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礼堂，1930年。
偶尔看到一位南京大学的学生写的校内日志，读来叫人心酸：
——1956年，北大北师大成为全国重点大学时，这所学校不是重点大学。这所大学的老校长在国家教委门前的雪地里坐了一夜，才侥幸与北大北师大一起办起了研究生院。
——霍金访华的时候没有去过这所大学，尽管他的论文中曾经数十次引用过这所大学天文、物理系发表在《science》、《nature》上的论文。
——这所大学的学生不能确定自己的母校是不是被国人尊敬。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风雪交加的元旦之夜。先校长曲钦岳先生在校广播里致新年贺词和辞职声明：“国家对教育口惠而实不至，我已身心疲惫，万难继续校长的工作。”学校的党委书记因为全校帐上只剩下5万块钱，不得不四处借款给老师发工资。
——这所学校20年前动工兴建的新校区到现在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用建筑工棚组成的阅览室。新校区里的很多建筑和景观都是历届师生义务劳动建设起来的，里面的一草一木，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
上面说的这所大学就是南京大学，我的母校。她曾经是民国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这就是她的原罪。（此处引用时对原文作了压缩）
“这就是她的原罪”——正是帖子中的这句话引发了我对国立中央大学的兴趣。当了解了她的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之后才明白，原来她才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最高学府！
一、罗家伦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后指出：大学应该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名副其实的中国最高学府。
这里说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而不是民国时期，是因为民国时期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北洋政府时期，首都为北京；后期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首都为南京。前期中国的最高学府应当是北京大学，后期的中国最高学府才是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的近代校史肇始于1902年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大学几次更名。前身主流意见为南京东南大学，建校历史一般从1915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算起。南京东南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张謇、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等人士上书教育部后建立的。当时她是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的著名综合性大学。司徒雷登曾称称其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学府。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6月，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并入原由该校衍生的河海工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和江苏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及江苏境内四所公立专门学校，在首都南京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5月16日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整个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中规模最大、系科设置最全的大学。
如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创建国立中央大学的关键人物是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浙江省绍兴人。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等人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历史，又转往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翌年参加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党务学校代理教育长。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遭日军惨杀。罗家伦时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蔡为外交处长），受命与日军的师团长交涉，其胆识为世人所称道。三个月后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时，被任命为首任校长，时年仅31岁。1932年，罗家伦35岁时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至1941年去职，任职长达10年之久。这10年，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而罗氏便是这一时期中央大学整顿和发展的总设计师。
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此时的中央大学是一个烂摊子。因为经费及学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长，以致校政无人，陷于混乱。最高当局甚为震怒，为此一度解散了中央大学，教育部派员接收中大，教员予以解聘，学生听候甄别。罗家伦原本不想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无奈前任中央大学校长、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一再登门力劝，“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相责”，出于爱国心，罗“不忍在国难期间，漠视艰危而不顾”，于是抱定“个人牺牲非所当惜”的勇气，挑起了这副千斤重担。
罗家伦能够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同时也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济南“五三”惨案善后处理中的个人魅力乃至其独特的留学经历有关。这样的校长易为学生所接受。于是，中大的“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而告平息。
罗是天生的大学校长。1932年10月11日，上任伊始的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题目为“中央大学之使命”。他认为，“创立一个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责任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的”；他由此提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他长校中大，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他为中大设立的目标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这些国立大学里的一流大学。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他以柏林大学为例，当日耳曼民族受到拿破仑的军事挤压时，一代学者积极配合政治改革，再造民族精神，贡献綦大而影响深远。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
他为国立中央大学撰写的校歌歌词为：“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并从歌词中取出“诚朴雄伟”四字作为新学风。“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作无目的的散漫动作，守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地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力避纤巧浮华，反对拿学问充门面，“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就是无惧无畏的气魄，改变中华民族柔弱委靡的颓状，善养吾浩然正气，男子要有雄风，女生须无病态；“伟”，就是伟大崇高，力避门户之见，敢做大事，能成大器。“诚朴雄伟”后来被定为中央大学的校训。
适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罗家伦激励中央大学师生学习柏林大学前辈，“建立有机的民族文化”，葆有独立精神，复兴中华民族。要引导师生回归到学术中去，校纪就不可松驰，为此他采取四项措施：一是“闹学潮就开除”，二是“锁校门主义”，三是“大起图书馆”，四是“把学校搬到郊外”。罗家伦本身是五四学运领袖，靠闹学潮起家，现在却反对学生闹学潮，且措施极为强硬，这恐怕是他对学潮的反思所致。此举确实耐人寻味。这让人想起五四运动时蔡元培对学运的态度。蔡元培对于学生运动一向抱有“成见”，所以五四刚过，立即请辞北大校长。因为他预见到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已经难于走上“研究高深学问”的道路了：“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就难以满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蔡氏对于学生运动自有一种难言之隐，既同情，也不满。罗家伦现在反对学生闹学潮，与蔡元培自有一致处，不过他比他的老师更强硬。其中的是非当另作别论，但在由于学潮等原因四年之中已五易校长的中大，也确是“安定”学校局面的必要之举。
由于创办世界一流大学非同寻常的自我期许，罗家伦自然将学校的师资聘任和学科调整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
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第一要务是聘人。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延聘师资。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它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就聘人问题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对此看得最为清楚：“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罗家伦自然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后来于1941年挂冠而去，即与此有关。罗家伦的知交方东美教授这样说过，罗为了严格聘任中央大学的教师，不降格以求，往往无视一些党政上层人士的情面，推却和婉拒了不少内部介绍，以致得罪了一些人。处在和平时期尚能相安无事，而到了战时便不免要寻找借口为难罗氏，其中主要是在经费方面施压，罗无奈只得挂冠求去了。
罗家伦重师，还体现在对教师切身利益的关心上。当时公教人员断薪是司空见惯的事。可罗家伦为了解除教职员的后顾之忧，在经费吃紧，时有短缺的情况下，总是极力维持定期发薪，绝不拖欠。即使挪用其他款项，也毫不含糊。这在内忧外患之际，实属不易，这也因此提高了中大的向心力，是中大成为群英荟萃之地。1933年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余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如留美的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荣，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日的物理博士罗宗洛；留学法国、授业于居里夫人的物理博士施士元，地理博士胡焕庸和王益崖等，以及前清华大学教授胡坤院、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朱庭祜和早在南高师就任过教授的张其昀等。另有德籍物理、化学教授各1人。此外，在此前后被罗家伦选聘为教授的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艺术大师徐悲鸿，诗人、美学家宗白华，农学家梁希、金善宝，天文学家张钰哲，医学家蔡翘，建筑学家刘敦桢和杨廷宝等。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文科出身的大学校长，罗家伦却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理工学科放在优先配置的考量之中。方东美回忆说：“志希是学文科的，他虽然写过《科学与玄学》的论文，但是他的科学也只是玄学式的科学，对真正的自然科学，他不会有很深的了解的。但是凡有新型的学术会议，他无有不到的，而且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退席。当时我就笑他不务正业，校长该办的公事有多忙，哪有这许多时间来参加这些外行的会议。他回答我说：‘这你就不了解了。学问之事是个人的事体，可以很专门，但是在学术会议上，这些专家学者必须把他们的专门之学，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来使人懂，而不会乱说话的。譬如弹道学，我完全是外行，但是我听了弹道专家的讲演，他用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专门之学，我听了之后，至少可以抓住他的见解之要点。我认为这是一位做教授的人的首要本领。教授必须要有学问，同时要能表达，这样才能领导学生。所以，我对这样的学术会议，绝不放过。无论我对这些学问是如何的外行，没有退过一次席。我的目的是在为中大求师。’就因为志希如此用心地访求人才，他请到了北洋大学出身、后来留美成绩都极优异的卢孝侯（即卢恩绪）为工学院院长，卢在工学院教学的成绩也是最好的。”
罗家伦办中大，虽然师承蔡元培，但他并不沿袭蔡元培重文理、轻实科的做法。中央大学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8个学院。由于1932年将设于上海的商、医二学院划出，因此，中大实设6个学院。罗家伦掌校后，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院系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鉴于国难深重、国内航空事业近于空白这种状况，罗电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科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自动工程研究班（后改为机械特别研究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1935年，考虑到当时中国亟需医务人才，再度创办了医学院。形成了中大七院的格局。后来，又先后添设或恢复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组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尤其是1938年，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的同时，又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和公民教育7系。从此，中央大学以7院40余科的规模成为当时中国高校之最。
为了繁荣学术和促进高深学问的研究，在罗家伦的倡导下，中大创办了两种学术刊物。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丛刊”，登载专门研究之著述，分为《文艺丛刊》、《社会科学丛刊》、《教育丛刊》和《农业丛刊》；另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专篇”，对于特别有价值的著作，专印成册。同时，为了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罗家伦不遗余力地谋求中大与社会事业和学术机关的合作。如，与江宁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与中央棉产改进研究所合作棉作实验，在江苏省推广纯良棉种，开办中等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班，与实业部合编《中国经济年史》，进行淮河流域土壤分析、四川石油调查和滇边地理考察，等等。这一系列研究活动，既有利于国计民生，又拓宽了学校研究经费渠道，还增强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由于罗家伦具有“长于建设，勇于担当”的长处，且尽职尽责，很快，中央大学在各个方面都有了跨越式的发展。至抗战前夕，他任职仅仅五年，中大已颇有最高学府的恢宏气势。仅仅图书杂志一项，即可见其一端。接受东南大学图书馆时，中西文藏书共有4.8万册，而到1937年，中大图书馆收藏图书已达40.7万册（中、西文各半）。1932至1937年间所购中文书中善本极多，不胜枚举；西文书中也大多是较珍贵者，如Ceographical Journal，连续刊行134年。最贵的杂志达7000元一套，但为了研究的需要，罗家伦均不惜巨资，全部购齐。此外，由于院系学科众多，教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甚多，中央大学亦大量购进。
罗家伦使中大得到了“安定”和“充实”，1934年时，他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因为抗战前，中央大学校址原在南京城内，车马喧嚣，不适于修养学问，而且地址狭小，只能容纳一二千人。所以，罗家伦打定注意要在市郊另觅校址，建造一个能容纳5000至10000学生的首都大学！按照他的设想，学校里面还有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他把这称为自己的“玫瑰色的大学梦”。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为240万元，并训令行政院自1934年度接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新校址最后选定在南京南门外约7公里处的一片叫石子冈的地方。那里气象宏大，山林起伏，非常时期还宜于防空；同时离秦淮河上游不远，有一支流从此经过，不仅增加校景，而且还有工程和农业上的用处。此外，北面是龙盘虎距的紫金山，南面是树木葱茏的牛首山，东面是天印式的方山，登高可见滔滔长江，照罗家伦的说法，“这二水三山的中间，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
按原定计划，一年以后工学院和农学院就可以先期迁入，30个月以后新校即可全部完工。但新校址动工半年后，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1937年8月，日本人攻占了上海。1937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中央大学西迁，罗家伦“玫瑰色的大学梦”因而破灭。
但他并不死心，为此特地留下了自己的“文化遗嘱”：希望“于抗战胜利以后，每个爱护中大的人，是一定要把它实现的！”
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内战很快爆发，所以他的这个遗愿也就终未实现。如今，石子岗一带已成为火葬场的所在，人们何曾想到，此处深埋着一个大学城的辉煌梦想，而这一大学城的梦想之地竟然成为火葬场的所在，又是一种多么让人哭笑不得的讽刺！
二、就在这间仅存一面完壁的危房里，他照旧办公，并且撰成《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亮出精神之剑：“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一般的规律，教育发展的黄金岁月是国家战乱甫定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战争频仍的年代，教育能够勉强维持已属不易，而要想发展，自然是不现实的幻想。
但是，国立中央大学却超越了这个惯例，把幻想变成了现实。就在八年抗战的“炸弹下”，她的发展不但没有停步，反而达到了鼎盛。
现如今，当国人回眸中国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立即便会想到西南联大。的确，聚集在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许多知名学者更易于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从这所学府走出、日后荣膺国际顶级大奖的佼佼者也为其母校增添了耀眼的光环。但是，人们却常常忽视了如下事实：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即统一招生的几年中，当时全国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报考的第一志愿。截止到1941年中期（即罗家伦离校时），中央大学设有七个学院（文、理、法、工、农、医、师范），一个研究院，五十六个系科，九个研究部，一个专科学校，一个附属中学，以及医院、农场、工厂等一系列下属单位；有专职正、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在校大学生3153人，全校开设课程共829种。而上溯到抗战开始时，上述最后两个数字却分别为1072人和524种。显然，这不仅是战时，也是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门类最为齐全、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另外，四十年代初，国民政府教育部选聘若干“部聘教授”，在前两批的45名中，中央大学入选12人，超过其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样一组数字，无可置疑地说明中央大学才是抗战时期中国高教界的龙头老大。而领导这所“超级大学”的罗家伦作为抗战期间中大的校长，其个人的战略眼光、历史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精神都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抗战一开始，位于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即先后四次被炸。第一次被炸后，罗家伦就开始准备迁校。其实，对迁校之事，罗早有准备，“七七事变”一年前，他就叮嘱总务处，造500多只木箱，箱里钉上铅皮，准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军刚侵入华北，很多人认为中日会有“和”的可能，认为罗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责之辞不绝于耳。对此，罗一本初衷，并不解释。关于新校址，大家也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迁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张迁上海租界，有的主张迁武昌珞珈山，而罗家伦当时就清醒地看到，中日战争会持续很久，如果迁校，最好一步到位，迁至重庆。因为重庆为战时陪都，从南京到重庆有水路可以直达，而且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由于未雨绸缪，所以中央大学的迁移最为顺利。学生们都坐船离开了南京，全校的图书仪器都运出来了，就连航空工程系为教学用的三架飞机，医学院供解剖之用的24具尸体，都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转移到了重庆。
就在南京沦陷一天前，罗家伦还最后一次巡视了学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儿畜牧场中有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当时已无法带走，不得不忍痛作出决定：放弃禽畜，员工转移。但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不舍得放弃，于是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当他们带着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时，一个个衣衫褴褛，罗家伦见到后也忍不住落泪，竟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罗家伦在压力之下做出的迁校决定，实际上为中国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大学。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复课。在炸弹如雨的战争年代，安定已无从谈起，但即使得不到经费的全额支持，中央大学仍然有较大的充实和长足的发展，学生人数从一千多增加到三千多，为此还开办了柏溪分校。有一次，日机轰炸沙坪坝中大校舍，炸塌了二十多座房屋，罗家伦的办公室也在其中。就在这间仅存一面完壁的危房里，他照旧办公，并且撰成《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掷地有声地亮出精神之剑：“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他向学生演讲“新人生观”，多达十五次，其内容包括“动的人生观”、“创造的人生观”和“大我的人生观”。1942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人生观》，罗家伦将它作为战时的精神礼物，“献给有肩膊、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他希望中国人具有“理想”、“智慧”、“人格”、“道德的勇气”、“知识的责任”、“运动家的风度”和“文化的修养”。此书出版后，五年间再版二十七次，是名副其实的畅销读物。一位重庆时期的中央大学学生忆述的一件“凡常小事”也足以展示他的责任心之重：“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警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们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着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也美极了。”
有人认为，在罗家伦的大学理念和办学实践中，他在承认大学“知识的责任”的同时，更加突出了大学对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培育服务于国家政权需要的现代国家公民，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灌输主流的意识形态和党派价值观。而实际情况是，集政、学于一身的罗家伦虽然注重用“政”来统驭“学”，但在教育实践中，即使在抗日战争这一最需要实行集中统一的非常时期，也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放弃“教育独立”、“学术自由”这一世界大学教育之通则。在重庆期间，中大各院系负责人虽迭有更动。但变动并不太大。许多院长、系主任人选虽有调整，但作为知名教授仍然在学校执教，丝毫不影响学术研究和教学计划的安排。当时，各院系实行的基本上还是教授治校，一切大政方针均由教授会研究决策后执行，例如对教务、总务、训导三长的调整．均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和建议，院长、系主任人选由院系教授们磋商决定。也有的系主任是经过协商后轮流担任的，如农经系曾先后由张德粹、吴文晖、刘世超、刘庆云等教授担任；农学院长先后由薛培元、冯泽芳、罗清生等教授担任。当时的教授们都以研究学术、重视教学质量、培养优秀人才为主要任务，对官衔名位不感什么兴趣，这种优良质朴的风气深受学生们的崇敬。
图书馆是高等学校学习的主渠道之一，也是衡量大学办学层级的主要指标之一。这一点中大得天独厚。抗战期间50余万册中外图书并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全部西迁来渝。修建在重庆松林坡顶的图书馆是一座简易的平房，不足1000平米，只能容纳500个座位，而学生超过数倍，这就产生了僧多粥少的现象。占座位、抢图书就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各系教授指定的必读原文参考书成了“抢”的重点目标。大家珍惜图书馆晚上开放的宝贵时间，每晚都要“抢座位、抢参考书、抢灯光（因电灯光微弱，要抢距电灯近的位置）”。学习条件已相当困难，而生活条件就更加艰苦了。尽管战区流亡学生可以申请贷金，吃饭不必自己掏钱．然而其他生活和学习的必需品自是不能缺少。解决的办法．有条件的可靠亲友的资助，一般则靠自力更生、勤工俭学等办法来解决。抗战中后期物价飞涨，教授们待遇菲薄，维持不了最低生活，有友邦愿意为教授们提供补助，然而中大的教授却在1942年11月12日联名发出了“致全国大学教授书”，委婉谢绝友邦给予的生活补助费，以顾全国家的体面和民族的尊严，显示了中国知识人的骨气和志气，令国人肃然起敬！
在头顶敌机炸弹，生活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中大的老师、同学们“以教育对教育”，坚持开展学术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以酬爱国抗日之志。全校427名正、副教授、85名讲师，同时开设共900余门专业课，门类之齐全，涉及专业之广泛，国内罕见，在此基础上，全校各院系的学术活动颇为频繁。当时校内常以院、系或院会、系会的名义来主办各种学术活动。也常有跨院系的讲演，如由教育系许恪士教授发起组织的“沙磁区星期学术演讲会”等，该会自1941年4月举办第一次演讲到1945年5月结束，前后长达4年，共进行了两百余次演讲，讲演的内容广泛，涉及到国际形势、国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教卫生、思想品德修养等等。讲演的地点或在柏溪分校，或在松林坡本部大礼堂或101教室，也有设在重大礼堂或南开中学礼堂的。在柏溪分校的学术演讲，有方东美教授主讲的《中西文化上之几个对比》、工学院院长杨家瑜教授主讲的《世界大战与工业建设》、电机系主任陈章教授主讲的《工程师与工业化》、许恪士教授主讲《从话说天下事说到我们青年当前的责任》和《太平洋战局之分析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教育系胡家健教授主讲《大学精神》、艺术系陈之佛教授讲《美育与科学》、中文系李长之教授讲《文艺批评家所需要的学识是什么》等等。在松林坡大礼堂或其他地点的学术演讲，其涉及范围更广泛，视野更开阔，学术性更强。如罗家伦校长讲《二十二年之回忆》、顾毓琇校长讲《战时中国工业之新发现》、历史系缪风林主任讲《历史的教训与国家的前途》、机械系陈大燮主任讲《什么叫机械化》、气象系黄厦干主任讲《气象事业与国计民生》、历史系缪风林主任讲《战斗至上论——从国史证明战斗至上为历史的真理》、常任侠教授讲《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之变迁》，等等。讲演者并不限于中大的知名专家、教授。也邀请有社会各界名流主讲。如请周恩来讲《第二期抗战形势》，邓颖超、李德全讲《妇女与抗战》，孙科讲《抗战国策之再认识》。翁文灏讲《科学思想为近代进步之基础》，美国驻华大使讲《动荡中的国际形势》，实验剧院王泊生院长讲《明末戏剧在政治上的策动》，中央研究院朱家骅院长讲《国际形势的演进》，黄少谷讲《青年在现阶段应负的使命》，张伯苓讲《九一八的感想》，重大叶元龙校长讲《物价问题》，卫生署长讲《国民营养问题》，漫画家丰子恺讲《艺术与生活》，美学家朱光潜讲《谦虚与自尊》，剧作家洪深讲《历史与戏剧》，昆虫学家邹钟琳教授讲《昆虫与人生》，化学家高济宇教授讲《化学战争》，郭沫若讲《二期抗战中国青年应有之努力》，冯玉祥讲《抗战建国》等等。这些演讲内容深入浅出，既有面对世界和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又有与中大地位相称的学术的重量和理论的高度，对校内外的广大青年学生极有吸引力，所以听众踊跃．每次演讲都被师生们围挤得水泄不通。这样的学术演讲活动为中大营造了浓重的学术氛围，同时也使中大赢得了战时首都学术中心的地位。
1939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推动一批科学界的专家学者，组织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大知名教授金善宝、梁希、潘菽、涂长望、干铎等人均为座谈会的固定成员。他们交流信息、宣传科技知识，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抗战多做贡献。在周恩来等人的指导下，1945年7月1日在中大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协工作者协会”，选举竺可桢任理事长，李四光任监事长，涂长望任总干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总会设在沙坪坝。西北、西南一些大城市先后成立了分会，在美、英、法等国亦设有分会。后由中国科技协会发起成立了“世界科协工作者协会”，涂长望代表中国科协参加．并被选为理事。中大在国内和世界科学界的地位也由此奠定。
战时的中大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学术活动也极其频繁。中国画坛上的知名画家，如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吕斯百、黄君璧、张书祈、吴作人、王临乙、马铣繁等，均荟萃于中大艺术系，并组织成立了嘉陵美术会、蜀光美术会等。他们用画笔为抗日呐喊，为和平呼吁。他们在校内外公开举行画展，如徐悲鸿的马、吕斯百的风景、倪则稣的“何处是家园”，等等，异彩纷呈。徐悲鸿的《鸡鸣图》受到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来士的赞赏，徐乃以之相赠。为了争取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花鸟画大师张书旂精心绘制“百鸽图”精心绘制“百鸽图”，画长4．5米，宽2米，画面上衬相思树，下配杜鹃花，图中绘有羽毛丰满、千姿百态、丰神秀逸的和平鸽，色彩鲜艳典雅，格调和谐静逸，和平之春的意境洋溢纸上。我国以此画赠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赞誉他为促进世界和平所作出的贡献。1941年秋，张书旂赴美举办个人画展．当场表演中国的绘画艺术，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好评，并被誉为“神笔”。
中大师生们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校内课外戏剧活动颇多，校本部组织有平（京）剧社．可与专业水平比美。话剧则更为活跃。校内组织有万岁剧社、春秋剧社、风云剧社、南友剧社和戏剧学会等，先后演出的剧目有《清宫外史》、《棠棣之花》、《风雪夜归人》等．杨村彬、吴祖光、曹禺等专业戏剧作家曾亲临指导，有些剧目曾公开对外演出，颇得好评。而最为普及且经常活动的是课外音乐会。在人人大唱抗日救亡歌曲的基础上，一些有一定音乐素质的同学纷纷发起组织歌咏团，如全校性的伶伦歌咏团，与重大合组的嘉陵歌咏团，与五大学合组的联合歌咏团（中大、重大、政大、音乐院、艺专），以及本校各院、系的歌咏队等。这些歌咏团队经常组织正规的音乐会，演唱形式多样：从抗战初期的齐唱曲，逐步发展到重唱曲（二重、三重、四重唱等）、合唱曲（男声、女声、混声合唱）和四部大合唱等等。曲目内容丰富多彩，既包括抗战歌曲的大合唱，如《抗敌歌》、《旗正飘飘》、《黄河大合唱》等，也有抒情性艺术合唱曲，如《垦春泥》、《长恨歌选段》；既有民歌合唱如《阿拉木图》、《半个月亮爬上来》，也有《圣母颂》、《马赛曲》等世界名曲合唱。在独唱方面，既有民歌独唱如《康定情歌》、《马车夫之歌》，也有艺术水平较高的创作曲独唱如《思乡曲》、《嘉陵江上》等。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流亡三部曲的《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从抗战初期一直传唱到抗战胜利；电影插曲的《渔光曲》、《热血》、《毕业歌》等更是从进校一直唱到毕业，历届中大的学子真正做到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中央大学当时所在的沙磁区是重庆学术、文化中心，而中央大学是这个文化区的核心。[2]
从九一八事变起，抗日救亡之火就在中大校园内熊熊燃烧。迁渝不久，沙磁区各界成立救国会。中大学生黄天明出任总干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次年1月．中大学生自治会创办《全民抗战》周刊，更加深入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介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内容。抗战不久，敌机即开始大肆狂轰滥炸后方各大城市的和平居民，重庆、成都和四川各县也屡遭空袭，伤亡惨重。中大市中区办事处中燃烧弹被焚，学生多人被炸死；松林坡校本部也多次被敌机轰炸、骚扰。在如此艰困的条件下，全校师生一方面坚持勤奋学习．以此报效国家，同时师生们节衣缩食，甚至变卖衣物、书籍和珍贵的纪念品，以全部所得踊跃献金，支援抗战。1944年沙区各校的献金热潮中，中大献金总额名列第一。当时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事需要，抽调毕业班学生任盟军译员，中大四年级同学一致踊跃应征，当他们整队去浮图关接受入伍训练时，队伍经过沙坪坝、小龙坎，市民们“夹道欢送．盛况空前”。
三、面对大学里的学潮，教授的清高，蒋介石虽为一国领袖，但也只能“戒急用忍”，还得想办法讨好教授。请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吃年夜饭，就是他采取的拉近跟教授们关系的方法。
讲国立中央大学，不能不提蒋介石。因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身为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三军统帅的蒋介石，曾经兼任过中大校长，并因此留下了一些发人深思的故事。
其实，蒋先生兼任中大校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此之前，中大校长已几次难产。自1932到1941年，这所国民政府时期的全国最高学府一直由罗家伦担任校长。罗任校长，使重大稳固发展了近10年。1941年，罗家伦辞任校长，受命去云南为远征军出国作战做准备工作，蒋任命原北大教务主任顾孟余为校长。1943年初．顾孟余因拒绝去中央训练团受训，再加上在办学理念上与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产生了矛盾，因之愤而辞职，学校也因此闹起了学潮。在校本部的全体同学经过讨论一致决议罢课，并徒步去歌乐山林园．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愿，要求挽留顾校长，拒绝教育部另派他人来校接任的训令；并提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党派退出学校”等一系列民主要求。经过一段时期的坚持，教育部无法解决。后来陈立夫先是想调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前来任职，被中大师生集体反对，接着又想自己兼任校长，谁知学生们听说后反对之声更加激烈，在校内贴出大字报，批评陈立夫一介党棍来当校长，简直是污辱中大。中央大学的抗议影响很大，陈立夫忙向蒋介石求救。当时正值抗战，蒋为了尽快平息事端，便亲自兼任校长，并调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来任教育长，常驻校内代行校长职务。这样，一场“校长风波”被平息下去了。从此，学生自治会门前一带就形成了“民主墙”。
“校长风波”虽然平息，但蒋介石这个校长当得却并不愉快。以一国元首的身份来当大学校长，换做今天大陆的任何一所高校，都会受宠若惊而感到脸上无上荣光，可是当年中大的很多教授却不服气，认为以蒋的学历当大学校长，是不够格的，当时就有教授扬言要辞职。教授开会要点名，但是逃会不给蒋校长面子的老师也不在少数。不但教授们牛气，连学生们也清高。中大举行学生毕业典礼，蒋介石高高兴兴地前来，准备亲手授予学生毕业证书，以示师生情谊。可是点名点了好多个，只有一个学生上来，还是代领，惹得蒋先生扔下证书，拂袖而去。
这样的尴尬事还有许多。但面对大学教授的清高和学生们的狂气，蒋介石虽为一国领袖，却并没有以势压人，以权整人，反而放下架子想办法讨好教授。请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吃年夜饭，就是他采取的拉近跟教授们关系的方法。这种习惯一直到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后，每年教师节或年初，蒋介石都会约请各大专院校资深教授聚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国知识分子与领袖及政府的关系。知识分子普遍还是具有独立人格，起码是在努力维持或追求这种独立人格，而政治人物也都还保留着礼贤下士的传统，并以此为政治美德，整个社会也还存在着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生存空间。
蒋校长也不搞“外行领导内行”，所以基本不过问教学上的事，学校里的实际教务由教育长负责。作为校长，他最喜欢的事情是巡视学校食堂和学生宿舍。他非常重视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有一次他巡视到宿舍楼洗脸间时，因为天热，几个学生正在冲凉，忽然看到蒋来了，抱着盆愣在那里，和校长“赤诚”相见，也忘了行礼，蒋也并不介意，只是笑了笑说：“你们的体质还是很不错的嘛。”
蒋先生任中大校长期间，还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抗议，抗议活动是因学生伙食而起。因为抗战，即使中大这样的重点学校，伙食也急剧下降。学生们贴出大字报，抱怨“物价飞涨，贷金过低，以致伙食太坏”。当时学生们吃的主食米饭因掺有沙子、煤屑、稗子、稻谷而号称是“八宝饭”，难以下咽。教育长和训导长向蒋校长反映情况时，说学生们是以伙食为借口“倒孔（祥熙）”。当时孔家二小姐从香港撤退时用飞机舱位装洋狗被揭发，西南联大和中大同时酝酿抗议，中大已经有人贴出“拥护蒋主席，反对蒋校长”的大字报。事情已经衍化为政治时间，且矛头直指最高领袖。可蒋听后只说了一句：“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
这天中午，蒋校长来到食堂，径自走到大饭桶前，盛了一碗“八宝饭”，取了一份菜开始就餐。吃了一口被硌了下，但还是咽了下去，然后又到大饭桶前盛了第二碗，一面吃一面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桌的学生回答：“一年四季都是这样。”蒋对随行官员说：“米质太差，菜里的肉太少，要设法改进。他们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不能亏了他们。”三扒两扒又吃完了，还把下饭的青菜、萝卜份菜吃了一大半。接着，又到饭桶去盛了第三碗，把份菜倒进饭碗里，全都吃光了。时年57岁的国家元首蒋介石居然比学生还能吃，而且和学生一样，吃的是“八宝饭”，一下子把学生都给镇住了。食堂抗议最终也平息了。当然，那之后，中大学生的伙食确实有所提高。
1944年8月，蒋介石正式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随后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琇接任，中央大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上任时，顾毓琇向报界发表谈话说：“今后的中央大学应注重学术研究，提高研究风气，改善研究人员待遇。盖注重学术为教育人才和培育文化的根本原则”，“学校行政方面，应以教授为第一，尊重教授的地位及其学术上的成就”，“避免学校机关变成行政机关”。
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
蒋介石辞去中大校长职务后，一直保留着中大终身荣誉校长的名分。他对中大的最大贡献是以身示范，确认了政治与学术的平等地位，确认了教育、学术与知识阶层的独立地位，而这，正是现代大学成其为大学的根本所在，也是民国时期大学所普遍坚守的通则。
