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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供养了一个超大的政府

据学者任剑涛说,现在中国政府的规模太大,养的公务员有900万左右,而吃财政饭的有4500万左右,编制外要由财政拨款负责收费来养那就更庞大。所以,要想真正减轻个人和企业的负担,必须要下重功夫的缩减吃财政饭的人口。

我在莫干山会议上发言时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创造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究竟能供养多大的一个政府?当时有一位老学者,是发改委已经退休了的一个所长,原来在南开大学,我发言过程当中他就说好,这个问题很少有人去研究,但实际上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可以算出来未来十年中国的GDP的走势,有乐观派有悲观派,我们折中应该也差不多。创造这么多财富,究竟能够供养多大一个政府,应该供养多少公务员,配多少辆车,然后固定资产投资应该投入多少,这都是可以测算出来的。但是,这一块好像没有人研究。我们现在吃财政饭的人达到4500万,一年一个人的人头费,平均下来一万,就是4500亿,再加上编制外要由财政拨款负责收费来养的人,大概是多少钱。

我们现在的GDP每年的财政收入,应该是十几万亿,我们养一个政府,吃财政饭的人,包括军队,包括事业单位的人,至少是一两万亿,就是占十几分之一这样一个比例。还有一个就是你养这么大的一个政府,它做什么?有的人会拿出来数据来说美国政府养人也不少,美国的公务员数量比我们还多。但是他好像是把美国政府的勤务人员都算在内了。美国政府是更多的是一个提供服务的机构,它不会养活那么多吃闲饭的人。像我们有的党办机构,宣传机构,它那儿没有,而且它也没有党务机构。美国纳税人是不负责供养一个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没有这个责任。我们这里有一个庞大的党组织,有8000万党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吃财政饭的。

粗粗算帐,就可以看出,我们供养的仍然是一个超大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有很多的机构,它跟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它是一个属于消耗性的支出结构。咱们用一个词叫吃财政饭。它没有别的价值,它就是吃饭来的,这种人养活太多了,所以中国纳税人不堪重负。

它会造成整个社会效率的低下,政府应该大力精简。朱镕基时代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办机构裁减一半下去,当时已经是第五次,第六次机构改革了,前几次都没有成功,那一次是破釜沉舟,最后一次机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但实际上最后也没真裁减下去。一边裁减,机构还在一边扩大,现在的机构比那个时候还要大。耗费的资财还要多,而且在施政的过程当中,它也是很奢侈,很浪费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政府的机关大楼盖得最好,而且盖起来的楼哪一点不称领导的心,把它敲掉重来,天津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天津最好的医院叫总医院,有面墙是刚刚建起来,上面有一些浮雕,某位市领导来了以后非常不满意,说怎么弄成这样,把它敲掉重来。结果就敲掉,增加了很大一块建筑成本。

所以,它是一个奢侈浪费的政府,而不是节俭型的政府。它养活这么多的人。我们的预算法当中有勤俭节约这个词,实际上是个口号。政府征了企业和我们个人这么多的税,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但仍然供养不了一个规模庞大政府。大家仍然觉得钱不够用,到处都觉得缺钱,等到经济增长一下来了,突然发现政府太大了,我们在GDP没那么高了,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还养活不了这样一个政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要节俭自己的财政支出,节俭自己对财富的耗费。

可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才可以解决,这超出了经济的范畴了,政府要做减法。比如现在讲的新供给,供给侧。供给侧的特点其实就是做减法,给企业以更大的投资和创业的空间,给它更多的自由,然后要大规模的减税,为了减税,政府就得要缩减自己的职责、职能和规模,来为减税腾出空间来,要不从哪儿减呢,怎么减得下来?中国政府多少年都是做加法,都是使自己处于扩张状态,它怎么突然转向了一个供给学派,然后做减法?

到目前来说,我还不知道,能不能真正的做减法,这个咱们还需要观察,我本人不是抱很乐观的态度,因为运行的这个体制就不是这样的,要做这么大的一个转型,它得有一些根据,要不有些事你就不管了,有些领域你退出了,或者说政府的规模就裁减了,你不要养活那么多人了。现在,裁军也在进行,我不知道未来这个供给侧的改革重点是什么,如果是做减法的话,那现在还没看出来。总的来说,确实应该减小政府的规模,削减耗费社会资财的总量,要不然民众养不起这样的政府。

三公消费有人说是9000亿,这个数也说不清楚,因为在会计科目上头,没有这三公这一说。三公本身就是个民间说法,它不是专业的说法,而且三公本身是不违法的,我们现在批评它,应该只是说它过大,比如说,现在一个部委有多少辆车,有多少人,有多少设备,占了多少间房间什么的,这些都是有数据可言。但问题它应该是多少,人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一个参照系。比如说卫生部应该派多少辆车,谁知道?它现在有多少人,办多大的事,它应该有多少车,没有一个基础数字,然后就给它公开了,那你公开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比照。

香港特首有个司长,他们叫财爷,财爷每年要拿出三个月的时间来公布预算,他亲自出去,到工厂到企业到机关到学校,一点一点的去解释他那个预算,为什么这样来编制。在立法会审批之前,他要做三个月的公开,这个公开它绝不只是数字,都是公开到项目,这笔钱究竟干什么去了,究竟是造桥了还是铺路了,还是办学校了,它那个数字都是变成了具体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可以参与。但这条路应该不应该在这修,这个桥应不应该在这加,那人们就可以说话了,因为在这个地方修一座桥,这儿没有多少人,应该有更需要的地方。我们就是缺少这种公共选择机制,大家没有参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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