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因演员张铁林变身活佛“白玛铁林”而引发假活佛丑闻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著名藏学家降边嘉措终于忍无可忍，接连发表了两篇网络文章，点名批评长期主管宗教政策的前宗教事务局长叶小文和主管西藏政策的前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指出藏传佛教和西藏问题上的“乱象丛生，事件不断”，这两个人是罪魁祸首。降边嘉措的文章虽然不能在主流平面和网络媒体上发表，却在藏人和藏传佛教界引起不小震动。这是继第一位藏族共产党人平措汪杰之后，又一位德高望重的藏人老干部老学者呼吁国家反思和检查现行宗教和西藏政策。
朱维群和叶小文
叶小文有一句名言：“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我和维群、斯塔三个人制定的，得到中央的赞成和支持。”熟悉中共对干部公开表现要求的人都知道，中共一向要求关键岗位的干部行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行为浮躁的人在仕途上是通不过组织部门这一关的。负责国家宗教政策的人，要怎样的自信和狂妄，才能说得出叶小文这种言论？他和朱维群，到底是什么人？
根据网上资料，朱维群出生于一九四七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后就读中国社科院和《人民日报》合办的新闻研究生。他在一九九八年就担任了中共统战部副部长，二〇〇六年升任正部长级的常务副部长。直至二〇一三年，针对越南共产党允许党员信教，朱维群撰文宣布，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他长期主管中共西藏统战政策，其特点就是左，左得完全不讲理。在藏区，民族关系和干群关系出了任何事情，就由朱维群出面，把一切责任推到“境外分裂势力”头上，然后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污蔑和咒骂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他把“藏独”作为一个标签、一顶帽子、一个借口，凡是要求公开藏区真相，主张反思现行政策，主张对话与和谐的人，一概贴上“藏独”的帽子，祭出“维稳”的杀器。在西藏问题上，多年来只有极左派在跳，没有理性的声音，这和舆论控制所造成的寒蝉效应有关。
叶小文生于一九五〇年，是所谓老三届人，下过乡、当过兵，作为工农兵学员就读于贵州大学哲学系，后结业于贵州省社科院研究生班哲学专业。一九八五年他被任命为贵州团委书记，十年后就出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即后来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就是这样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为专业学术背景的人，多年来掌管中国的宗教政策。
这两个人，在意识形态和公开言论上是不折不扣的马列原教旨主义者，在官场和仕途上却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知道把藏区形势弄得越紧张越有利于他们向国家伸手要资源，有利于他们抓权弄权。正如降边嘉措指出的，藏区事件不断危机四伏，这两个人要负主要的直接责任。中国现在实行的“活佛证”制度，就是他们给自己创造出来的又一个权柄，他们用来打击别人，同时为自己捞利益。
活佛证制度错得荒唐
“活佛证”是中共针对藏传佛教而实行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规定，只有获得国家颁发的活佛证，才算是合法的活佛。是不是活佛，不是佛教僧团说了算，而是由这些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者把持的权力部门说了算。然而，这项人为创制出来的制度，从头就是讲不通的。
“活佛”的说法，是汉人对藏传佛教的一种误读。在藏文化和藏传佛教中，本没有“活佛”的说法。达赖喇嘛尊者说过，他不是活着的佛，他只是一个僧人。藏传佛教相信“转世”，这一信仰基于古印度佛教对“意识”之本质的认识，认为意识是流动而不灭的。事实上，汉传佛教中也有类似的信仰，只是藏传佛教将这种观念落实到了寺院僧团的传承中，成为一种体制。在藏传佛教寺院传统中，高僧转世称为“祖古”，这是古印度梵文的音译，原意是“化身”。
修行高深的藏传佛教僧侣，在圆寂之后，出于利他的动机，选择再回人间，以利益众生，这就是转世，成为“祖古”，这样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成为一种传承。
在现实生活中，藏人信众称“祖古”为“仁波切”，原意是“珍宝”，即宝贵的上师，受尊重的有很高修行成就的人。“祖古”是一种必须经过甄选和认定的身份，而仁波切是民众对高僧大德的称呼。所以，仁波切也可以用来称呼神圣而宝贵的自然或宗教物，如西藏三大神山之首的冈仁波切，大昭寺的释迦摩尼佛像也被称为仁波切。现在，“祖古”都被称呼为“仁波切”，但是“仁波切”这个称呼并不意味着一定是“祖古”。
我在藏人社区的经历中，当人们向我介绍一位仁波切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位“祖古”，是某一位高僧的转世。仁波切一般都要从入寺院学佛开始，在一位或几位上师的指导下，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苦读、背诵、辩经，考试合格，成就为高僧。浩翰而精深的藏文化，主要就是这样经一代一代僧侣而得到保存和传承的。
仁波切并不一定是终身僧侣。有些祖古从获得认证而在寺院学佛开始，成年后决定还俗，脱下袈裟而成为在家居士，此后他就不再有宗教身份，却仍然被尊称为仁波切。可见仁波切并不是一个宗教身份或宗教称呼。可是，脱下袈裟的仁波切和他原来的信众之间，仍然有着超越性的精神联系，他仍然受到信众的拥戴，仍然必须履行他作为精神指导者的责任，他仍然要关怀和照管他的民众。民众有了困难和问题，仍然要从他那里寻求帮助和解决。在原来的寺院里，仍然保留着他作为“祖古”的法座和居所，在他去世之后，寺院将找到他的转世，继续这一“祖古”的传承。
由此可见，藏传佛教的“祖古”体制是寺院及佛教信仰高度组织化的一部分。每一个“祖古”或“仁波切”，通常要经过比他高一级的寺院和上师认证，在上师的指导下经过几十年学佛和修行，才能成就一位高僧。藏地佛教有自己的传统，有成熟的规矩。
然而，自从中共进入藏区，先是毁寺灭佛，然后是把佛教寺院当成旅游的经济资源，现在更是让两个马列原教旨主义者以国家的名义强行干预寺院，创制出莫名其妙的“活佛证”制度，汉区假活佛遍地的现象，就是政治权力泛滥，干涉宗教，原有宗教体制遭受压制，僧侣受到迫害的结果。
错误的宗教政策没有出路
降边嘉措批评朱、叶的文章发表后，藏人反应热烈，而官方刻意冷处理。一月十八日，新华社特地报道，所谓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正式上线。这似乎意味着，中国高层仍然要保朱、叶过关，不考虑对现行政策进行反思。活佛查询系统的网页是一个制作粗糙而怪异的东西。查询所谓“活佛”，先要过手机验证这一道手续，而且必须是国内的手机号。由于手机是实名制登记的，这就意味着查询也是实名制的。官方将掌握所有试图查询活佛的人，这个系统就活像一个钓饵、一个陷阱。这个系统的数据库，含有获得活佛证的八百七十位“境内活佛”，还不包括四川藏区的活佛。这个系统与其说是藏传佛教的活佛数据库，不如说是朱、叶等人权势范围的证明。
在达赖喇嘛的指引下，藏传佛教正在向全世界传播，正在适应现代社会。而在境内藏区，在朱、叶这样的左棍肆意操弄下，现行的宗教政策没有出路，活佛证制度是一个样板，这种倒行逆施不可能长久。
《动向》2016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