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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二十一)

李渔的《闲情偶寄》,其经典足以与后人钱钟书的《管锥编》遥遥相望。但李渔悟不出周作人在《生活的艺术》一文中所揭示的真谛:“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这已然是荷尔德林的中国版。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侧重古希腊文学中的崇高境界,周作人的审美情趣则在于东方式的柔婉如水。尼采会从酒神引发悲剧的诞生,周作人谈论喝酒,却相当婉约:“一口一口的吸,这的确是中国仅存的饮酒的艺术:干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酒神的酩酊大醉,固然阳刚气十足;然微醺,则是另一种饮酒的境界。适可而止,浅尝辄止,点到为止,诸如此类的中国成语,确实含有中庸的意思。但这又未尝不是一种意境。周作人虽然反对祖先崇拜、厌恶三从四德之类的伦理纲常,却并不排斥适可而止的中庸之道。这可能就是“半是儒家半释家”的意思所在。周作人抨击礼教的同时,也有如此感叹:“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中国生活的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非连酒字都不准说即是浸身在酒槽里,二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倘若周作人知道历史正在滑入先禁欲后纵欲的唯物主义时代,或许应该为自己能够生在清末、长于民国,感到些许庆幸。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被人发表之后,和者甚众,轰动一时。鲁迅因此发了一通感慨:“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这番感慨的最后几句,着实深刻;但最好留给多年以后审判周作人的蒋介石政府悉心领会,与和诗的群公无多相干。至于周作人的自寿诗,鲁迅也只读出其讽世之意,并不解其悲悯情怀。悲悯是一种了悟,也是一种心胸,更是一种宽容。这些境界,鲁迅都不曾抵达,遑论有所领略。悲悯的境界,是周作人小品之灵魂,却是鲁迅文章之短缺。

周作人论及茶食点心时的精致,并非全然李渔式的闲适。即便退一步论说,《闲情偶寄》中的津津乐道,也自有一番意蕴在其中。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广东籍美国华侨,论及毛泽东时代,突然脱口而出:中国人怎么会让一个只知道吃红烧肉的人统治了这么些年?倘若周作人听见如此素朴的言谈,没准会,微微一笑。文化的有无,根本不需要特意标榜;一如周作人的《关于苦茶》所言:“口渴了要喝水,水里照例泡进茶叶去,吃惯了就成了规矩,如此而已。对于茶有什么特别了解,赏识,哲学或主义么?这未必然。一定喜欢苦茶,非苦的不喝么?这也未必然。那么诗里为什么那么说,为什么又叫做庵名,岂不是假话么?那也未必然。今世虽不出家亦不打诳语。”

明白了饮食中的文化意蕴,就能读懂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为何如此论说日本人:“我们要规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柄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仿佛是生怕人们听不懂,周作人又特意阐释道:“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但把周作人视作汉奸的国人,依然没有听懂。倒是有个叫做片冈铁兵的日本文人,听懂了周作人在文章中对文化的自信,把周作人叫做“反动的文坛老作家。”因为在周作人心目中的国家,是以文化来定义的。而只要中国文化不会被灭亡,这个国家就永远不会有亡国之虞。蒙古人和满族人都先后入主中原,中国文化非但没有灭亡,入主者反而被同化了。因此,所谓亡国论,通常是把王朝和国家混为一谈的蒙昧。由此定罪汉奸,更是源自枭雄们角逐天下的需要。

中国式的定罪,通常是皇帝钦点,愚民欢呼。蒋介石的没有文化,与其说是体现在读不懂胡适,不如说更是体现在无知于周作人是怎么回事。蒋氏政府的判罪汉奸,与毛泽东随心所欲地宣布他人反革命,异曲同工。周作人的命运,不仅鲁迅有所预感,就是周作人自己,也早就怀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奈。对所置身的这个民族的了解和认知,周氏两兄弟的洞察力,不相上下。早在《再谈油炸鬼》一文中,周作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古罪人。故主和是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国人在战与和上面的思维定势和道德判断,归根结底在于思想的蒙昧。周作人完全明白个中原委,在同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我很反对思想奴隶统一化。”“秦桧的案,我认为都应该翻一下,稍微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础。”

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民族,必定与不懂宽容的专制政府长年作伴。而宽容的阙如,又必定不断地制造出愚昧的专横。苦住在如此一个残破的文化空间,能够存活已经不易,更何况想要恪守思想的自由。中国人的老于世故通常在于,要么做八面玲珑的奴才,要么做震摄天下的枭雄。夹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的心灵守护者,是最艰难,也是最尴尬的。由此可以想见,周作人的苦住,是什么样的涵义。由此也可以明白,周作人面对兄弟失和的难题时,向兄长表示了什么样的宽容。不管周氏兄弟失和的个中原委如何,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周作人写给鲁迅的那封信,谦和温良,雍容大度。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以这样的心胸,论说他人作品,至少不会有失公允。及至抵达至境,便是周作人于《志摩纪念》中这番话:“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迎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如此审美意趣,虽说也可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或者严羽的《沧浪诗话》中见到,但其空灵,其高远,既逮及庄子境界,又暗合中国最始源的无言文化。那种文化的审美方式,用高山流水般的相知,方可表达。

周作人的文学评论,虽非伯牙子期那样的绝响,却为一般评家难以比肩。论及中国白话散文,周作人在《志摩纪念》中如此写道:

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

用三种水果比喻三个流派,准确而隽永,清新又别致。这样的笔法,与李叔同抄写佛经的墨迹,庶几相类:柔柔地透出一种无言的空寂。其中,青果之喻,既是俞平伯和废名散文的形容,又可看作周作人的夫子自道。史家将俞平伯、废名和周作人归入同类,从风格上说是成立的。但是在境界上,周作人更加深邃高远。这就好比十九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群星灿烂,却又和而不同,并且还参差不齐。从成就高低而言,俞平伯、废名有类于德加、修拉,周作人好比凡高,虽然一者似水,一者如火。

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有时还可以加上林语堂,这一派散文,以闲适概括,有失粗疏。虽然林语堂本人倡言过“以闲适为格调”。从人生姿态上说,这是一群与世无争的文人雅士。从精神风貌上说,这是一群既不肯随波逐流又不愿争先恐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倘若说他们有所追求,那么无非追随自己的心境或自己的性情。他们既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流派,又是民国时代的一道人文景观。而周作人,是他们当中的灵魂人物。

周作人的文章,下笔远比鲁迅要轻淡,却比鲁迅更难真正读懂。这就好比参禅,明白的人,不说也明白;不明白的,怎么说也不明白。而周作人的苦住,比周作人的文章,更难领会。相比之下,胡适的人生选择,总是最能让人看懂的。日军进犯期间,胡适受命赴美,出任大使,极具抗日色彩从而无限风光;国共内战的结果行将揭晓之际,胡适毅然飞往台湾,避难。这让后来许多吃尽苦头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得不羡慕胡适有先见之明。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的苦住,每每与胡适的选择,反其道而行之。若说胡适的选择是一种明智,那么周作人就有愚笨之嫌。但要是周作人的苦住含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品质,那么,究竟谁更勇敢,就很难判断了。这里不妨援引一九三八年八月,胡适从伦敦写给周作人的一首白话诗: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第二年九月,周作人也写了一首白话诗回复胡适: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这两首诗相当生动地描绘了两个不同的新文化领袖,表达了他们所作出的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当然,以勇敢比喻周作人的苦住,并不确切。周作人的苦住不是基于勇气,而是出于无奈。然而,无奈之中,又自有一种定力在其中。对于一个在寺庙里修行的高僧,寺外的春夏秋冬,不过季节变换而已,并不影响心境的晦明。因为四季是自然的呼吸,就好比人有吐纳。这在苦住的周作人,定力则在于如如不动,不以朝代的变换为转移。江山易帜,或曰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于有功名心的士子,难免会激荡一番;但对于如老僧般苦住的周作人,好比寺门外的春夏秋冬。春天来了,不以为喜;秋天过了,不以为悲。倘若要说周作人的存在方式有什么高度的话,那么周作人之高,乃是高在低处。这是一种水的方式,与火正好相反。火焰向上,水往低处流。《古兰经》如此形容火焰:因为湿润而低垂。智慧如水。火焰的低垂,源自智慧的绽开。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选择火的方式,老子哲学如水。也正是存在的低处,决定了生存的低调。周作人一生苦住,如水注低。

周作人生存的人文环境,可以说是一朝不如一朝。清末民初,是最为明媚的年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便是北洋政府时期,也依然的亮丽。蒋介石执政,舞台灯光开始转暗,但天空依然明朗。日军侵占期间,空间自然更为缩小。及至国共内战以后,整个人文空间一下子陷入空前的昏暗。朔风底下的文化,犹如一片冰川。假设张岱处在周作人的位置上,日军进关之后,倘若真有《陶庵忆梦》自序中的血性,可能成为抗日英雄。国共内战爆发之后,张岱假如追随国府继续英勇,有望成为张灵甫第二。四九年以后,假如张岱不是像胡适那样飞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那就做定右派无疑。对比这样的假设,周作人的苦住,便可了然。清兵入关,周作人苦住;李自成进城,周作人依然苦住。倘若要找出这两种情境间的区别,无非在于:清兵入关之后,周作人还可以继续写作;而李自成进城以后,周作人只能埋头翻译了。

对于一班想要成为专家学者的人来说,翻译无疑是籍以晋升的学术成果;但对于周作人来说,从写作转为翻译,无疑于将自己活埋。而这,就是周作人的人生,周作人的结局。从五四时期的宣告“人的文学”,到五四以后的苦住,一直苦住到将自己活埋在数千万字的译作里。在一个文化冰川时代,可以想像,周作人是如何凭借译作的温馨取暖,徜徉在古希腊的文化天地里。周作人对人类文化的一往情深,全都倾注于逐字逐句的翻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文学大家,最后被一个没有悲悯的时代所埋葬。那个时代崇尚仇恨,崇尚阴谋诡计,崇尚践踏他人,崇尚谁都别想好好过日子。那个时代最瞧不起的,就是慈悲,就是怜悯。就像那个时代是所有中国人的宿命一样,周作人命中注定要被那个时代所活埋。周作人最后死在被红卫兵没完没了的批斗狂热中,死在那个被称之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疾病缠身的老人,只是想喝一口水,从床板上挣扎起身,一骨碌翻倒在床底下,再也没有爬起来。窗墙外,传来一声声义正词严的毛氏语录,间杂着鲁迅的些许名言。

从毛时代之后的文学解冻开始,迄今坎坎三十载,中国的文学是否回到了“人的文学”,尚未可知。可以肯定的只是,周作人那样的悲悯,不说绝响,也依然是异数。也许,鲁迅崇拜的狂热真正退潮之际,周作人式的悲悯才会逐渐让国人开始有所共鸣。那可能会成为中国白话文学走出中世纪般黑暗的第一步。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四巨中间,人文精神的灵魂人物,当是周作人。

就文学话语而言,周氏两兄弟分别开拓出了两种不同的话语传统。鲁迅以遵将令的方式,首创了匕首、投枪般锐利的杂文话语;周作人承明末小品、融西方人文精神,塑造了白话文学的悲悯品质。鲁迅的杂文传统,后来被注入了毛式斗争哲学,被奉为毛时代的文章圭臬。有时被当作互相攻击的双方,共同使用的武器;就像文革时代,你死我活的双方,全都高举毛氏语录。而周作人的悲悯传统,则被一场场没完没了的斗争作践得越来越暴虐的历史,悄然掩埋。直至八十年代以降,文学开始解冻之际,争先恐后地抢到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回首五四新文化,也只知争相扮演启蒙家,完全茫然于什么叫做谦卑和怜悯。那个年代为什么萨特最走红,因为那个法国人跟鲁迅有点相像。即便有人谈论卡夫卡,也不是因为对悲悯精神有所领略,而是卡夫卡小说很现代派,开启荒诞派文学的先河。等到有人想起周作人,即便写出其传记,依然茫然于周作人的人文底蕴,究竟在哪里。倘若回首自八十年代中期迄今的中国先锋文学写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最让人惊讶的,恐怕就是周作人传统的阙如。诗歌的时代强音叫做,我不相信。小说最流行的句子是,我是流氓我怕谁。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过一首白话诗,《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第一首杰作。殊不知,此诗所描写的那条小河,恰好成了周作人命运的象征。周作人的文学传统,就像那条小河一样,被一道石堰死死地挡住。一语成谶,一诗也同样可以成谶。假如有人问道,那道石堰筑在哪里?那么回答应该是:筑在许多中国人的心里。当人人心里装满了毛式话语和鲁迅杂文,那么周作人的那条小河,只能在天边外远远地徘徊。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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