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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戚本禹看知识分子悲剧

戚本禹于4月20日病逝。他是文革初期不可一世的著名笔杆子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离世的最后一个。他们是“其兴也勃矣,其亡也乎矣”的典型。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第二年夏天他们受命炮打军队,爆发“武汉事件”而被毛泽东、江青牺牲,还被他们冠以“小爬虫”。

在今天众多的报道与评论中,忽略了戚本禹的起家是1963年8月出版的《历史研究》(双月刊)发表论文《评李秀成自述》,把太平天国后期名将李秀成被俘后在狱中写的《自述》评为“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说他是“投降变节”的“叛徒”。

当时中国刚刚度过死亡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毛泽东要报1961年七千人大会上被迫检讨的羞辱,戚本禹的文章给他启示,于是亲自批了“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的“最高指示”。

李秀成《自述》虽然也被曾国藩删改一些,并不影响其基本精神,就是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因为是最后的遗言,因此也比较真实,包括透露一些“机密”,还有他的不满与牢骚,甚至个别讨好曾国藩的言词。从人性的角度,我觉得可以理解,也不必深究。但是根据政治需要,就非得无限上纲不可。

戚本禹文章的直接影响,是文革爆发后,北京政法学院(现政法大学)的红卫兵组织“讨瞿战斗队”,专门揭发瞿秋白的“叛徒”事迹,还对他进行挖坟鞭尸。毛江藉此扩大战果,揭发、打垮刘少奇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虽然当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些人奉中共中央之命写了自白书走出国民党监狱,毛泽东却不认了。于是“抓叛徒”成为文革的重要内容。只要被俘虏过,都是叛徒。

坚持人性被革命惩罚

瞿秋白是书香之家出身的才子,通晓多国语言,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他在1927年接任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因被指犯左倾路线错误,受过残酷斗争。红军长征时,瞿秋白因病留在江西,1935年被俘,关在福建汀州监狱。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如同李自成自述的《多余的话》。其中不少是人性挣扎的表白。例如他自称是“脆弱的二元人物”,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知半解”,他参加革命是一场“滑稽剧”。在共产党眼中,这怎么不是“变节”与“叛徒”?但是他的就义非常从容,那是已经看化了人生,虽然那时他才36岁。

我在文革初期看到这篇《多余的话》,发现与他想法类似。尤其他说:“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想到我满腔热血从印尼回国,不久却受到批判,从此夹着尾巴做人,这不也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当然,在公众面前,还得摆出另一种态度,彻底感到做人的虚伪。

有这种想法的,可能还有后来被共产党指为“汉奸”的创党领袖陈独秀,以及改革开放后因为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邓小平长期冷冻的无锡才子陆定一。而在中共党内能够握有大权的是无耻而又心狠手辣的毛泽东、邓小平、王震等痞子。

1976年我来到香港,不久电影院放映《齐瓦哥医生》,看到主角因为同情革命而参加,最后却遭到一连串的不幸,联想到自己的经历,我哭了;过两天,再去看一次,再哭一次。到现在,每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Somewhere My Love”,心底都会涌出一种感动。这种“历史的误会”恐怕是中外许多参加共产革命而又因为坚持自己的人性而被“革命”惩罚的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

戚本禹在文革50周年前夕去世,但是去年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居然还说要“好好学习毛主席,重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种垃圾多活一天,都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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