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七九年，王之春奉南洋大臣沈葆桢之命到日本考察。在旅途上，他这样写道：“我朝威灵震，一道同风，受万国之共球，萃涂山之玉帛，聘文之使联翩而赋皇华者几于无远弗届焉。盖中天运会所开，初非秦皇汉武徒逞远略者所可同年语也。”王之春的感慨是士人阶层、官僚系统的普遍情绪。
不到二十年前，人们普遍认定清王朝即将崩溃。英法联军烧掉了圆明园，皇帝在承德驾崩，留下两位年轻的太后辅佐一位幼儿天子；太平天国牢牢占据了南中国，并发动了一场差点夺取北京的北伐。但如今，内乱早已荡平，总理衙门稳妥地处理着与外来者的关系，新一代地方领导者的表现令人赞叹——他们恢复了江南的生产，镇压了西北的分裂力量，还开始了一场洋务运动。帝国似乎再次恢复了平稳，士大夫开始匆匆为它贴上“同治中兴”的标签，相信这个时代堪与周宣王、汉光武帝与唐肃宗的时代相比，它们都战胜或至少终止了衰落的趋势。
一些西方观察者则发现，这个古老国家甚至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趋向的兆头：探究在以前会被认为不屑一顾的事情的原由”，他们也相信，只要顺着目前的方向，“这个国家地大物博、人民勤劳节俭，只要政府强大，既有力量制止内乱，又能维持和平，就会成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
王之春口中的“中天运会”没能持续多久，仅仅十五年后，中日战争把美梦惊醒了。
过去几年中，你从中国的官方媒体、公共情绪里，一定也听到了王之春式的自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千年盛世”，或是西方人创造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这些言辞是否像是另一次“同治中兴”？
邓小平的改革是从一场危机中开始的。在一场令世界历史黯然失色的“自我毁灭”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正常年代。他重建了与世界的联系、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国家从社会生活中逐渐退出。中国社会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它变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生产与消费机器。中国再次震惊了世界。乐观再一次情绪涌来，人们觉得中国不仅是中兴，而且要领导世界。
但很有可能，中国再度被“成功”击垮了。
在空气中洋溢着自满时，中国也正在丢掉所有令它成功的因素。它关上了对外学习的大门，以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示人；它忘记了市场经济才是发展的动力，拼命地扩张国有企业；它忘记了自由思想、个人的创造力才是创造的源头，要再度控制教育、用党化宣传塑造年轻一代；它忘记了分散权力，才会带来社会的和谐、才会激发人们的同情与自主，通过官僚机构来推动社会变革只是导向失败；它忘记了因为信息公开、自我批评，才塑造了改革的黄金时代，要用“和谐”的名义扼杀不同的声音……一场全面性的危机业已浮现。
二
这本小书不是“盛世危言”，也不是感慨历史惯性的无情（尽管有时它的确如此），而是有关于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这其中充满了幻象和自我欺骗。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被认定是历史的新动力，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模式。人类的记忆总是短暂的，常常通过遗忘过去来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昔日的陈辞滥调经常再次变成意义重大的启示录。除去晚清的历史，我还频繁（或许过于频繁）地列举了苏联、德国、日本、美国的例证，期望用它们来表明，中国的经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独特，它的内在困境很可能吞噬掉表面的繁盛。
在历史中的很多时刻，我们都曾公开赞扬邪恶的力量，被规模与实力所震慑，忘记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的重要性，中国不过是最近的一个例证。这也是这本书题目的源头，它借自法国作家Jean Francois Revel同名作品，他曾用此来形容法国知识分子对于苏联模式的崇拜。对于此刻的中国，极权所诱惑的对象不仅是那些崇拜高经济增长的外来者，也包括中国人自己——人们越是对生活缺乏信心，越是感到危险无处不在，就越是渴望强有力的领导人、无所不管的体制。“极权”这个词语或许并不准确，中国已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全面性压制，但在本质上，这个政权从未真正改变。
它称不上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书，由十篇左右的长文章构成。它触及到中国形象的变化、审查制度、社会心理与一些个人的反抗者的故事。在过去的十年中，两个中国故事在同时发生。在国际舞台上，它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帝国，而在国内，则是一个重新国家化的过程，社会的独立空间、个人的独立性、市场和技术所带来的短暂自由，再度被国家权力所吞噬，社会的创造力和热情，被消耗和扭曲。在很多方面，中国已变得像一头不知魇足的怪兽——进步的信念、专制的扭曲、资本主义、工业化、信息化，对资源的灾难性掠夺，眼花缭乱的技术发明，造成了一种燥热、贪婪、物质主义、丑陋的文化。
中国历史的漫长与复杂，令各种变化叠加式地发生，前现代与后现代因素不分彼此的融合在一起，它带来价值系统的错乱，也增加我们理解中国的难度。我的情绪也受此影响。W•H•奥登曾写道：“攻击劣书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对品性不利”。很遗憾，我没有遵从诗人的教导，这本小书中充斥着对种种劣书的攻击，我没能克制自己的不安与愤怒。
（本文为许知远著《极权的诱惑》序言，台湾八旗文化，2010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