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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四十三)

施蛰存

施蛰存的小说,曾经有过一位知音,即是《心理小说家施蛰存》的作者,苏雪林。这位才女当年写下的那篇评论,至今依然是有关施蛰存小说的最权威阐释。诸如二重人格冲突,变态性欲描写,缘自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梦学应用,结构的严谨,刻划的细腻等等,所有这些概括和分析,全都让以后的评家望而却步,尤其让一些不伦不类地追随后现代的汉学家或准汉学家们极为尴尬,他们只要一说施蛰存小说,冥冥之中的苏雪林就会发笑。

苏雪林的才学并不在于将施蛰存小说归入什么流派,而在于其独到的洞幽烛微。比如,说到施蛰存小说的写梦之精彩,苏雪林慧眼独具地指出:《狮子座流星》那个梦写得最有趣味。“卓佩珊夫人想生儿子的欲望,正在脑筋里闹得不开交,听了狮子座流星出现的新闻和巡警戏言,同旧日所闻的日月入怀主生贵子的传说和射在眼皮上的朝阳,丈夫牙梳的落地声,连结一片,成此一梦。”这样的审美眼光,担当得起陈寅恪所说的与所论说者处于同一境界的褒奖。胡乱编派作家作品属于什么流派什么主义,乃是文学评论当中最肤浅也是最劣等的学究方式;惟有品味作品细节、穿透作品内涵的识见和妙悟,方才见出论家的目光和功力。当苏雪林从施蛰存的小说论及李商隐的诗歌时,让人不由眼睛一亮,这才真正叫做,心有灵犀:

施氏擅长旧文艺,他华丽的辞藻大都由旧文学得来。据他作品所述,我们知道他很爱李商隐的诗,而且自己所做的旧诗也是这一路。玉溪诗素有“绮密瑰妍”之评,施氏创作小说,文藻的富丽与色泽的腴润,亦可当得起这四个字,则他的艺术一定大有得于李诗。

施氏作品色泽的腴润,可于《将军的头》一书见之。《鸠摩罗什》中描写沙漠景色的一段,高僧回忆受龟兹公主诱惑的一段,美丽得简直像诗。阿褴公主的故事本来极其瑰奇,作者的描写,更使它诗化了。

施蛰存写鸠摩罗什天人交战之苦,都从正面落笔,细腻曲折,刻划入微。用了十二分魄力,十二分功夫,一步逼入一步,一层透进一层,把这个极不易写的题目写得鞭辟入里,毫发无遗憾而后止。

读过苏雪林之于施蛰存小说评论,能够补充的只是,倘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一位类似卡夫卡那样的作家,那么非施蛰存莫属。这可能是苏雪林难以洞见的,这也是施蛰存其人其小说与钱钟书其人其小说的根本区别所在。从施蛰存的小说里,可以读出卡夫卡式的谦卑和悲悯,一如读钱钟书小说只能读出乔伊斯式的自负及其对芸芸众生的轻蔑。非常有趣的是,施蛰存晚年谈及钱钟书的《围城》,仅用一句话:洋才子说刻薄话。此评看似尖锐,其实相当淳厚。因为钱钟书的《围城》,岂止只是刻薄话而已。

钱钟书小说里的方鸿渐,怎么看都感觉是有作者的影子在其中。方鸿渐的玩世不恭里,含有一种世家子弟的轻浮;方鸿渐的聪明过人里,又有文化玩票的油滑。乔伊斯在《都柏林人》里写出的,像是一个上海人看江北人那样的不屑一顾;同样,倘若将方鸿渐假设为上海人,那么在方鸿渐眼里的同事,几乎全都是既可怜又可笑的江北人。乔伊斯凭借《都柏林人》、《尤里西斯》、《芬尼根之觉醒》,一吐对世人的不屑一顾,钱钟书籍方鸿渐将世上读书人尽情嘲弄。假如《围城》里去掉方鸿渐其人,那么有如又一部《儒林外史》。但因为有了方鸿渐其人,《围城》的格局反而变得狭窄局促,不过是一个自视甚高的才子一览众山小的尖酸刻薄。如果说,婚姻是围城,学府是围城,知识是围城,那么方鸿渐的自负,钱钟书的聪明,其实也是围城。方鸿渐在他所不屑的人群中混日子,钱钟书则在他的聪明里打转。走出聪明,需要慈悲。而这恰好是钱钟书其人其小说的死穴所在:缺乏悲悯。钱钟书也罢,方鸿渐也罢,总是在睥睨浊世的同时,顾影自怜。借用一句上海俚语形容,这样的人物倒是有点像“小刁模子”。所谓“小刁模子”,意指擅长自我保护,不喜赴汤蹈火;见强者装蒜,见弱者嘲弄;总有一技之长,却又极其爱惜羽毛。在这类人物的心目中,所谓自由,其涵义无非在于:与众不同;或者干脆就是:出类拔萃。不过,要指望这样的人物随波逐流,是不可能的;要指望这样的人物动不动就像郭沫若那样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也是不可能的。

施蛰存其人其小说,有着钱氏所缺乏的雍容大度:自由被诉诸悲悯情怀,诉诸对芸芸众生的关切。所以会有施蛰存的如此自白:“在政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施蛰存早年加入过共青团,参加过革命活动,后来又与左翼文人阿英共事,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早期共产党人,不乏理想主义者。因此会有三十岁之前不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良心一说。但施蛰存的左翼活动,并不意味着像其他左翼文人一样,把自己完全卖给那个主义。声称“文艺上自由主义”,相当于陈寅恪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别一种表达。也正是这样的自由秉性,使施蛰存小说独具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其他作家所不曾具备的审美境界。

就写作技巧而言,意识流手法不仅见诸施蛰存小说,也同样见诸施蛰存的诗歌,比如那首著名的《银鱼》:“横陈在菜市里的银鱼,土耳其风的女浴场。银鱼,堆成了柔白的床巾,魅人的小眼睛从四面八方投过来。银鱼,初恋的少女,连心都要袒露出来了。”从银鱼联想到安格尔画里的土耳其浴场,再联想到柔白的床巾,最后联想到少女初恋的心。读过这首短诗就能够明白,施蛰存是怎样写作诸如《将军的头》、《鸠摩罗什》那样的现代小说的。意像的转换,全然是下意识的听其自然。其中,欲念总是像《浮士德》里的梅菲斯特,不断地诱引诸如将军(《将军的头》)、高僧(《鸠摩罗什》)、莽汉(《石秀》)、贤妇(《狮子座流星》)之类各色人等,走火入魔。施氏小说对欲望的这种旁观,与其说是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不如说是基于卡夫卡式的悲悯。而抵达如此悲悯境界的前提,则是作者本人的超然物外。这与其说是文化根底如何深湛,不如说是生命底气着实充沛。

施蛰存早年的成名作《上元灯》,将一段青梅竹马式的恋情,写得意趣盎然,却又轻淡,隽永。仅一盏花灯,便道尽款款深情。青春期的萌动,有如湖面上的涟漪,微波荡漾,全无翻江倒海般的不可遏止。爱得倾心,心地坦荡;妒意乍起之际,旋即又体贴入微。结尾处毫无“三军过后尽开颜”式的粗俗,充满“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温馨。施蛰存晚年曾经如此总结自己的婚姻:淡如水,甜如蜜。这六个字,又恰好是小说《上元灯》最为贴切的注解。或者说,《上元灯》里的清淡,贯穿了施蛰存的一生。这与卡夫卡在婚姻面前的进退维谷,倒是对照鲜明。

很难说是因为个性太柔弱,还是世事太洞明,卡夫卡终其一生,都生活在父性专制的阴影底下。这使卡氏小说在透彻之余,难免遍布绝望之雾。相反,有庄子式修为的施蛰存,在观照世人为欲望所苦之际,总会留出一丝宽厚的微笑。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K,土地测量员,更不用那个变成甲壳虫的格里高利,基本上都是得不到拯救的,有如一道道无解的难题。但施蛰存小说里的将军也罢,高僧也罢,一旦经由欲望的纠缠而还原为芸芸众生,全都有着朴素的归宿:将军死在爱恋里,高僧留下了舍利子。至于《阿褴公主》中的男主人公,没有像罗密欧那样全然死于殉情,而是终被仇家所害;并非是故事不够浪漫,而是小说无意间折射了中国式的仇恨。施蛰存小说唯一的一次失手,是在《李师师》里错写了那个宋朝的艺术家皇帝。既然将军、莽夫、高僧都在怜悯之列,那个可怜的艺术家皇帝,为何不能是个被同情的对象?可见,文艺的自由主义,虽然大致上独立于政治的左翼,但有时一不小心,也会被左翼咬上一口的。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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