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阅毕此作，感怀之际，曾写《悲悼柳如是别传》一篇，将陈寅恪此作与《红楼梦》相提并论，在此择要辑录如次：
悲剧《红楼梦》于非人世界拓出一片人性天地，《柳如是别传》从历史深渊推出一团人格光明。所谓人格光明，当类于马丁·海德格尔《Being and Time》之Being，或曰存在之敞开，或曰存在之关怀。窃以为，正是这种存在关怀意义上的人格主题而不是常人所云之爱国热情，使《柳如是别传》高出于其他相类题材之作，而足以与《红楼梦》媲美。
这样的人格光明和存在关怀，在《柳如是别传》中同时体现于柳如是形象的超凡出俗和钱谦益形象的丰富性：
寅恪先生于《柳如是别传》述及河东君与钱牧斋事迹时，曾讲到柳如是的“三死”：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
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挚一囊，从刀头剑中，牧圉惟谨。事解，宗伯和苏子瞻御史台寄妻韵，赋诗以美之。……
宗伯薨，族子钱曾等为君求金，于六月十八日自缢死。
“三死”显然以柳如是为红花，以钱谦益为绿叶。然仅止于此，《别传》则与《桃花扇》无异。而我以为，《别传》高出于《桃花扇》之处，不在于对柳氏的讴歌，而在于对钱氏的理解。
寅恪先生固然不以宗伯行止为然，并于行文之中时有讽意，如评说钱氏被讥为两朝领袖的史料时说：
牧斋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虽称“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已。然统观全书所述，作者多有持平之论。同样为“劝死”的史料，至若《蘼芜纪闻》引《扫轨闲谈》云：
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西山风景，探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寅恪评道：
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辨。
以寅恪先生之见，柳如是与钱谦益之间，虽然性格相异，“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于选择生死上也殊多差异，但两者的选择却同样严肃。何况钱氏留恋生活，并无卑劣之迹。《别传》曾连引数则史料，论述钱氏有关柳氏与他人往来一事之态度，如：
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别传》并不因为钱谦益的迟疑怯懦而一味痛斥，相反，作者于开卷缘起一章便点明：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焉。
自己“不降志，不辱身”，然亦不因此自觉高人一筹，贬诋他人。强者虽有强者之刚烈，弱者亦自有弱者之尊严。正是在这一点上，《柳如是别传》高出《桃花扇》一筹。《桃花扇》可列为历史上有关商女与亡国之关系的别一种说法。粗粗一看，这类作品似亦为商女伸张，如李香君之大义凛然。然深加细究，则可发现，此种爱国热情乃节妇烈女的同义语。中国历史上的统治之术有王道霸道之交互，中国人的相残则有暴力屠戮与道德谋杀之区分。大块凌迟乃阳光下的罪恶，人人所见；道德绞杀却是黑夜里的阴谋，难为人觉。《桃花扇》张扬商女爱国，意在贬斥书生汉奸。李香君形像之于侯方域宛如一把道德匕首，刀刃所至，一片血肉模糊，而有趣的是，刽子手又照样由文人孔尚任担当。由于书生与商女同属弱者之列，既无大权在握，又无金戈在手，故每每在兴亡关头要被责问忠烈名节。书生从戎如辛弃疾者固然英勇可嘉，文人赴死如文天祥者亦可谓汗青丹心，然而倘若其均为名节而去，不亦悲夫？试问，帝王将相且无以保护其臣民，平民百姓（包括书生商女）又何以应为前朝殉葬？即便就清兵入关而言，此乃崇祯皇帝及大顺皇帝之干系，何以历史往往不究皇帝问书生？如果问一问在大明、大顺、大清之间，凭什么说选择这个光荣选择那个可耻？当何以置答。按照一种惯例，只要主战，打败了也是英雄；谁想谈判，成功了也有卖国之嫌疑。同样的逻辑用于书生，则因为其手无寸铁，总免不了有沦落的危险，一如中国女子时常面临名节问题一样。人格的关怀，往往不是强者的逻辑，而是弱者的哲学。强者大多注重功利，欲主宰生存的权益；弱者往往关怀灵魂，只撰写存在的历史。然而中国人历来倾向于强者的专制权力而无视弱者的生存权利，故伦理准则总是按强者的意志制定。杜牧“商女”一诗如是，《桃花扇》一剧如是，几乎所有的传奇故事戏曲小说都如是（如《水浒传》里宋江杀惜，武松杀嫂，总是杀得理直气壮），唯有《红楼梦》唱了反调，唯有《柳如是别传》写了相反的历史。
此处需要补充的是，《柳如是别传》之于儒教纲常伦理的反叛是多重的。其一，选取一个烟花女子、卑微小妾作女主人公，并且将之誉为比“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更伟大的事迹，已然石破天惊；如此手笔，唯有见诸《红楼梦》中贾宝玉为晴雯作足以与《离骚》比肩的《芙蓉女儿诔》。其二，陈寅恪笔下的柳如是，不啻有心胸，如晴雯般心高气傲；而且有文才，如林黛玉般才华横溢；更加睥睨浊世的是，河东君放浪不羁，根本不把礼教纲常社会舆论家规家法放在眼里，从而不止在家仇国恨上，哪怕在男女情事上，也照样独具花木兰式的豪气。这一步不要说《再生缘》，不要说《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即便是《红楼梦》，都不曾跨越。其三，钱谦益之于柳如是之钟情，比贾宝玉之于林黛玉的一往情深，更为深沉浓郁，以致于根本不在乎柳如是如何出轨，甚至与他人偷情。从这几重反叛中，可以看出，《柳如是别传》的悲悯情怀，堪比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之于李后主的评说，全然与《红楼梦》等量齐观。
这可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陈寅恪评说《再生缘》，怎么也评说不到《红楼梦》那样的审美境界。可是，轮到陈寅恪自己写一个《再生缘》式的故事，一写就写出了《红楼梦》式的境界。作为一个诗学家，文学评论家，陈寅恪并非出类拔萃。即便是作为一个文学家，陈寅恪也仅止于其高深的诗歌造诣，并不擅长叙事文学，甚至连起码的叙事常识都不具备。陈寅恪能够写出与《红楼梦》相媲美的《柳如是别传》的秘密在于：审视历史，目光如炬；并且，经由考据求证史实从而达成对人物和细节作历史还原的能力，举世无双。《柳如是别传》的成功，不在于引人入胜的叙事，也不在于精彩纷呈的描绘，而在于有根有据、言之凿凿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细节还原。如第一章末了，陈寅恪从钱谦益弟子沈雄的词作，一步步释证钱谦益诗句“今夕梅魂共谁语，任他疏影蘸寒流”，最后掘发出其出处，“河东君寒柳詞云，约个梅魂，与伊深怜低语”。仅此一句细语，一个多情女子的深情款款便跃然纸上。
一个学者的大气，并非由于学问的如何渊博，而是因为识见深邃和心胸恢宏。陈寅恪在评说文学作品时，是相当笨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审美能力。毕竟是能够洞见中国文化不重美学的文化宗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言：“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词人如是，学者亦如是。说陈寅恪是个痴人，乃是说他是个怀有赤子之心之人。审美能力的高低，在于赤子之心的有无。这用歌德的说法，叫做永恒之女神，引导我们前行。女神者，纯洁也。由赤子之心生发的审美能力，在陈寅恪只是没有找到发挥之地而已。一旦找到可以尽情发挥的创作契机，陈寅恪的审美潜力就不知不觉地喷薄而出，从而籍柳如是形象蔚为大观。
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起初是想通过谴责一个女子的偷情以申张一下道德，结果却写出了一个光彩夺目的悲剧人物。可见，潜藏于潜意识里的审美能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被人的道德理性所束缚。陈寅恪在评说《再生缘》的时候，虽然不以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儒家伦理为然，但其兼济天下的道德理性依然十分坚固。及至创作《柳如是别传》，其审美潜力才悄无声息地一举冲破其坚固的理性防线，汹涌澎湃，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完成柳如是形象的塑造，创造出了一个中国式的安娜卡列尼娜。比起安娜卡列尼娜，柳如是的人生更令人唏嘘，其地位更卑贱，其命运更悲惨，但是其心胸其风骨，却无论比之江湖豪杰还是比之庙堂文武，都足以鹤立鸡群，从而睥睨浊世。而这样的人物，唯有痴人才能一笔一画地刻写出来。陈寅恪在文学上的笨拙，于此被他在史识上的那股痴劲所消解。法国评论家丹纳说，巴尔扎克踩着笨重的皮靴呼哧呼哧地忙乎很久，最后做出的作品，却与莎士比亚同样的光芒四射。同样，陈寅恪举着笨重的史学之凿，一下一下地凿出的文学雕像，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人物景观一样非凡，一样辉煌。传统的伦理观念连同陈寅恪本人的道德理性，随之灰飞烟灭。而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文艺复兴意味，也就这样抵达了。
与如此审美境界相应的，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提供了另一种历史书写方式。传统的历史书写，从孔子《春秋》到司马迁《史记》乃至整个二十四史，严格来说，皆非史学，而属文学。微言大义也罢，司马迁栩栩如生的故事叙说也罢，所谓的历史，全都经由文学的讲说而得以呈现。不管讲说得如何微妙，如何生动，其可信度都还得经过考据和实证，才能获得确认。而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却以严谨的治史方式，将极具文学性的故事，诉诸详尽的释证。这样的方式之于一般读者，虽然没有《史记》读起来流畅，却以其言之凿凿的可信性和历史真实性，巍然屹立。历史，不再像《史记》那样被混同于文学，而文学也经由历史的真实获得了独具的审美价值。倘若说《史记》有将历史诉诸小说之嫌，那么《柳如是别传》则将小说家言的因素从历史真实之中全然抽离。倘若说人们可以从《史记》走向演义，那么他们会发现《柳如是别传》却是无法蜕变成演义的，一如演义小说家们无法将《红楼梦》推入演义的泥坑一样。不管后人做了多少无聊的努力，全都是狗尾续貂；即便是高鹗的续作都有狗尾之嫌，更遑论其它。此乃《柳如是别传》以史学方式与《红楼梦》籍文学叙事所抵达的又一共通之处。
仅就诗学而言，在陈寅恪和钱钟书之间，钱钟书无疑是真正的行家。然而，就两人各自写出的叙事作品而言，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却是钱钟书的《围城》无以望其项背的。诗学可以有内行外行之分，但审美却不以懂行为准，也不以聪明为然。不要说在柳如是面前，即便在钱谦益面前，方鸿渐的自作聪明，算得了什么？钱钟书的诗学研究是精当的，可惜钱钟书的审美品味，尽管也像陈寅恪一样，根本不以儒家观念为然，但还是不能与陈寅恪王国维相提并论。
由此反观前面引述的钱钟书那番议论，就会发现有失夸张。尤其是“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一句，颇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因为钱氏不会不知道，陈寅恪考据杨贵妃进宫时是否处女，确有深意在其中，不可等同于“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之类的话题。由此也可以想见，自以为是的方鸿渐一旦面对柳如是那样的女子，再作深沉状，或演幽默科，都会显得油滑轻浮。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