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四)

比起蒋介石的进退维谷、首鼠两端,毛泽东面对日本侵略者却开心得手舞足蹈。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起抗日往事,得意忘形地坦承:“蒋、日、我,三国志。”至于如何爱国,毛泽东又坦承:“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国难当头,毛泽东却正好玩起了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三国演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从来没有糊涂过。为什么彭德怀打百团大战,会让毛泽东愤怒得拍桌子?因为彭德怀没有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有关延安认定的真正敌人,只消举一个例子便可了然。

起自东北铁血军的抗日英雄赵侗兄妹,1939年底、1940年初,率部二百人,在河北陈庄,遭到贺龙一二〇师的伏击,全体遇难。起因是,赵侗在重庆受到了蒋介石的委任和器重。赵氏一家抗日,三十余人为抗日捐躯。赵母赵洪文国因此与共产党誓不两立,成了后来与共产党血战到底的“双枪老太婆”,一时名动川蜀;最后被共产党捕获,枪毙。非常有趣的是,1949年以后的大陆小说和戏剧,反过来把她写成共产党游击队领袖。

更为有趣的是,赵氏兄妹遇害之后,蒋介石一声不吭。不知是他所表彰的抗日英雄不属于嫡系的缘故,还是害怕跟共产党闹出磨擦,抑或当时的嘉奖不过是随手利用一下人家而已。与蒋介石的无动于衷相反,一年以后皖南事变爆发,共产党不依不饶,闹得举世皆知。周恩来还亲自上街卖报,亲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此刻,毛泽东正在延安窑洞里窃笑不已,因为一箭双雕,既除去了党内政敌、新四军首领项英,又让重庆的蒋介石极其难堪。

毛泽东诗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倘若人们读不懂那长缨是什么,只消把长缨改成白话文便可。过去是两军交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今是两党交恶,有理无理,文宣先行。包括白话文在内的“五四”资源之于毛泽东及其共产党,可谓神助之器。共产党铺天盖地的话语抗日,或者说文宣抗日,既给蒋介石造成巨大的压力,又树立起了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日先锋的光辉形象。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宣优势,毛泽东才敢指鹿为马,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山摘桃子。于白话文一窍不通的蒋介石,在毛泽东、共产党面前只好灰头土脸,人家说什么是什么。相信蒋介石翻遍曾国藩的书文,也找不到如何使用话语、如何进行文宣的教诲。曾国藩的事功是无言的,所以蒋介石只好在舆论上一败涂地。这是蒋介石学曾国藩的又一搞笑之处。

当蒋介石的国军与日军打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延安窑洞里袖手旁观,把个小日子过得不亦乐乎。跳跳舞,调调情,换换老婆;再搞搞抢救运动,把那些个一腔热血投奔延安的青年男女,折腾得胆战心惊,个性完全泯灭,只剩服从领袖的党性。共产党的文臣武将,开始还弄不懂为什么如此消极抗日,等到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壮大了实力,扩大了地盘,方才恍然大悟什么叫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不要说在抗战期间,就是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还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利益集团能够像毛泽东及其共产党那样,成为如此硕大的赢家。同盟国的三个大国,美国和英国虽然是最后的赢家,但全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于苏联更不用说,整个国家几乎都打烂了。即便在重庆的蒋介石,也被人家炸得焦头烂额,更不用说丧失了多少精锐嫡系。唯独宝塔山下的延安,安然无恙,宛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共产党的不少领袖们,还借此机会,将身边的女人们一个个悄悄地旧貌换新颜。这个红色小朝廷如此地悠哉游哉,可说是独一无二的奇观。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还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最后是在延安真正长大的。这无疑应该归功于毛泽东的文抗之功。

民国的那场抗日,有文抗和武抗之分。蒋氏国民党因为执政在朝的缘故,不得不承担武抗的责任。而在野的毛氏共产党,除了林彪和彭德怀与日本人动过手,较过真,基本上以文抗为主。所谓文抗,说白了就是用话语煽动一个又一个的爱国热潮。那些滚烫滚烫的抗日话语,有如无形的爱国鸦片,又如抗日兴奋剂,持续不断地把民众置于极度的亢奋之中。对付不识字的老百姓,有《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街头剧。对付文人雅士则有《屈原》之类的历史剧。正如宋朝每每面临外侮,便有爱国诗歌泛滥成灾。此刻共产党的话语抗日,更是将鼓励他人御敌的花样经发挥得淋漓尽致。汹涌澎湃的抗日诗歌,连鲁迅都看了害怕,居然写得比战场上还要血淋淋。头颅挂起来了,鲜血喷出来了,诸如此类。最著名的当推那首《义勇军进行曲》,公然号召民众“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作如此号召的诗人,显然是不把自己计算在内的,要不然想到用自己的身体筑长城,怎么说也得浑身颤抖一下。好在中国许多当兵的人不怎么认字,否则很可能会问一声,诗人自己怎么不来打仗呢?其实,就算诗人本身像辛弃疾一样身先士卒,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人的血肉之躯如何如何。但是蛊惑人心的抗日文宣,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就是要叫中国军队中国民众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长城,把日军吸引过来,让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安心。

至于毛氏共产党为什么1949年以后将此曲选作国歌,实在是被搔到了痒处。这句“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奥秘,不在于真的要不要用血肉筑长城,而在于用谁的血肉去筑长城。个中奥秘,毛泽东早就弄得清清楚楚。在延安的共产党领袖当中,起先有不少不清楚的,后来也跟着明白了。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煽动大众高唱血肉筑长城,一直唱到国民党不得不把自己的部队拉出去筑长城。毛泽东当年高喊诸如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之类的调调,其潜台词就在于,请蒋委员长率领军民去用血肉筑长城。秦始皇喜欢筑长城,毛泽东也喜欢筑长城,因为都是用他人的血肉为自己的江山筑长城,何乐而不为?所以《义勇军进行曲》理所当然地被选作国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大赌局中,赌家的冷静与否,乃是胜出的关键之一。滚烫的爱国话语,制造出疯狂的爱国民众,目的不言而喻:让对手失控,让对手出局。就国际格局而言,斯大林要让中国拖住日本。就国内的党争而言,共产党要让蒋介石消耗掉手中的实力。民众是被愚弄的,爱国高调是被乱唱的。

由于怯懦,由于企望他人牺牲,国人的爱国话语动不动就会流于夸张,经不起推敲。特征在于,其道德诉求完全是非理性的,毫无逻辑可言,也不考虑前后是否连贯,左右是否一致,从而具有极强的实用性质和随心所欲。比如,国人一提到吴三桂,义愤填膺,痛斥汉奸,但一转眼,又会眉开眼笑地讴歌康熙如何伟大、乾隆如何英明,从来就不想一想,既然满清皇帝远比明朝皇帝治国有方,那么吴三桂把清兵引入关内,又有什么过错了?倘若吴三桂叛明降清是汉奸,那么张口康熙闭口乾隆的算什么?还有,一说起蒙古兵马灭宋的历史,国人马上抬出文天祥如何爱国,甚至抱着小孩子皇帝投江的陆秀夫,也有个忠臣烈士的名节。可是,国人说起成吉思汗又照样充满民族自豪,仿佛人家当年灭的不是大宋,而是一个乌有之邦。毛泽东还干脆把成吉思汗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以示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既然如此,零丁洋里还叹什么零丁,惶恐滩头又说什么惶恐呢?按照这种非理性的道德标准,似乎强奸一次是强奸,而强奸一辈子就成了夫妻。假设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假设没有美国人参战打败日本法西斯,从而让日本人也像蒙古人或者满族人一样,建成了第三个异族皇朝达近百年(如元朝)或者数百年(如清室),那么以后的中国人是否也该把伊藤博文叫做我们的改革家,把日本天皇叫做咱们的陛下呢?

倘若将这样的爱国话语比作一张无形的大网,殊不知还真有自投罗网的傻瓜。作为抗日赌局中的最大输家,汪精卫不仅出局,而且身败名裂。蒋介石赌英美胜出,蒋介石赢了。毛泽东随斯大林跟进,毛泽东也赢了。唯独汪精卫看不清山水,轧不出苗头,竟然押宝押在中国会再次亡国的幻觉上。

在当时的爱国话语中,最为耸人听闻的乃是亡国论,中国人会沦为亡国奴。这种论调除了煽动他人御敌,无非是吓唬不知就里的老百姓,让他们赶快扛起枪打仗去;或者欺骗傻头傻脑的书呆子,让他们跟着一起把爱国话语炒热做大。日本人根本没有成为第二个满清的意思。已经相当现代化了的日本人,不是背着弓箭从东北密林中杀出来的叶赫那拉氏,他们要掠夺中国的资源,但并不想在中国建立王朝。这不是他们野心不大,而是管理成本太高,不划算。再说王朝式的体制,与日本已经实现的议会政治体制风马牛不相及。试想,日本军方想在战时建立一个类似希特勒那样的独裁体制尚且难以实现,更何况跑到中国来建立一个满清式的专制王朝?日本侵略者宁可让中国人自己管理自己,哪怕用中国人自己的方式也行。这就是日本人为什么让溥仪建立满州国,又在华北华南两地占领区分别建立王克敏、梁鸿志傀儡政府的原因所在。再退一步说,就算日本人按照中国人的担心和想像,如同满清那样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异族王朝,也并不意味着中国被灭亡。历史上,无论是蒙古人的元朝,满族人的清朝,结果都是非但没有亡掉中国,反而被华夏文化所同化。周作人当时从文化的角度论说过,即便中国沦陷了也不会亡的道理。毛泽东则基于对政治格局的洞察指出,亡国论是多余的担心。偏偏汪精卫会相信这样的亡国论,从“低调俱乐部”走向南京伪政府。

就赌局的角度而言,汪精卫赌的是日本人像满清一样灭掉中国,赌的是战争最后由德、意、日协约国获胜,赌的是国联亦即英、法、美永远袖手旁观,赌的是两大强国苏联、尤其是美国永远不会卷入战争。要而言之,赌的是国际国内的政治格局永远停留在国军一败涂地、日本攻占南京攻占南中国直逼重庆而中国又全然孤立无援的困境里。汪精卫的政治智商与其古典诗歌才华,正好是个强烈的反比。汪氏的诗才,民国屈指可数,甚至说他是民国第一诗人,也不为过,但汪精卫的政治头脑之愚蠢,也可谓民国之最。

政局就像赌局,千变万化。明明占了上风,突然转为劣势。刚才尚处绝境,转眼柳暗花明。毛泽东深谙其道,所以会说出“最后的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的道理。但汪精卫不懂,孙文也不懂。汪精卫虽然具有孙文没有的牺牲精神,但汪精卫和孙文一样,遇事急躁,缺乏耐心。在挫折面前,孙文通常甩手而去;不是假装去建铁路,就是跑到日本重建革命党。汪精卫也有样学样,一次又一次的党内斗争,动不动就一走了之,很少有沉着冷静的应对。孙文曾经以国土跟日本人做过交易,汪精卫也以江山与日本人谈判。作为一个凡是派,汪精卫的继承孙文是相当彻底的。就国土而言,孙文当年是准备拱手相送,汪精卫此时是异想天开地企图从人家手里要回来。就政治理念而言,孙文乃是大东亚共荣圈概念的发明者,因此汪精卫自持无论与日本政府如何和谈,都不算有违先总理遗志。然而,政局是活的,汪精卫的头脑却是死的。其刻板,其认死理,远在孙文之上。包括当初刺杀摄政王,虽然英勇一时,但真要深究起来,也是一种没有头脑的莽夫作为。

事实上,汪精卫只要跟蒋介石一起再坚持一下,时局就会起变化。日本人一打珍珠港,德国人一攻苏联,局面全然改观。倘若中国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向日本侵略者全面开战,该是多么有利。虽然很难未卜先知,但耐心和等待却是不可缺少的。蒋介石也未必能看出将来的时局如何变化,但蒋介石至少知道等待。汪精卫就算要扮演一个和议者,也得等到对方求上门来。虽然日本军队在南中国长驱直入,但他们并不想长年累月地陷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急着要想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乃至对付苏联。这应该是近卫内阁为什么会放风有意求和的原因所在,但汪精卫却将此误读成了日本政府的求和善意。

由于完全陷在亡国的幻觉里,汪精卫将日本近卫内阁提出的议和条件,当作救命稻草,以为借此可以救国救民。当然,比起当亡国奴,近卫内阁的声明对中国来说似乎可以一谈。除了承认满州国,没有其它领土要求;废除治外法权,不要求战争赔款,还将在两年内撤军。可是,汪精卫没有将这样的条件倒过来想一想:人家正是冲着亡国的威胁和中国人由此产生的亡国奴恐惧,制订出这样的议和法码。倘若中国人自己的抗日宣传中没有渲染当亡国奴如何可怕,犯得着自己吓唬自己么?倘若中国人抱着反正元朝有过、清朝也经历过、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的坦然,日本政府开出这样的条件岂不是自欺欺人?说汪精卫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对汪精卫的夸奖。因为汪精卫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聪明过。

汪精卫作为政治领袖的另一个致命伤乃是,一不小心,就会沉缅于自我牺牲的快感。汪精卫与民国时代任何一个政客的区别在于,会有唯美冲动。当初搏浪一击是唯美冲动,此刻的舍身饲虎也是唯美冲动,还不无好笑地怀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式的悲壮。法国沦陷,贝当元帅出马建立维希政府是迫不得已。而汪精卫的组建南京政府,却是心甘情愿的飞蛾扑火。其时,日本的内阁已由军方掌控,致使对方的条件苛刻到了不仅撤军免谈,而且还把中国分成五个地区,听凭日本侵略者作不同程度的占领。汪精卫竟然流着眼泪答应。

从政治智慧的角度衡量,汪氏无疑是愚蠢的。从人格审美的角度来讲,很难否认汪氏确有悲悯情怀。综合这两个角度来看,汪氏从悬崖上如此纵身一跃,有走火入魔之嫌。汪氏这种失常,早在出走重庆之前那番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已经显露无疑。汪精卫竟然要求蒋介石和他一起联袂辞职,以此承担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的责任。这种疯话让《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说出来,尚可理解,但一个在政坛上蹉跎了二十多年的执政党领袖糊涂到这种地步,实属罕见。当年胡适跟陈独秀争论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争到后来,胡适忍不住叫道:“仲甫呀,哪来的帝国主义,哪来的帝国主义?!”倘若此刻蒋介石有胡适这样的学者头脑,没准儿也会叫嚷:兆铭呀,哪来的亡国,哪来的亡国之责?!

2009-7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