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洵美一九二七年在南京
就诗风而言，邵洵美以华丽见长，用陈梦家的评语来形容，便是：“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
相比之下，沈从文略逊一筹，说邵洵美的诗歌，“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以擅写湘西少女著名的沈从文，只知道山水间的自然是自然，无法从华美的文字中体味内心深处的自然，亦即，朴素和清纯。而这恰好是邵洵美诗歌的别具一格：其激情有如鲁本斯画作中的狂放线条，其意像颇具安格尔画面上的幽雅沉静，而诗中透出的内心景深，则是个心地极为单纯的多情公子。比如，《致莎茀》：
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祼体，我不见你包着血火的肌肤，你却像玖瑰般开在我心里。
又如，《季候》：
初见你时你给我你的心，里面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夏。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里面藏着个叶落的深秋。最后见你是我做的短梦，梦里有你还有一群冬风。
可以说，现代白话诗歌能够写出李商隐那般精致的，恐怕也就邵洵美一人。这不是文字功力所及，而是白璧无瑕的天然。倘若说，在徐志摩的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慧根；那么，在邵洵美的诗句里，则可体味出淳厚的善良。同样的不将所爱据为己有，在徐志摩诉诸悉心的呵护，在邵洵美写出一片缠绵的空旷。不见肌肤，却像玖瑰开在了心里（《致沙茀》）；梦里与所爱一起出现的，是“一群冬风”（《季候》）。练字造句，十分讲究；而情意绵绵之际，又相当豁达。
素有海上孟尝君之称的邵洵美，生性慷慨，为人忠厚。其诗如人，其人更富诗意。那样的诗意，又总是见诸无私的心血。假设一个人看上去没有什么嗜好，从而自以为拥有了对他人指手划脚的道德标高，而另一个人却一会儿坠入爱河，一会儿沉缅于赌桌，宛如一个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一旦到了紧要关头，这两者哪一者会自我牺牲？答案已然在彼。世故文人通常习惯自我压抑，但绝对不会无私奉献；浪漫诗人却什么都品尝，包括赴汤蹈火。大敌当前，世故文人只知道带着全家到日租界避难；唯有浪漫诗人才会不计个人得失，挺身而出。海上孟尝君与海上春申君一样，面对日寇进犯，不惜毁家纾难。先秦的君子，颇具《山海经》式的旷达。民国时代的上海滩上，具有如此旷达之胸襟者，也就是享有春申之誉的一位闻人和享有孟尝之誉的一介诗人。
当然，邵洵美最倾注其牺牲精神的，是其出版事业。邵洵美那出手阔绰、一掷千金的豪放作派，在他的出版事业中全然化作无私的奉献。邵妻盛佩玉回忆说：“洵美办出版无资本，要在银行透支，透支要付息的。我的一些钱也支了出去。抗战八年，洵美毫无收入，我的首饰陆续出笼，投入当店，总希望有朝一日赎回原物。”据他们的女儿邵绡红回忆：“他不考虑现实生活，也不懂生意经，做生意就像抒情一样，对生活他就是抒情的，搞出版也是抒情，有些朋友的东西并不能热销，但他也拿来出版。”
有关邵洵美的出版事业，后人经研究发现：
自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中，邵洵美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出版事业上。先成立“金屋书店”，后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是“第一出版社”。先后办了《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达11种之多。还和友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1934年至1935年期间，他同时出版的刊物有7种，每隔5天便至少会有两种期刊面世。
然而，在有关邵洵美的官方介绍里，提及其出版成就时，只有寥寥数语：
早期主编有《狮吼》、《金屋》等杂志，1933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论语》、《时代》等九大刊物及“新诗库丛书”、“自传丛书”等，其影响延续至今。抗战期间，主编《自由谭》。
可以说，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全然遑顾这样的事实：邵洵美是当年上海滩乃至当时中国文化界，首屈一指的出版家。尤其是“抗战期间，主编《自由谭》”一语，故意遗漏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细节：《自由谭》上，曾经全文刊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同时，邵洵美又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单行本。其英译由邵洵美的美国情人项美丽完成，毛泽东本人专门为此写的序言，则由邵洵美亲自译出。英译本印有五百册，又由邵洵美亲自出马，分发到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寓所。在日寇铁蹄之下，这无疑是把脑袋拴在裤腰上的赴汤蹈火。邵洵美为此特地买了把手枪防身。这段轶事颇具当年信陵君窃符救赵的传奇色彩，可叹从抗战中获益的共产党政府，对此讳莫如深。
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二十多年之后，一九五八年，邵洵美竟然被毛氏当局加诸“历史反革命”罪名，投入大牢。邵洵美女儿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中，回忆见到从牢里出来的父亲，说：“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面庞紫乌、上气不接下气、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老人。只有他一眨一眨跳动的右眼才捉住我的回忆，叫我一阵阵心酸。”
其实，邵洵美晚年即便不系牢狱，也已非常落魄。邵绡红回忆说：
他后来穷到陆小曼过生日，要把图章卖掉给陆小曼做寿，但是徐悲鸿给我妈妈和他画的画像，很值钱的艺术品，他也说捐就捐了。我妈妈和他都不会理财，做图书公司的时候，一堆画家在那里管，画家也不会理财。办报纸，可以去批“进口纸”，能够节约很多钱，负责批纸的人就是经常在一起玩的人，但是他们都不晓得去批。
邵绡红对其父得出的结论是：“他很天真，骨子里是个诗人。”
邵洵美的诗歌成就如何，故且不论。仅是其人之有诗意，不要说当时的诗人当中，即便是古今中外的诗人群落中，也是屈指可数。同样的浪漫，李白是“将尽酒、杯莫停”地散尽千金买醉，邵洵美是毁家纾难式的抵抗日寇，是为文化出版事业耗尽家产，鞠躬尽萃。笔者曾经作过一个比方：张爱玲有如《红楼梦》大观园里一不小心掉到上海滩上的一个聪明丫环；而邵洵美则像是从《山海经》里，一交跌落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古色古香人物。因此，其诗有《诗经》式的风流倜傥，其人有上古先贤的高贵和谦卑，并且往往诉诸天真到懵懂的厚道和童趣。这般人物，岂是从泛黄的古纸堆里钻出来的鲁迅能够读懂的？更不用说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溜出来的毛泽东们。
还有一个足以跻身于让鲁迅和毛泽东读不懂的人物行列的新月社诗人，是陈梦家。有关陈梦家，钱穆晚年回忆如斯：“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钱穆提及的其夫人，便是著名的翻译家赵萝蕤，艾略特那首滥用典故以致晦涩不堪的长诗，《荒原》，的中文译者。
钱穆在回忆中显然不愿指出陈梦家所具有的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学家气味，仅用“长衫落拓”一词略过。毋庸置疑，该词不会用到任何一个儒家诗人身上，比如杜甫那样的。该词通常会让人想起魏晋竹林诸子，与儒雅无关，而颇有放浪形骸的意思。陈梦家那种不修边幅的名士风度，既可以是才华横溢的别一种说法，也可以意指他的不通人情世故。给老师写信，以兄长称之。平日里“自视甚高，且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品题人物。”新朝建政之后，高等学府院系调整，他被当局从清华大学文学院调到社科院考古所，可能是防止他在讲台上信口开河；但他照样坚持业务第一，针贬当时的领导体制是“外行领导内行”。新朝简化汉字一举，别人不敢吭声，偏偏他会挑在那个令人难忘的一九五七年，发表《慎重一点“改革”汉字》；由此获罪，划入右派。
从来不谈政治的陈梦家，对政治有着像徐志摩一般的敏感。早在新朝初建之际，据其旧友回忆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一听马上反应道：“这是《一九八四》来了。”比徐志摩不幸的是，陈梦家此后还真的亲身领教了中国式的《一九八四》。那样的噩梦，于一九六六年开始走向疯狂。陈梦家不堪凌辱，断然自尽。诗人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也许看见了嵇康在刑场上的身影，或者听见了那位自由主义先贤弹奏的《广陵散》。
一场毛氏革命，对于熊十力和梁漱溟那样颇有救世意识的糊涂人，或许多少含有喜剧成份，但就《新月社》的自由主义政论家和个性独具的诗人而言，却只能说是悲剧。他们之中，邵洵美也罢，陈梦家也罢，在自由丧失之后，能够继续保持的，惟有不可侵犯的尊严。此情此景，颇类古希腊戏剧《特洛伊妇女》。区别在于，同样的尊严，在特洛伊城陷落之后，由该城剩下的妇女展示；而在毛氏新朝建政之后，则体现于少数不愿屈服的文人雅士。
人的不可侵犯之尊严，一如刻骨铭心的自由秉性，通常是无言的。有时见诸一了百了式的自尽，有时见诸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据人回忆，在五十年代，那些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正在逐渐被剥夺殆尽的日子里，陈梦家晚上看完戏，照例会寻到一家看似不起眼的小馆子，享受“蜜汁甜菜”。他“将白菜帮子切成筷子粗细，放入胡萝卜丝、生姜丝，然后用蜂蜜、白糖拌匀。他要了一盘又一盘，饮二锅头白酒，边吃边谈。”直至“时已午夜，路静人稀，他才在微醺中回家。”
邵洵美也有于潦倒之际、照样从容不迫的唯美气度。在女儿的回忆《我的爸爸邵洵美》里，曾提及旧友秦鹤皋的如此一番记述：“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碗‘刨花水’（浸着薄木片的水）。见洵美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论说文化的时候，曾将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比作自然中的野花野草。文化的鲜花，是无拘无束地开在大自然里，还是被人刻意种植在装模作样的塑料花园里，只消察看一下，其尊严的有无。没有尊严的文学和文化，有如人工种植的塑料花草，总也逃不了人去园空的命运。那些曾经荣耀一时的装饰物，一旦荒芜，枯死之后便再也不会复生。而有尊严的花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月社上述三子，徐志摩、邵洵美和陈梦家，无论是他们的诗歌，还是其哀婉的人生，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三株芬芳的奇葩。无论其诗其人如何的飘逸，如何的华丽，如何的落拓，骨子里都有一种生命本然的朴素和谦卑，其形象一如陈梦家诗作《一朵野花》的描述：
一朵野花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
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
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
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藐小，
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
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