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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三十二)

章梁并称的另一层意思在于,彼此全都正气凛然,高风亮节;公心私德,无可挑剔。梁启超虽然在政治上温和,在文章里却披坚执锐,一往无前;酣畅淋漓之际,索性把小说也当作改造社会的革命手段。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士林领袖,梁启超又有着人情味十足的一面。一篇短短的悼亡之作,声情并茂,一展男儿柔肠:“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将扶之。”如此琴瑟之合,唯有章太炎与汤国黎的相濡以沫,方可媲美。

梁启超一生固然精彩纷呈,章太炎其人更具传奇色彩。章氏性情,远溯汉末党锢英豪。《苏报案》发,章氏当门而立,朝着巡捕自指其鼻:“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袁世凯称帝,章太炎拍案而起,以袁氏所赐之大勋章作坠,摇着折扇,上门痛诋。章氏思路,颇有顾炎武之遗风;其学术成就,更是惟有过之,绝无逊色。章氏政论,影响卓著。尤其那篇举世闻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义正词严,掷地有声。提及清廷文字狱,章氏奋笔疾书:“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针对康有为自承天命,章氏一语道破:“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

梁启超文章,通俗明快,文采斐然。章太炎行文艰涩,不修边幅。如“况于廷杖虽除”一语,下半句理当是“诗案史祸尤毒”,章氏却拖拖沓沓地用了三句完成,还不无累赘地“较诸廷杖”。以下的历数文狱,也不必那么重重叠叠。然则章文的凛然之气,却并不因此有所损减。梁氏时文,蓬蓬勃勃,充满青春气息;章氏政论,愤懑激越,一派侠骨嶙峋。同样的激情,在梁启超被诉诸对未来的憧憬,在章太炎则全然刑天舞戚。倘若说,梁文洋溢才华,那么章文则是风骨傲人。

在章太炎文章的景深处,可以影影绰绰地读出的,既有明末清初的士子遗恨,又有历次文字狱的斑斑血泪,更有光复会诸子的行侠风采。清末民初那场翻天覆地的剧变之中,最有历史价值的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努力,最具人文底蕴的则是光复会诸子的铮铮侠骨。这股生气勃勃的历史承传,不止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之流,也不止可以追溯到汉末党锢精英诸如陈蕃李膺杜密范滂之辈,最远可以上溯到《山海经》里的一个个民族神话人物。倘若可以将中国文化分作经由言语文字承传的有形文化和不经言传而直接诉诸生命本身的无形文化,那么《山海经》所呈示的人文秉赋,并不见诸历代文史的各种言说,而是见诸一个个活泼泼的传奇人物。这些人物通常是被史家所修的历史边缘化的,但又总是会在不同的历史关头,出现在不同的场景里。研究中国文化的一大困境在于,其最深邃的人文底蕴,恰好是无言的。而那些最富人文意味的人物,又总是被边缘化的。伫立于清末民初的革命景致,也同样如此。其最为亮丽的风景,无疑是光复会志士徐锡麟、秋瑾的慷慨赴义。然而,由于光复会诸子不以孙文为然,即便悲壮如斯,也被淡化于几近无形。其间最为荒唐的是,那个杀害陶成章的刺客蒋中正,竟然会摇身一变,成为民国领袖。蒋氏当道,挥动白手套四处检阅之际,谁也看不见那上面所沾有的陶氏鲜血。以后的史家,无论是提及光复会还是提及陶成章,全都轻轻一笔带过,然后将笔墨倾注在孙文或者蒋中正身上,以示历史眼光的如何深刻。写历史的诸公向来只关注赢家或者曰之胜利者,从而导致人们之于历史的阅读,很难读出其无言的人文底蕴。然而,当人们想要检视这段历史的精神光谱时,却不得不直面由光复会诸子所呈现的那道最为耀眼的人文之光。其亮丽,其高洁,不要说蒋中正,就是孙文,都相形失色。甚至连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都在他们这些江浙同乡的光照之下显得苍白。在江浙士子争先恐后地赴汤蹈火之际,周氏兄弟却安之如素;借用一句毛氏语录: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就其精神谱系而言,光复会诸子意味着最为本真的中国文化底蕴。那样的底蕴,不是读书读出来的,而是生命本身的底气所在。具有如此底蕴的士子,一般不会轻易受到什么文字的影响。因此,章太炎的著述,既不为儒家话语左右,也不被马克思主义之类的时髦思潮搅动。一旦论及学术流派,章氏并无门户之见,自然而然地秉公执言。比如在《清儒》篇什中论及章氏承传的古文经学,章太炎如是持平而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至于光复会诸子中的另一位学者蔡元培,其开创北大一代学风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方针,更是世人皆知。自由,乃是光复会诸子所体现的精神底蕴之中,最为核心也最为瞩目的内容。这种自由气质,在《山海经》里乃诸神风貌,在先秦时代,见诸老聃庄周墨翟杨朱;汉末党锢,李膺范滂;魏晋时代,嵇康阮籍。及至清末民初,便是徐锡麟、秋瑾、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等一干光复会诸子。无论在他们用生命谱写的事迹中,还是在他们的诗文和著述里,既没有历代儒生儒臣被孔儒道德驯养而成的奴相,也没有孔孟话语一旦自以为是起来会忍不住显露的霸道。

孔孟之道,宋明理学,似乎是清末民初的历史转换之际,中国知识分子很难绕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反对还是维护,都不得不涉及。究其原因,并非由于孔儒及其理学如何深刻,而是因为整个儒家话语正在落入一个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所以成了各方人物互相争论的话题。

一种思想、或者一种话语的生命力,与其说在于历史的需要,不如说在于生命的底蕴。由于生命和宇宙间的对称性,思想的存在意味,通常会经由普世价值得以体现。但这绝不等于说,人类思想具有什么公约性,从而可以被什么逻辑什么理性什么主义什么伟大思想所统一。就思想的定义而言,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这具体到各个民族的文化深层结构,虽然都有自己的精神特征,就像每个具体的个人,都有各自相异的个性和秉赋,但不可能只有一种思想。孔孟话语乃是先秦诸子当中的一子。这一子之所以能够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坐大,并非因为是体现了民族精神的缘故,而是因为中国的历史陷入了专制王朝走马灯似的恶性循环。

王国维论说的商周之交,确实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转折。那样的转折不仅在于政治制度,伦理秩序和道德观念,同时也在于历史书写本身。由于周公建制并非理直气壮,不仅遭到殷商遗民及其领袖武庚的拼死反抗,而且遭到同胞兄弟的激烈反对,姬旦内心深处其实相当胆怯。一场血腥的屠杀之后,中央集权专制终于成形。周公一面发布一个接一个的诰令,一面悄悄删改史官的记载。后人读到的《尚书》篇什,满目周室诸公的史迹,而商周之交的另一方,殷商君臣的言行,却十分鲜见。至于有关反抗周公的武庚以及站在周公对立面的管叔蔡叔等等,更是成了被镇压掉的影子,在史书里没有任何声响。上古的历史记载本来就十分稀少,再加上人为的删除,有周之前的中国历史几乎如同亚特兰提斯一般沉没了。这可能是陈寅恪之所以仅止于中古而在上古史跟前驻足的原因,也是钱玄同和顾颉刚缘何那么激烈地疑古的由来。因为有周之前的那段上古历史,几乎成了听凭孔儒讲说的历史;其阅读性和可信度,全都非常有限。

但即便从这有限的上古阅读之中,人们都可以发现,孔孟话语并非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而是周公建制的一个历史回应。这就好比希腊民族的灵魂写照,并不见诸柏拉图的著述,而是见诸希腊神话。即便是荷马史诗,也比柏拉图著述更加具有始源的民族精神意味。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苏格拉底之死的反弹。这一反弹既是柏拉图对其师苏格拉底的忠心耿耿之追悼,又是柏拉图对其师苏格拉底的某种误读。苏格拉底虽然一厢情愿地希望所有的希腊人都能具备圣贤般的品性,但苏格拉底却并没有要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欲念。然而,这样的情形在孔子正好相反,孔子非但没有误读周公姬旦及其建制,而且深谙姬旦“尊尊亲亲”之真谛:人人生而不平等。君臣之间,父子之间,男女之间,都得有尊卑,有等级,有秩序。不遵守这种等级秩序的个人,在孔孟眼里有如无法无天的禽兽。孔孟话语表面上是劝王为善,骨子里却是驯民为顺,有如将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畜家禽。在姬家父子通过战争将集权专制强加给华夏民族之后,孔子为这样的专制提供了相应的话语体系、伦理纲常、道德观念。斯宾格勒曾经将俄罗斯在欧洲文化影响之下形成的社会形态及其文化风尚称之为伪形文化;而与此相似的伪形文化之于中国历史,则早在商周之交过后,就已经通过孔孟话语悄然生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如罗马总督之于耶稣基督的迫害,非但没有制止孔儒的传播,反而使儒家话语经由血祭而在历史上凝固起来。此后,汉儒也罢,宋儒也罢,都成了儒家走向定于一尊的历史标记。

随着王朝专制的循环而存活的孔孟话语,自然会随着王朝专制的走向终结而式微。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这样的式微并非起自清末明初,而是始于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诸子提倡贵创、博证、致用,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梁启超尤其看重乾嘉士子戴震之于宋明理学的抨击,称赞“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这与胡适对戴震的盛赞,不谋而合:“戴震是反抗这种排斥人欲的礼教的第一个人。”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针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一说,指出:“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法救矣!”戴震之于宋儒的批判,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先声。

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在思想程度上远比戴东原激进,在学术上并没有多少新的突破。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学术,而在于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这是继王朝专制结束之后的又一划时代转折:中国人第一次在孔儒话语面前站立起来,从而在观念上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诸如以男女平等代替男尊女卑,以恋爱自由结束包办婚姻,以个性解放摒弃三纲五常。科学的提倡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民主的呼唤致使专制不再理直气壮。虽然还无法一步抵达人人生而平等,但对种种不平等的揭示,却已然成为时代潮流。必须指出的是,其时,自由仅仅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理念,新文化诸子还没有意识到什么是中国文化中的自由传统,一如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产生孔儒话语的历史语境,还不能分清老子和孔子究竟相异于何处。相对于后来的历史进程,新文化诸子又太过茫然于人权意识,不懂得民主的前提,不是政府的好坏,而在于自由的有无。在人权意识上的这种盲点,既导致鲁迅式的批判,为毛泽东话语的登场提供了方便;又造成终生坚持民主理念的胡适,会时不时地跟蒋介石握手言欢。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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