的操场上散步，一圈两圈地走，边走边聊对未来的打算。他很诚实，希望将来我能和他一起填报医学专业，因为治病救人是他的梦想，而我则满口答应。
事实上我并没有把握能和他走到最后，就连是否能挨过高中毕业，我也曾打上了极大的问号。
学校通常对于两类学生的早恋会持放任不管的态度。一类是坏到骨子里的坏孩子，口头教育和皮肉教育用在他们身上均是无效。和老师对碰面都还轮不到他们躲，老师自然会掉头转向放小跑。还有一类就是像我和徐文这样的，两人都是年级的优生，升学率百分百全中。相较于学业，老师更关心我们的情感，如若遇上吵架或是其他生活问题，学校还有专门的人进行一对一的心理辅导。
这点对于我们来说理应是好事，但时常又感觉自己像是被监视的思想犯，一旦脑子里出现任何不该存在的东西，就得有一帮子人负责轮流清洗，以便重新塑造。
想到这一点，我又是极为厌烦的。
7.
当接二连三的诊断考试来临时，就意味着离高考不远了。我自知医学院的收分极高，所以丝毫不敢懈怠，压力大的时候，我选择和徐文去操场快跑。那种加速心跳、大脑放空的感觉，往往能把眼下所有的疲惫统统消除掉。
快跑的过程中，我俩的样子都不会好看。特别是我，逆风将脸上的肉泡子吹得上下摆动，呼吸急促到也只能张大嘴，任由风灌进嘴里、喉咙道，再不经回味地进入肺部、腹部和脾部。碰上男人来学校看我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样子，一脸狰狞，夹杂着错愕。
自从我和徐文在一起后，我便在每年寒暑假回家提醒男人不要到学校来找我。他有问到过理由，我随口拿作业繁重门卫刁难以及禁止探视来胡乱搪塞。可他终究还是来了。
“你来做撒子！”
他的脸上写满了疑问，对于我身后的男生，更是一番仔细打量。
“丫，马上考试了。爸给你炖了土鸡汤，补脑！”
我一把扯过他手里的麻布袋，掏出鸡汤碗就往地上砸，瓷碗铁勺散落一地，金黄的汤汁也开始慢慢浸入塑胶跑道里，地上冒起一阵白烟，周围陆续围了一群人。
“谁说你是我爸，我爸死了！早就死了！”我近乎是用嘶哑的嗓音吼道。
惊恐错乱的神情布满男人的脸上，我看不过意，便疯快地跑掉了。
自从来到县城，我向新环境里的所有人都撒了慌。我说我爸死了，和我妈死在同一天。我是个孤儿，如今和奶奶在一起生活。
而刚才那一跑，我便彻底地消失的无影无踪，直至出现在考场上，才被临班同学认出来。
考完试当天，我连夜赶回了村里。早几天前村口小卖部打来电话说我爸死了，在家喝农药死的。生前说的最后一句是：“丫过得好，我就好。”
我叫王玉梅，小名二丫，我爸爱叫我“丫”，他说这是对丫头的昵称。高考结束后，我在志愿表上填了临床医学。现在的我是一名脑科医生，平均每三天就需要做一台大型手术。我早已习惯了医院里84、戊二醛，以及来苏水的味道，甚至这些东西在我家里堆满了整个储柜。
我好像患有严重的清洁癖，不允许有一丁点儿的脏，所有东西都必须得洁白、光亮。身在医院，我却不大喜欢看到离别，每回听闻有人死在手术台或是赶来医院抢救的路上时，我都会犯有极强的恶心。随着时间的加长，这种反应呈现的越来越明显。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周末我都得到心理诊所去问诊。事实上我又大可不必这样做，我的丈夫学了七年心理学，他对于我的一切心理活动都了如指掌，但我却对他极不自信，这些年来总是拒绝他的帮助，想尽办法地换着医生来看。
但唯独今天有些例外，当我主动走进了那件间并不太熟悉的诊室时，我的丈夫，正背对着我，站在玻璃窗前望着楼下行色匆匆的人发愣。
“徐文，你要当爸爸了！”我慢慢地走近他，最终以一位病人的姿态向他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